今年四五月間，我隨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團赴美訪學一月，歷經10城。飛機旅行似蜻蜓點水，短期中接觸面頗廣，拉手道乏，舉杯祝酒的人數，每城以百計，數量沖淡了質量，思想交流少於禮儀交歡。即在專業座談會上，話題方啟，思路方通，散場之刻已到，如謂訪學則難入堂奧，因此，這次訪問實際上只起了個重建聯繫的作用。
我個人的特殊條件更使上述情況較為突出。一是社會學和人類學在美國是兩門學科，一般是各自設系，井水河水各有其道。我卻是個兩棲類，兩門學者都以同行相視，不宜軒輊，因而須兼顧雙方，任務加倍，未免顧此失彼。二是少壯好寫作，狂言拙作流傳海外已有40年，同行後起者大多讀過這些書，加上20年來有關我個人的謠傳頗多，此次出訪，多少有一點新聞人物的味道，要求一見之人為數較眾，難免應接不暇。三是我三十多年來和國外學術界實已隔絕，最近幾年雖然接觸一些外文書刊，也沒有時間精心閱讀。接到訪美任務後，佛腳都抱不及，倉促啟行，心中無數。新名詞、新概念時時令人抓瞎。四是舊時相識，多入鬼錄；倖存者眾多退休。現在這兩門學科的主力幾乎全是我同輩的學生。後輩之歌，曲調舛異，領會費神。五是兩種文化、兩種社會，在講文化、講社會的學科里要找一套能相互達意的語詞原已匪易，而我又得借用本來沒有學好，又是荒疏已久的英語作為交流工具，當然難上加難。
以上是這次赴美訪問個人所處的不利條件。為了克服這些困難，我想唯有找個我認為可靠的引路人當嚮導。他是我在燕京大學讀書時（1930～1933年）的同班同室的老同學楊慶堃。他是美籍華人，從40年代起即在美國各大學裡任社會學教授，現在匹茲堡大學任教，是該校六個榮譽教授之一，在美國社會學界有一定地位，認識的人多，堪當識途老馬。由於美國大學教授退休年齡延到70以後，所以和我年歲相若的這位朋友還能在這門學科中活動（退休後就不同）。我在出發前就把我要了解美國社會近年來的變化及當前美國社會學的基本情況的問題提綱寄給了他。他為我向我所要訪問的各大學裡的同行熟人進行了聯繫（為此他打了一百多次長途電話），使一些學界同行能事先安排和我會晤的日程和根據我的要求進行準備。
我在結束華府訪問的序幕後，即同薛葆鼎同志同去匹茲堡（他是匹茲堡大學畢業生），各就老關係，摸索門道。我找到楊慶堃，在三天中，除受到該大學隆重款待外，向該校社會學系諸教授深入長談。楊又怕我年老記憶力衰退，約請相熟的教授三人分別為我編寫備忘錄，其中有關美國社會變化部分長達160多頁。這樣熱心相待，在美國是少見的。這三天的集中學習為我這次訪學打下了有益的底子。
同時也得到一條經驗，在調查研究的工作中，必須找到熟悉調研對象的嚮導，依靠他去建立群眾關係，發動他們的積極性提供資料。學術訪問也應採取這個方法。
通過老楊的事先聯繫，我抓了三個重點（匹茲堡除外）進行比較深入的了解。每個重點都抓住一個人，他們是：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弗里德教授（Merton H.Fried）；波士頓，MIT（麻省理工學院）的皮蒂教授（Lisa Redfield Peattie）；芝加哥大學的特克斯教授（Sol Tax）。
弗里德解放前曾在中國研究中國社會，能講中國話，懂漢文。他現在任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系主任，他的著作以概論著名。關於中國社會的研究有一本Fabric of ese Society（1953年初版，1970年再印）。我是兩三年前在一次招待某一美國學術代表團的宴會上初次和他相見的。他當時就送了幾本著作給我，這次我到紐約，適逢他去加拿大出席一個學術會議。為了要和我見面和組織一次討論會，特地請假返回紐約。我跟他在一起有一個上午和半個下午。我在他主持的一個較大型的座談會上發了一次言，主要是根據我去年在京都（日本）的發言稿朗誦的，接著答覆聽眾提問。會後反映答覆問題印象比發言為深，但感到時間不夠（實際上答覆問題時間長於發言）。以後，我吸取這個經驗，發言以少而明確為上，多留討論時間，可加強針對性，效果好。弗里德總結時說這是三十多年來中國社會學者向美國學術界第一次的學術演講，說明了中國社會科學是有成績的，值得學習的。《華僑日報》對這次座談會有連載兩天的報道。會後，弗里德約了幾個教授請我吃中國館子，在親切的氣氛中交換意見，並於飯後驅車巡視有名的紐約黑人聚居區哈蘭姆，為我講述黑人問題，坦率誠懇，得益匪淺。
