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中央王健同志轉來曾昭掄同志所著1936年由天津大公報館出版的《東行日記》的複製本，並說湖南人民出版社要把這本書收入《現代中國人看世界》叢書，重予出版，叫我寫一篇序言。作為曾昭掄同志生前的戰友，這個任務我是義不容辭的。寫序言則不敢，只能寫一篇後記，主要是說一說本書作者是怎樣一個人。可是事隔半年多，久久下不了筆，直到「年關」在即，出版社派人坐索。我不得不坐下來想一想為什麼這篇後記老是寫不出來？
說是年來大忙亂，靜不下心，這是實話但不是實情，實情是我對曾公（他生前我總是這樣稱呼他的）是怎樣一個人一直不甚了了。可以說：既熟悉，又陌生，既親切，又隔膜；既敬慕，又常笑他迂闊、怪譎，以致我對他的形象的線條總是不那麼鮮明。這又是不是由於我們兩人輩分上有長幼之別，他長我十一歲，而存在著「代溝」？是不是由於我們兩人專業上有文理之分，他學化學，我學社會，而存在著「業差」？我想都不盡然。
曾公平時拘謹持重，岸然似老，但一接近他就會感到他那麼平易、和藹，沒有半點高高在上的神氣。而且他喜和青年人結伴，在從長沙步行到昆明的「長征」隊伍里，他和聯大的學生混在一起，表面上誰也看不到這裡有一位「教授」。我們年齡上確有接近於一個干支的差距，但是我們也說得上是「忘年」之交。專業不相同當然是事實，我所學的化學，尤其是有機化學，早已回了老師。但是他卻曾經深入涼山，對彝族社會進行過觀察和記錄，跟我在瑤山的調查前後相隔不過五六年，怎能說我們在求知的對象上沒有相同的領域呢？
其實我和曾公近三十年的往來，實在不是一般人們的友誼，也不是專業上的師從，而是出於在同一時代追求同一理想而走上了相同的道路，用老話來說也許夠得上「志同道合」四字，「志同」是我們都愛我們的祖國，要恢複它在國際上的獨立地位，「道合」是我們都想從智力開發的路子來達到上述的目標。既然我們志同道合，那麼為什麼我又不能從他為人處世的具體事實上來說清楚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呢？
我被這個問題困惑著，使我每次動筆要為這本《東行日記》寫後記時，總是欲寫還止，執筆難下。一天晚上我在電視中《祖國各地》專題介紹某一名山的節目里看到：當鏡頭從山上俯視取景時，丘壑起伏，田野交錯，清晰如畫，一覽無餘，但每當鏡頭從山下仰視取景時，雲霧飛繞，峰嵐隱現，縹緲無形，難於刻畫。我突然醒悟：識人知心，亦復如是。我寫不下這「後記」不正是出於我仰視之故歟？於是我定下心來，細細讀了王健同志送來給我參考的文章：王治浩、邢潤川在《化學通報》1980年第九期發表的《知名學者、化學家曾昭掄教授》。這篇文章一路把我頭腦里儲存下的對曾公的許許多多零星雜碎的印象串聯了起來，證實了我過去確是沒有全面認識清楚我這位曾為同一目標而走過相仿道路的戰友。識不清的原因既非「代溝」，又非「業差」，而是我們兩人的境界還有高下，曾公之為人為學，我嘆不如。超脫陳見，重認老友，似覺有所得，因寫此記，附在曾公舊著之後。
我初次見到曾公是在昆明潘光旦先生家裡。潘先生介紹說：「這位就是和一多一起從長沙徒步三千里走到雲南來的曾昭掄先生。」我肅然起敬地注視著這位我心目中的「英雄」。可是出乎我意外的，這句介紹詞卻並沒有引起他面部絲毫的表情，若無其事地和我點了點頭，轉首就繼續和潘先生談話，絮絮地說著，話不多，沒有我所期望的那種好漢氣概。我有點茫然，一個傳說中敢於不顧生命危險進行炸藥試驗的勇士，竟有點羞澀到近於婦道的神氣。這是我對曾公最早的印象。
曾公和潘先生是一輩，他們都是早年的清華留美學生，老同學，原來一在北大，一在清華執教。抗戰時兩校和南開在昆明合併為西南聯大，他們住到一地，往來也就密了。我是潘先生的學生，常去潘家，因而有機會與曾公接觸。特別是抗戰後期，我們都對當時國民黨抗戰不力，一心打內戰感到氣憤，所以氣味相投，先後參加了民主同盟。可是我記不得那時有什麼小組生活之類的集會，會上要輪流發言那一套，只是有時不約而同地在哪一家碰了頭，談上半天一晚。聞一多先生一向是激昂慷慨的，而曾公卻常常默默地聽著，不太作聲，有時插上幾句話，不是講什麼大道理，而常是具體的建議該做些什麼事；凡是要他承擔的，他沒有推辭過。
