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36年作為清華大學公費生到英國去留學的。進倫敦經濟政治學院，讀人類學。1938年畢業回國。這裡要追記的是這一段留英生活。但順著回憶的思路聯想到許多和這段生活有關的事，不受題目的拘束，也把它們寫了下來。
先說我是怎樣得到留學的機會的。
30年代，我在大學裡念書時，周圍所接觸的青年可以說都把留學作為最理想的出路。這種思想正反映了當時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青年們的苦悶。畢業就是失業的威脅越來越嚴重。單靠一張大學文憑，到社會上去，生活職業都沒有保障。要向上爬到生活比較優裕和穩定的那個階層里去，出了大學的門還得更上一層樓，那就是到外國去跑一趟。不管你在外國出過多少洋相，跑一趟回來，別人也就刮目相視，身價十倍了。留學已多少成了變相的科舉。有些大學生著了迷，搞得顛顛倒倒，這些形象對於讀過《儒林外史》的人似乎是很熟悉的。
但是以留學和科舉相比還有點不同：封建時代有資格大做其金榜題名美夢的人範圍似乎廣一些，至少傳統劇目里足夠反映出狀元公這個人物在群眾的想像中也並不是那麼高不可攀的；熬得過十年寒窗，百衲的青衫也會換得成光彩奪目的紫袍。留學卻沒有這麼容易。這是個資本主義的玩意兒，講投資，比成本。最便宜的是留東洋，一年也得五六百塊白洋，要留西洋就得五六千。如果要取得個洋博士學位，至少也得兩三年，沒有千把萬把白洋，只好望洋興嘆了。
留學要花錢，錢從哪裡來？這裡有「官費」「自費」「公費」等的不同。初期，清朝政府要培養洋務人才，派留學生出洋，但是當時社會上有地位的人還很多不願離父母之邦，入鬼子之國，更少願意自己掏腰包送子弟出洋。因此，留學生的費用全部得由官家負責，此之為官費生。留學回來的人，官運亨通，洋翰林比土翰林更吃香。學而優則仕，原是當時知識分子的守則，留學回來有官可當，群焉趨之。官費留學的機會逐步就被達官貴人所把持，用來培養他們自己的子弟，扶植自己的勢力，和這些有權選派留學生的權貴沒有關係的就沾不著官費之光。沾不著光而又有錢的人家，要送子弟出洋，就只有自己出錢，此之為自費生。
除了政府遣派的官費生和自己家裡出錢留學的自費生之外，還有一條讓既沒有錢又靠不上勢的青年可以得到留學機會的路子，這是一條帝國主義安排下的路子。帝國主義者拿錢出來收買中國的青年，為了要培養為它服務的工具。但是它不能太明目張胆地這樣做，必須找一些好名好義來掩蓋一下。所以這條路子的花樣多，走起來也比較曲折。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國利用「退回庚子賠款」的名義建立起來的「清華學校」（最初叫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後來改稱清華學堂，又改稱清華大學）。這段歷史我自己不熟悉，另外有人可以敘述，不必在這裡多說。我要在這裡指出的是它和官費、自費有所不同。它是採取公開考試的方法來招生的，因而使得許多原來在錢和勢上都不足以走上留學道路的青年有了留學的機會，使他們也可以大做其留學美夢。這種通過考試取得別人的錢去留學的則稱之為公費生，以別於官費和自費。
我是靠清華的公費出去留學的，但是又不同於經過「留美考試」的公費生。為此，得把清華公費留學的情況簡單說明一下。
清華留美預備學校或是後來的清華學堂，都是專門為準備出國留學的學生進行補習的學校，是一個「加工廠」。招收的是十四五歲高小畢業程度的學生，要經過七八年才送去美國留學。凡是考得上這個學堂的就取得了留學資格，加工期滿，照例一定放洋（除了招收這種小學畢業生之外，也有少數年齡較大的，在清華園住上幾個月就出洋的，此外還有已經在美國的留學生可以申請清華補助等）。1925年這個辦法改變了，清華學堂成立了「大學部」，1928年學校的名稱也改成了清華大學，意思是不再做加工廠，而是個出成品的工廠了。清華大學畢業本身並不是個公費留學的資格。但是另一方面清華還是每年要為美國遣送一批留學生。於是另外定出了一個留美考試的辦法，報考的資格也由小學畢業提高到了大學畢業，而且不僅清華大學畢業生可以報考，其他大學的畢業生也同樣可以報考。每年在報上公布當年招考哪些科目，每科多少名額。這叫作「留美考試」。另外，清華還保留一些公費名額給自己研究院的畢業生和各系的助教。我是以研究院畢業生的資格取得公費的。清華的研究院招收大學畢業生，規定至少學習兩年，提出論文，經過考試及格就可以畢業。每年在畢業生中按平時的學習成績和最後畢業考試的分數，經學系的推薦，挑選若干，給予公費留學的機會。
