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壽文同志送來他和潘光旦先生共同翻譯的達爾文著《人類的由來》一書的清樣，並告知此書出版有日矣。他知道我熟悉這書翻譯和出版的經過，要我在書後寫幾句話。這是我義不容辭的事，略寫幾頁以記其始末。
這本書的翻譯，是潘光旦先生一生學術工作中最後完成的一項業績，充分體現了他鍥而不捨、一絲不苟的治學精神。我師從先生近四十年，比鄰而居者近二十年。同遭貶批後，更日夕相處、出入相隨、執疑問難、說古論今者近十年。這十年中，先生以負辱之身，不怨不尤，孜孜矻矻，勤學不懈，在棄世之前，基本上完成了這部巨著的翻譯。
記得早在1956年商務印書館的友人來訪，談及翻譯介紹西方學術名著事，先生即推薦達爾文一生的著作，並表示願意自己承擔《人類的由來》的翻譯。隨後他即函告在國外的友人，囑代購該書原版。書到之日，他撫摸再四，不忍釋手，可見其對該書的深情。先生早歲在美國留學時，學生物學，並親聽遺傳學家摩爾根之課。他結合自己人文科學的造詣，發揮優生學原理和人才的研究，後來在執教各大學講社會學課程時，亦特別著重社會現象中人類自然因素的作用。他推崇達爾文由來已久。
達爾文是十九世紀英國學術上破舊立新的大師。他身患痼疾，為探討自然規律，苦學終生。1859年他的《物種起源》一書問世，總結了他自己多年在世界各地親自觀察生物界的現象，發現自然選擇在物種變化上所起作用的研究成果，探索了物種的起源和進化的規律。達爾文忠實於反映客觀實際，勇於把見到的自然現象公佈於世，使之成為人類共同的知識。儘管達爾文當時並沒有把物種起源直接聯繫於人類，他只說了一句話：通過《物種起源》的發表，「人類的起源，人類歷史的開端就會得到一線光明。」但是這書的發表，對上帝造人的宗教神話和靠神造論來支持的封建倫理卻不啻發動了空前未有的嚴重挑戰。當時保守勢力的頑抗反撲和社會思想界的巨大震動，使一貫注意不越自然科學領域雷池一步的達爾文也不能默然而息。他發憤收集充分的客觀事實來揭發人類起源的奧秘。終於在1871年（《物種起源》出版後的十二年），發表了《人類的由來》這本巨著，用來闡明他以往已形成的觀念，即對於物種起源的一般理論也完全適用於人這樣一個自然的物種。他不僅證實了人的生物體是從某些結構上比較低級的形態演進來的，而且進一步認為人類的智力、人類社會道德和感情的心理基礎等精神文明的特性也是像人體結構的起源那樣，可以追溯到較低等動物的階段，為把人類歸入科學研究的領域奠定了基礎。這是人類自覺的歷史發展上的一個空前的突破。
一百多年過去了，對人類的由來研究已有許多新的發現。這本書中有些論點很可能已經過時，正如達爾文在本書第二版序言中說過的那樣：「我作的許多結論中，今後將發現有若干點大概會是、乃至幾乎可以肯定會是錯了的。一個題目第一次有人承當下來，加以處理，這樣的前途也是難以避免的。」這並不是白壁微瑕，人類對客觀事物的認識總是這樣逐步完善的。難能可貴的是像達爾文這樣，能適應時代的需要，提出新的問題，予以科學的探討，而取得對基本規律不可撼搖的認識。這一代科學巨匠和偉大思想家所留下的《人類的由來》一書，一個世紀來毫不減色地稱得上是科學研究人類的起點。對達爾文這種貢獻的傾心推崇，促使潘光旦先生決心要翻譯這本書，使它成為推動中國科學發展的一個力量。他也願意用這個艱巨的工作來為我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一點貢獻。
翻譯像《人類的由來》這樣一本學術上的經典著作，毫無疑問是一件艱巨的工作。沒有堅持長期高度腦力勞動的決心是不會敢於嘗試的，即使上了馬也難於始終一致地畢其功於一生。潘先生不僅在學術上有擔任這項工作的準備，而且具有完成這項工作的修養。從業務上說，達爾文的博學多才，廣徵博引，牽涉到自然、人文、社會的各門學科，要能一字一句地理解原意，又要能用中文正確表達出來，不是一般專業人才所能勝任的。潘先生之於國學有其家學淵源，他自幼受到嚴格的庭訓，加上一生的自學不倦，造詣過人。他在清華留美預備班學習時即受知於國學大師梁啟超，梁在他課卷的批語中，曾鼓勵他不要辜負其獨厚的才能。學成返國後，他對我國傳統學術的研究從來沒有間斷過，一有餘力就收購古籍，以置身於書城為樂。他幾經離亂，藏書多次散失，但最後被抄封的圖書還有萬冊。他收書不是為了風雅，而是為了學習。在一生中的最後十年，為了摘錄有關中國少數民族史料，他又從頭至尾地重讀了一遍二十四史。他所摘錄和加上注釋的卡片積滿一櫃，可惜天不予時，他已不能親自整理成文了。