儘管我們來往了多年，但是在路上碰到時，他除非有事要和我說，否則經常是熟視無睹，交臂而過，若不相識。起初我不太習慣於他這種似乎不近人情的舉止。有一次曾和潘先生談起，潘先生大笑說：「這算什麼，曾公的怪事多著哩。」關於曾公的怪癖傳說確是不少。比如，有人說，有一次天空陰雲密布，他帶著傘出門，走了不久，果然開始下雨，而且越下越大，衣服被淋濕了，他仍然提著那把沒有打開的傘向前走，直到別人提醒他，才把傘打開。還有一次在家裡吃晚飯，他不知怎地，心不在此，竟拿煤鏟到鍋里去添飯，直到他愛人發現他飯碗里有煤炭，才恍然大悟。至於晚上穿著衣服和鞋襪躺在床上睡覺是常事，而他所穿的鞋，在昆明學生中幾乎都知道，是前後見天的。
這些我過去總認為是曾公怪譎之行。但是我也知道，他卻是非常關懷別人。他知道同事和學生中有什麼困難，解囊相助看作是自己的責任。他總是先想到別人再想到自己，甚至想不到自己。記得五七年反右鬥爭開始，他先知道我要被劃為右派，一次見面，他不僅不和其他有些人一樣避我猶恐不及，而很嚴肅又同情地輕輕同我說，「看來會有風浪，形勢是嚴重的」。我在握手中感到一股溫情，如同鼓勵我說：做著自己認為正當的事是不用害怕的。他在這一場沒頭沒腦的事件中，還是這樣關心我。誰料到他竟和我被結在一夥里，被推下水，而沒有見到改正就棄世的是他而不是我呢？在他，我相信不會覺得這是遺憾，因為我在那一剎那間感受到他的那種自信正直之心，已透露了他對以後的那段遭遇必然是無動於衷的。
他確是個從不為自己的禍福得失計較的人，名譽地位沒有左右過他人生道路上的抉擇。早年他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畢業，獲得科學博士學位，而且贏得老師的賞識，要留他在本校教學做研究，在科學界中成名成家。但是他沒有猶豫，毅然歸國。這是1926年，那時國內各大學裡設備完全的化學實驗室都沒有。他寧願接受十分艱苦的條件，立志為祖國奠定科學的基礎。他回國到南京中央大學任教，看到學生從書本上學化學，很少做實驗，教師滿足於教室里講化學，黑板上算公式，很少從事研究。他為了扭轉這種風氣，千方百計地創立化學實驗室。1931年轉到北京大學當化學系主任，到任三把火，就是添設備，買藥品，擴建實驗室。中國大學裡做實驗，搞研究的風氣，至少在化學這門學科里可以說是從曾公開始，即使不能這麼說，也是因曾公的努力而得到發展的。就是這種學風，使這門學科人才輩出，才有今天的局面。
曾公對科學事業著了迷。沒有知道他這樣著迷的人會和我早年一樣，因為他見面不打招呼，穿著破鞋上門而見怪他。他對化學著迷並非出於私好，而是出於關心祖國的前途。科學落後的情況和因此而帶來對祖國的危險，他知道得越深刻，就會覺得自己的責任越重。他一心撲在科研上，科研上的問題佔滿了他的注意力，走路時見不到熟人，下雨時想不到自己夾著雨傘，盛飯時分不出飯匙和煤鏟，睡覺時想不到寬衣脫鞋，這些豈能僅僅列入怪癖的範疇？知道他的人果然也笑他，卻是善意和讚歎的笑。
如果回頭計算一下，他一生單是在化學這門學科中所做出的創業工作，就會領會到他怎樣把生命一寸光陰一寸金地使用的了。開創一門學科，首先要進行這門學科的基本建設。他前後擔任中央大學和北京大學的化學系主任，不僅如上所述大力擴建實驗室，打下結實的物質基礎，而且還緊抓充實圖書資料，要把這門學科中前人已有的知識，有系統地引進國內。他親自動手購訂國外有關這學科的重要期刊，凡是不成套的，千方百計地設法補齊。這一點的重要性至今還有些學科的負責人不能理解。這並不足奇，凡是自己沒有親自做過研究的人，不論地位多高，也決不會懂得曾公為什麼這樣重視期刊。在他看來，這正是重實驗、抓研究的先行官。
他對學生的訓練是十分嚴格的。當一個學生快畢業時，就像快出嫁的女兒要學會獨立當家一樣，必須學會一套自己鑽研的本領，所以他在1934年規定了北大化學系學生必須做畢業論文的制度。規定寫畢業論文就是要使學生在走出校門之前能學會運用已學得的知識，就專題在教師指導下進行獨立的研究。現在我國各大學大多已實行的畢業論文制度可能就是在北大化學系開始的。
曾公所日夜關心的，並不只是自己能教好書，而是要在中國發展化學這門學科，為中國的建設服務。曾公在轉到北京大學任教的翌年（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