當時這種性質的公費留學，除了清華的留美考試之外，還有中英庚款的留英考試，聽說中法大學也有類似的公費遣派留學生的辦法。在三十年代下半期，這類公費留學生的數目在留學生的總數中占相當大的比例。
此外，在我國各地所設立的許多教會學校和青年會等團體，也為外國吸收我國學生安排一些路子，但是這些路子並沒有上面所說的那樣明顯，而且也比較分散。因為我在進清華大學的研究院之前在燕京大學讀過三年書，所以對這些路子也知道一些。
原來美國各大學裡有一種助學金和獎學金制度，錢的來源是私人的捐款。美國這樣的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常常要逃避捐稅，假冒偽善地捐些錢做做「功德」，幫助清寒學生上學和獎勵成績優秀的學生是其中之一。各大學也以此做廣告來招攬學生，每年在「校覽」上公布，說明給予助學金和獎學金的條件，符合條件的人都可以申請，受惠的學生不受國籍的限制，甚至也有專門指定給哪一國留學生的。
這一類助獎制度並不採取公開考試的方式，而是由各大學所設的審查委員會根據申請人所提出的機關或個人的推薦書來挑選。推薦書自然都是為申請人說好話的，所以真正起決定作用的是哪個推薦機關或推薦人腰杆子粗和哪個大學的關係深。推薦人也就舉足輕重，成了經紀人。美國教會在中國設立的這些學校、青年會等就利用這個經紀人的地位為他們的學生或朋友找留學的機會。由於這種助獎制度本身並不是統一的，也不是固定的，有資格推薦的人可以推薦也可以不推薦，推薦了有沒有效也不一定，所以在這些教會學校里雖則表面上並不像清華一樣標出留學科目的清單，公開號召角逐，而實際上為了爭取留學機會也對師生關係、教師之間和學生之間的關係發生深刻的影響。比如說一個學生想得到推薦，他就得多方接近有勢力的教授，博得他的青睞。那些教授就又利用這個經紀人的地位在學生里發展他個人的勢力。而且同學之間為了爭取這種留學機會，鉤心鬥角，費盡心機。
當然，除上面所提到的之外，還有自己刻苦積蓄，到外國去半工半讀的留學生，以及更有組織的「勤工儉學」等路子，我在這裡不再一一去說了。
我到英國去學的是人類學。在此可以談一談我怎麼會選上這一門學科的。
我在燕京大學讀的是社會學。從燕京的社會學系，進入清華的社會學與人類學系的研究生院，又到英國去學人類學，雖則是我個人的一個經歷，但也反映了中國學術界這一個小小角落裡的一段歷史，這裡把它記下來或許也是有意思的。
燕京大學之有社會學系是一個名字叫甘布爾（Gamble）的美國人創始的。他是「象牙」肥皂公司的老闆，到中國來做青年會工作，在北京進行社會調查，後來和伯吉斯（Burgess）合寫了一本《北京調查》的書。他進一步，想培養一批中國人能像他一樣一面做青年會工作，一面進行社會調查，反正他的「象牙」肥皂在中國所賺去的錢已不少，就拿出一筆來做這件事。拿這筆錢出來還得有個名義。於是拉住他的母校，美國的普林斯頓大學，成立一個叫「普林斯頓在中國」的基金，交給燕京大學，作為培養社會服務的人才之用。燕京大學拿了這筆錢先辦社會服務系，後來改稱社會學和社會工作系，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添設經濟學系，政治學系和法律學系，合成為法學院。
這一段歷史說明燕京的社會學是從青年會工作和社會調查這兩個底子上建立起來的。它是從美國傳入的，培養目標是社會服務的人才。這一套字眼在美國人聽來很容易懂，因為這是美國資本主義社會的構成部分，但是對於在社會主義社會裡生活的人，這些字眼的含義不加以註解也就不會明白。青年會工作是「社會服務」的一種，它的活動表面上看來是電影院、浴室、彈子房、運動場、業餘補習學校，一直到旅館的綜合體。青年會是基督教主辦的，所以是教會工作的一部分。它實際的作用就是通過滿足一些市民社會生活上的需要來進行基督教的宣傳，也就是從生活服務入手來進行意識形態上的傳教工作。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尤其是在美國，這一類的社會服務特別發達，那是因為在資本家殘酷剝削下勞動人民的生活受到了嚴重的摧殘，出現了各式各樣的所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