同代的學者中，在國學的造詣上超過潘先生的固然不少，但同時兼通西學者則屈指難計。他弱冠入清華受業，清華當時是專為留美學生作準備的學校，所以對學生的外文訓練要求極嚴。他在校期間，因體育事故，斷一腿，成殘廢，而依然保送出國留學者，是因為他學業成績優異，學校和老師不忍割愛。據說他英語之熟練，發音之準確，隔室不能辨其為華人。返國後，他曾在上海執教，又兼任著名英文雜誌《中國評論周報》的編輯。他所寫的社論，傳誦一時。文採風流，中西並茂，用在他的身上實非過譽。他自薦擔任翻譯達爾文這部巨著，是他審才量力的結果，有自知之明。朋輩得知此事，沒有不稱讚譯事得人，文壇之幸。
我常謂翻譯艱於創作。創作是以我為主，有什麼寫什麼。而翻譯則既要從人，又要化人為己，文從已出，是有拘束的創作。信達雅的信，就是要按原文的一字一句地和盤譯出，譯者要緊跟密隨著者的思路和文采，不允許有半點造作和走樣。凡是有含混遺漏的，就成敗筆；凡是達意而不能傳情的，就是次品；翻譯的困難就在此，好比山要越，關關要破，無可躲避。翻譯的滋味也就在此，每過一山，每破一關，自得之境，其樂無窮。潘先生每有得意之譯，往往銜著煙斗，用他高度近視的眼睛瞪視著我，微笑不語。我知道他在邀我拍案嘆服，又故意坦然無動於衷。以逗他自白。師生間常以此相娛。此情此景，猶在目前。先生學識的廣博，理解的精闢，文思的流暢，辭彙的豐富。我實在沒有見過有能與他匹敵之人。而這還不是他勝人之處，卓越於常人的是他為人治學的韌性。他的性格是俗言所謂牛皮筋，屈不折，拉不斷，柔中之剛，力不懈，工不竭，平易中出碩果。
潘先生喜以生物基礎來說人的性格，我們也不妨以此道回諸夫子。他這種韌性和他的體殘不可能不存在密切的聯繫。以他這樣一個好動活潑、多才善辯的性格，配上這樣一個四肢不全的軀體，實在是個難於調和的矛盾。他在缺陷面前從不低頭，一生沒有用體殘為借口而自宥；相反的，凡是別人認為一條腿的人所不能做的事，他偏要做。在留美期間，他拄杖爬雪，不肯後人。在昆明聯大期間，騎馬入雞足山訪古，露宿荒野，狼嚎終夜而不懼，在民族學院工作期間，為了民族調查偕一二隨從，伏馬背，出入湘鄂山區者逾月。這些都表示他有意識地和自己的缺陷作鬥爭的不認輸的精神。但是另一面，他也能善於，順從難於改變的客觀條件來做到平常人不易做到的事，那就是身靜手勤腦不停。他可以日以繼夜地安坐在書桌前理頭閱讀和寫作，進行長時間的高度集中的腦力勞動而不感疲乏。我常說。他確實做到了出如脫兔，靜如處女。所以能如是者體殘其故歟？沒有這種修養，要承擔翻譯這一本難度很高、分量極重的科學巨著是決不能勝任的。事實確是如此，即以潘先生這樣的才能和韌性，在這件工作上所費的時間，幾近十年。現在還有多少學者能為一項學術工作堅持不懈達十年之久的呢？
潘先生從事翻譯這本書的十年並不是風平浪靜的十年。文章憎命達，平地起風波。1957年，他承擔翻譯這巨著的翌年，反右擴大化的狂潮累及先生。我和他比鄰，從此難師難徒，同遭這一歷史上的災難。可是我們的確沒有發過任何怨言，這不能不說是出於先生循循善誘，以身作則的緣故。他的韌性在這種處境里又顯出了作用：對待不是出於自己的過失而遭到的禍害，應當處之坦然；不僅不應倉皇失措，自犯錯誤，而應順勢利導，做一些當時條件所能做的有益之事。他等狂潮稍息，能正常工作時，就認為這是完成翻譯達爾文這部巨著的機會到來了。我當然還記得曾有人提醒他：這書即便翻譯了出來，還會有出版的可能么？這似乎是一個現實的問題，但是先生一笑置之。我體會到在他的心目中，烏雲是不可能永遠掩住太陽的，有益於人民的事不會永遠埋沒的。司馬遷著《史記》豈怕後世之不得傳行？只有視一時的榮辱如浮雲的人才能有這種信心，而我則得之於先生。他從戴上右派帽子後，十年中勤勤懇懇做了兩件事，一件就是上面提到的重讀二十四史，一件就是翻譯這本書。這兩件事都是耗時費日的重頭工作。正需要個沒有干擾可以靜心精磨細琢的環境，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