皮蒂教授是前芝加哥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主席雷德斐爾德（Robert Redfield）的女兒。雷氏是美國人類學界從40年代～60年代初期的挂帥人物。在學術上倡導對農村的鄉土社區進行實地調查研究，卓有成績。他的調查基地是拉美的農村。不幸早死。我和皮蒂可說是有三代的交誼，皮蒂的外祖父派克（Robert Park）是建立芝加哥社會學派的主帥，1933年到燕京大學講學，我聽了他的課，受他的影響，開始提出實地調查中國社區的主張，和楊慶堃等同學一起編印《派克社會學論文集》。1943～1944年我初訪美國，在芝加哥見到派克的女兒，即雷德斐爾德的夫人，皮蒂的母親。雷夫人自告奮勇，幫我編寫Earthbound a一書，當時我根據中文底稿逐句口譯，她邊記邊問，然後寫成英文，半年脫稿。我又在雷氏的鄉間舊居寫該書最後一章，日夕相處，情誼頗篤。當時皮蒂還是個中學裡的小姑娘。1949年雷德斐爾德應約到清華講學，攜眷及幼兒詹姆斯住在燕京大學招待所。我又和他夫人口述我當時在各刊物發表的文章。她回國後，彙編一書即a''s Gentry（《中國的士紳》）。當時詹姆斯還在小學。解放後，我和他們斷絕來往，其間雷氏夫婦相繼逝世。雷夫人經常向其子女及友人表示對我的懷念，並於死前遺囑將我在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兩書版稅保存，中美復交後歸還我。其女皮蒂繼承父學，是MIT第一個女教授，曾在拉丁美洲調查研究，著作受到人類學界的重視，主要是研究第三世界工業化所引起的社會問題。現在MIT人類學系研究波士頓的公助住宅問題。她把人類學研究開展到現代城市規劃中的人事工程的領域，是一棵人類學裡的新苗。其弟詹姆斯已在芝加哥大學任古典文學教授，有著作，用人類學觀點研究古代希臘文學，別樹一幟。
我到達波士頓，皮蒂即來寓所相訪，驅車到她所研究的地區巡視，一路介紹研究經過和她的見解。我向她說：我在三十年代沒有認識她的父親，天各一方，但是到40年代一見面，卻發現我們平行地在研究同一個領域，得到很相近的體會。現在又見到她，30年的分隔，又走到一處去了。但是，現在是她已走在我的前面，對第三世界現代化過程中社會問題研究已經做了有十多年了，目前又開始研究美國都市問題。我還說，她的治學像她的爸爸，她的文采像她的媽媽，寫一手簡潔流利的好文章，在幽默處勝爹娘一手。她又帶我去拜訪退休中的美國社會學老輩，我初訪美國時的名教授，休斯（Everett Hughes），派克的接班人。他送了我一本他寫序、跋的《派克傳》。皮蒂的談話使我對美國社會多了一些較深的認識。
特克斯教授早年是雷德斐爾德的助手，繼承後者的學業，60年代是美國人類學界的挂帥人物，歷任美國及國際人類學會的主席和國際性權威刊物《當代人類學》的主編，現年73歲，已退休。我過去沒有見過他的面，1943～1944年我在芝加哥時，他正在拉丁美洲調查。但由於我和雷氏一家的關係，他對我是十分熟悉的。這次見面分外熱情。我和他在芝大召開的人類學座談會上相見，當即約我於下一天到家相敘。翌日，一早，他偕夫人及女兒女婿四人親自來迎接我到他女兒家做客。他的女婿弗里曼（S.Freeman）是芝大人類學系教授，年輕健談，議論新穎，常不苟同其翁之論。其女蘇姍是另一個大學的人類學教授，當天收到一本她新出版的著作，就送給我，作為紀念。我坐定後，陸續有他相約的知交來到，包括和特克斯齊名的同事伊根（F.Eggan）。這次家敘，談得透徹。弗里曼夫婦分析尖銳，如指出「行為科學」這名詞的產生是由於美國社會科學者想拿福特基金的錢，而這個基金的董事們卻認為「社會科學」這個名詞和「社會主義」太接近，這些人因而製造了這一新名詞。他也同意我的看法，社會科學中許多新名詞是舊貨上貼上的新牌子。他很痛快地點出：美國人類學的理論是通過英國輸入的大陸貨，特別是法國產品。這些都是一針見血的提法，給人啟發。
特克斯是年老持重的人，他的一生以提倡行動人類學（A Anthropology）出名。其實這並不是一種新的理論，而要求人類學必須為其研究對象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