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允許我在這本書前，記下一段有關這本譯稿本身的經歷，也是一段我私人的遭遇，和這本書的內容是無關的。把這段遭遇寫出來作為這譯本序言，似乎無此先例。但我又覺得不得不寫，而且只有作為這譯本的序言寫下來最為適當。這一段可說是我一生悲歡離合的插曲，連我自己都不敢信以為真的傳奇。傳奇帶有虛構之意，但是這譯稿的經歷卻是紀實。
這段經歷的開始應當推到60多年前，我初入清華大學研究院的時候。在清華的兩年，從1933年到1935年，可說是我一生中難得的最平靜恬適的生活。就在這「兩耳不聞天下事，一心關注是骷髏」的環境里，我結識了同惠。她姓王，燕京社會學系的學生。我們在燕京同學過一年，但相隔兩班。
1933年暑期我從燕京社會學系畢業後，考入清華研究院，專門跟史祿國老師學體質人類學。當時體質人類學是個冷門，在清華大學其實只有我一人專修過這門整天和人的骨骼打交道的學科。因之我在清華園裡天地很小，「一師一徒」之外很少與人來往。我的社會生活實際上還是留在相去不遠的未名湖畔。
我進清華學人類學，原是我在燕京時吳文藻老師的主意和安排。吳老師在燕京教社會學，提倡社會學中國化。他又聽信幾位國外來的訪問教授的主張，要實現社會學中國化，應當採取人類學的實地調查方法，即所謂「田野作業」。因此吳老師一心一意要說服幾個學生去學人類學。我就是被他說服的一個。
30年代，中國大學裡開設人類學這門學科的很少見。我並不知道為什麼清華的社會學系在系名中加上了人類學的這個名稱，為什麼這個系聘請這一位俄籍教授史祿國。但是要在中國專修人類學可進清華大學的研究院，而且清華大學就在燕京大學的附近，卻是事實。因此，吳老師就出力介紹我走上了這架獨木橋。我在1933年秋季從未名湖搬入了清華園。這一搬動，現在回頭看來是我這一生決定性的大事。決定了其後60多年的人生歷程。
我的學籍雖然從燕京改成了清華，但是我的社會關係實際上並沒有多大改變。未名湖和清華園本來只有一箭之遙。加上當時自行車早已是學生們通行的代步工具，兩校之間，來往便利。這些社會和物質條件註定了我當時結識王同惠的因緣。
這段姻緣也可以說是命中注定的，就是說得之偶然。因為兩人相識時似乎並沒有存心結下夫妻關係，打算白頭偕老，也沒有那種像小說或電影里常見的浪漫鏡頭。事後追憶，硬要找個特點，也許可說是自始至終似乎有條看不見的線牽著，這條線是一種求知上的共同追求。當然這並不是兩個書獃子碰了頭，沒有男女之情。如果連這點基本的人情都沒有，那就成了圖書館裡坐在一張桌子上的同伴了。牽住我們的那條線似乎比鄉間新郎拉著新娘走向洞房的紅綢更結實，生離死別都沒有扯斷。我和同惠原是燕京社會學系同系不同班的同學，按當時燕京的風氣，同系的男女同學在各種聚會上很多接近的機會。相互來往是件尋常的事，所以我們兩人起初只是普通的相識，不涉情意。記得我住入清華後的第一年，大約是1933年的聖誕節，我送了她一件禮物，一本新出版的關於人口問題的書。那是因為節前的一次燕京社會學系的聚會上，我和她有過一場關於人口問題的爭論。我為了要說服她，借這個當時燕京通行逢節送禮的機會送了她這本書。我至今還記得這件事，因為後來我倆相熟了偶然有一次閑聊時，她曾告訴我，是這件禮物打動了她的「凡心」，覺得我這個人不平常。這個評價成了我們兩個人的結合劑，也就是牽引我們兩人一生的這根線。
一個賞識「不平常」的人，而以此定情的人，也不可能是個平常的人。吳文藻老師在為《花藍瑤社會組織》寫的導言里有這樣一段話：「我得識王同惠女士，是在民國二十三年的秋季，我的『文化人類學』的班裡。二十四年春她又上了我的『家族制度』班。從她在班裡所寫的報告和論文，以及課外和我的談話里，我發現她是一個肯用思想，而且是對於學問發生了真正興趣的青年。等到我們接觸多了之後，我更發現她不但思想超越，為學勤奮，而且在語言上又有絕對的天才。她在我班裡曾譯過許讓神父所著的《甘肅土人的婚姻》一書（譯稿在蜜月中整理完成），那時她的法文還不過有三年程度，這成績真是可以使人驚異。」
