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要做這樣的人。」
這是我前幾年為紀念鄭辟疆先生寫下的題詞。鄭先生是先父的至交，後來又是我的姐夫，我的姐姐是費達生。這是句從我心底里說出來的話。表達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但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人，我當時還說不清楚。
鄭先生長我30歲，與先父同年。年齡和輩分的差距使我很少和他有親密接觸的機會。我對他的形象是從我的姐姐身上得來的。姐姐一直走在我的前面，是我的表率。我又明白沒有鄭先生就不會有我姐姐這樣的一個人。我敬愛我的姐姐，因而崇尚鄭先生的為人。
我感謝《蠶絲春秋》的作者余廣彤，他告訴了我鄭先生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又告訴了我姐姐是怎樣在鄭先生的人格感召下成長的。
我並不想去評論鄭先生和我姐姐這兩人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我怕私人的感情會影響我的判斷。他們不是大人物，只是普通的教師。但是我一想到他們，心中總有一種自疚之情。我們應當一代比一代強，而事實似乎正是相反。想要在當前的知識分子中找到一個像上一代的鄭先生這樣的人，有那樣憂國憂民，見義勇為，捨己為人，不求人知的精神的人，我舉目四顧，覺得不那麼容易。因此我想，在這個時候回頭看看我們上一輩的人怎樣立身處世，怎樣認真對待他們的一生，怎樣把造福人民作為做人的志趣，對我們是有益的。至少可以讓人們看到，我們中國有過不少一生為使別人生活得好起來而不計報酬地埋頭工作的人。而且，這樣的人是會受到後人的尊敬和欽愛的。
鄭先生不是個傳奇人物，是一個普通的公職人員。在他的一代里，依我可以回憶到的說，也不是獨一無二的。說他多少具有我上一代知識分子的代表性，也許並不過分。他出生於江南小鎮上清苦的讀書人家。他父親是個落第的儒醫，到四鄉農民中行醫的「郎中先生」。如果當他剛剛成年時，歷史上不發生戊戌政變，他也只有走上他父親的老路。如果又是進不了「仕途」，還不是只能把這希望交給下一代？可是時代究竟開始變了。我們不應當低估了在本世紀之初像「蠶學館」那種新事物的出現。不妨想一想，過了快要一個世紀了，而「科技下鄉」「職業教育」等等還是有待實現的目標，學用怎樣結合現在還在困擾大學裡讀書的學生！再說，一個從蠶學館裡受國家培養出來的青年，有機會去日本看到了當時先進的社會面貌，首先想到的不是個人怎樣擺脫落後的家鄉，而立志要去改變家鄉的落後面貌。不要輕視了這一念之差，這一差卻划出了國家興亡的界線。這個世紀的兩端對比一下，怎能不令人沉默深思？
鄭先生就憑這一點決心，說不上什麼大志，他定下了自己一生的航向。引進先進技術，對傳統蠶絲業進行改革。如果只從蠶絲業的改革本身來說，鄭先生所做出的貢獻，自有專家去評論。我對鄭先生的崇敬並不是只來自在事業上的成就，而是有見於他取得成就的精神素質，用傳統辭彙來說是他的人格。沒有他這種精神上的修養，要在千百年所養成的習慣勢力中，推陳出新，使科學技術紮根到千家萬戶的農民之中去，實在是難於辦到的。
鄭先生是絲綢之鄉的兒女，他的母親就是小鎮上的一個普通婦女，除家務勞動和很短的睡眠之外，所有的時間都是花在織機上的。鄭先生就在這種環境里成長，熟悉傳統絲綢業對勞動農民生活上的重要意義。可是正是到他這一代，原來養育這一帶人民的絲綢業在和國外的競爭中開始沒落。鄭先生也就是在這農村危機出現的初期最先接觸到生產絲綢的新技術的人。歷史決定了他的任務，他也勇敢地承擔了這個歷史任務。
育蠶到織綢是一個複雜的過程，是一個千家萬戶的生產活動。蠶絲的改革是一場艱巨的新舊鬥爭，不是少數人所能勝任的。但是一切改革都得有人倡導，有人規劃，有人切實工作，才能見效。鄭先生可說是從頭做起的一個人。他一生的記錄是一部完整的中國蠶絲業改革史。他一步一個腳印地把改革的決心變成改革的成果。這個過程寫出了他堅定不拔，不怕困難的性格，也寫出了他深謀遠慮的戰略思想。這是值得每一個改革者細心學習的。
這本傳記告訴我們鄭先生曾經在山東的一個偏僻的職業學校里，用了12年的時間摸索出怎樣培養改革蠶絲業所需的人才的經驗，不僅自己親自上堂講課，而且編出了一整套從育種到制絲的教材。他告訴了我們：進行社會改革，培養人是第一，必須教育先行。
鄭先生一生沒有脫離過學校。他首先是個教育家，但是他也從來沒有使教育脫離實際。他在辦教育時心裡十分明確要教育出怎樣的人來，對社會有什麼用處。正因為他有的放矢地辦教育，他所主持的滸墅關女蠶校不愧是中國蠶絲業改革的發動機。他在女蠶校里培養出一批有我姐姐在內的有技術、又有幹勁的學生。凡是了解中國蠶絲事業的人，我相信沒有不承認改革之能見效就靠這批骨幹，其中有許多人為了事業甚至犧牲個人成家的機會。沒有她們的智慧和勞動，今天中國的絲綢產品能在對外貿易中占如此重要的地位是不可能想像的。
我姐姐和鄭先生相識是在1918年，那時我姐姐是女蠶校里的一個學生，只有15歲。鄭先生是女蠶校新任的校長，年近四十，他們是師生關係。1923年我姐姐從日本留學回國，在女蠶校工作，他們是同事關係。在長期的共處中，我姐姐接受了鄭先生精神上的熏陶，把中國蠶絲業的改革作為自己一生的責任。更重要的是決心向鄭先生學習，把個人的打算全部從屬於事業的需要。在1950年和鄭先生結為夫妻之前，同事了27年。在這27年中他們同甘共苦，風雨同舟。鄭先生的主意，費達生的行動，緊扣密配，把他們的理想，逐步地化成事實。但是鄭先生在慶祝解放後的第一個校慶紀念會上宣布他們兩人結婚之前，沒有一個人料到會發生這件事，而這事一經宣布又沒有一個人不覺得這事是不應該不發生的。這種奇異的群眾心情只會發生在這一個特定的歷史時刻。解放帶來了新的社會精神環境。
像我這樣年紀的人不會不明白，如果不等到這個時刻而發生了這樣的事，舊社會的輿論必然會對他們兩人為之奉獻一生的蠶絲改革事業帶來不利的影響。鄭先生對此完全是清醒的，他當時的選擇是寧可獨身終生也要保衛住這番事業。他把這樣強烈的私人感情平靜地埋藏在心底這樣長久的歲月，我想這對他並不會帶來痛苦和煩惱，因為這是他為了完成他的使命必須付出的代價，受之如飴。在他心目中做人就得做一個為別人謀幸福的人，做一個替別人打算高過於為自己打算的人。鄭先生時刻關心的是千家萬戶賴以生存的蠶絲事業。
我姐姐就是在鄭先生這種人格教育中成長的。她能接受這種教育奉行一生固然有其內因，但是沒有鄭先生以身作則的感召是不可能在事業上取得現有的業績的。他們在結婚之前在精神境界里早已一而二，二而一地分不開了。前輩黃炎培老先生用「同工繭」來作為他們兩人結合的比方。這是一個為人民謀幸福的同工繭，是以千絲萬縷的精神纖維結成的同工繭。
我總是感到我姐姐一直是走在我的前面，我想趕也總是趕不上的。她自律之嚴在我同胞骨肉中是最認真的，我不敢和她相比，但是我儘管自己做不到，對能這樣做的人是從心底里佩服的，做人應當這樣做。拋開為人處世之道不提，如果僅以所從事的事業來說，我確是在她後面緊緊地追趕了一生。
鄭先生已經過去了。我姐姐也已經85歲，可是她還是不服老，百尺竿頭還要再進一步，用生命的全部奉獻給振興蠶絲事業。我相信這樣的人一生是愉快的。我懂得我姐姐所說過的話：「人生中最使人鼓舞而能獲得最大安慰的，也許就在為人家服務後，人家對自己的感激。」如果到太湖周圍有桑樹的村子裡去，只要一提到他們兩人的名字，就會從廣大勞動農民的臉上體會到對他倆感激的心情。
孔子作《春秋》，使賢者得到肯定，使不肖者有所警覺，使亂臣賊子懼。從這本傳記的書名上，我體會到作者為鄭先生和我姐姐寫傳的深意。
198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