我抄錄吳老師這段話，是想用同惠在別人眼中的印象來說明她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吳老師對她的評語是「思想超越，為學勤奮，而且在語言上又有絕對的天才」。做老師的對學生是否勤奮為學是可以在班裡所寫的報告和論文及課外的談話里看得清楚的，至於「思想超越」評語中的內涵卻不易體會。吳老師只提到她「肯用思想，對學問發生了真正興趣」。但思想上越過了什麼？我琢磨了很久，想來想去，還只能用她在我身上看到的「不平常」三字送還給她自己了。不是我回敬她的，是吳老師對她的評定。
以上這段話也提到了她翻譯現在我正打算髮稿的這本《甘肅土人的婚姻》。吳老師以此來證明她有語言的天才。她在動手翻譯這本書時「她的法文還不過三年程度」，就是說她只學了三年法文，就有能力和膽力翻譯這本用法文寫成的人類學調查報告了。她學習語言的能力確是超越了常人的天才，一般大學生是做不到的，何況她又不是專業學習法語的學生。翻譯這本書正是她在吳老師的「文化人類學」和「家族制度」班上學習的時候，也正是她對這兩門學科真正「發生了興趣」，和她肯用思想的具體表現。
1934年至1935年，在她發現我「不平常」之後，也就是我們兩人從各不相讓、不怕爭論的同學關係，逐步進入了穿梭往來、紅門立雪、認同知己、合作翻譯的親密關係。穿梭往來和紅門立雪是指我每逢休閑時刻，老是騎車到未名湖畔姊妹樓南的女生宿舍去找她相敘，即使在下雪天也願意在女生宿舍的紅色門前不覺得寒冷地等候她。她每逢假日就帶了作業來清華園我的工作室里和我作伴。這時我獨佔著清華生物樓二樓東邊的實驗室作為我個人的工作室，特別幽靜，可供我們邊工作邊談笑。有時一起去清華附近的圓明園廢墟和頤和園遨遊。回想起來，這確是我一生中難得的一段心情最平服，工作最舒暢，生活最優裕，學業最有勁的時期。追念中不時感到這段生活似乎和我的一生中的基調很不調和，甚至有時覺得，是我此生似乎不應當有的一段這樣無憂無慮、心無創傷的日子。這些日子已成了一去不能復返，和我一生經歷不協調的插曲了。
我和同惠接觸頻繁後，她知道我手邊正有一本已完成而還沒有找到出版著落的烏格朋的《社會變遷》的譯稿，她就要去閱讀。我順便建議她向圖書館借英文原本，邊閱邊校，作為我們兩人合譯本出版。她一向主張我們兩人必須堅持對等原則，她告訴我她正在翻譯《甘肅土人的婚姻》一書，要我同她一樣邊閱邊校將來作合譯本出版。我這時正在為清華研究院畢業時需要考試第二外國語發愁。我的法文剛入門不久，進步很慢。我就同意她對著原文，按她的譯稿邊學邊抄，作為補習我的第二外國語的機會。有來有往，互相促進是一種對等的關係。我和同惠後來雖則已經生死相別，但精神上我們之間還是堅持了這個對等原則。她為我們共同的理想而去世，我就應對等地為我們的共同理想而生。這種信念也成了支持我一生事業的動力。
在我考入清華研究院時，關於研究生的學習時間在章程上並沒有加以規定。所以史祿國老師為我制訂了一個三期計畫，每期兩年，共六年。但到了1935年研究院做出了補充規定，修滿兩年就可以申請考試，考試及格可以畢業，如果成績優秀還有享受公費留學的機會。史祿國教授經過多方面考慮，又為我出了個主意。讓我修完體質人類學，共兩年，就申請考試，畢業後去歐洲進修文化人類學，但出國前要花一年時間作為實習，去國內少數民族地區進行一次實地調查。我聽從他的指引，又由吳文藻老師設法接通廣西省當時的領導取得去大瑤山考察的機會。
當我把史老師的計畫告訴同惠時，她高興得跳了起來，立刻提出要和我一同去廣西的意見。這是她主動向我提出的。她怎麼會想到這個主意，不能不聯繫到我們合作翻譯《甘肅土人的婚姻》這本書了。在我們一起翻譯這本書時，她曾經向我說過：為什麼我們中國人不能自己寫這樣的書？可見吳老師社會學中國化的思想已經說服了她。當廣西省接受我去大瑤山考察時，她情不自禁地認為這是一個實現她夢想的好機會。我當然贊成她的想法，我們兩個人一起去做調查工作，對工作太有利了，進行社會學調查，有個女性參與有許多方便，因為有許多事，單是男性是不容易調查到的。我們把同行的意思告訴了吳文藻和史祿國兩位老師，他們都對這個主意表示贊同和支持。但是考慮到我們兩人要實現這個合作同行的計畫，不能不對兩人如果以同學身份出行，社會上是否能認可，會不會引起非議和種種難以克服的事實上的困難，還有點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