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春聲忘不得，長安放學夜歸時。
——龔自珍
每逢有朋友問起我最喜歡的書時，我總是毫不猶豫地回答是《愛的教育》。有時我也自覺可怪，為什麼這本書對我會這樣地親切？當我經了多年遠別，重返蘇州，踏進母校的校門時，這問題的答案驀然來到心頭：這書里所流露的人性，原來本是我早年身受的日常經驗。何怪我一翻開這書，一字一行，語語鄉音，這樣熟悉。我又怎能不偏愛這本讀物？
25年前，我和幾個小朋友在操場角里，浪木旁的空場上閑談。那時的振華還在嚴衙前。住宅式的校舍里，孩子們下了課，只有一角空地可供他們奔跑或閑坐。這些孩子們中間有人這樣說：「我將來總要做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我不喜歡張良，項羽才是英雄。」
「我不希罕這些，我要發明個飛機，一直飛到月亮上去探險。」
另外一個孩子卻說：「我是想做三先生（我們那時稱王季玉先生作三先生，因為她在家裡是老三）。」
很快的有人笑了：「教書？教孩子們書？我不幹！有什麼意思？」
「可是三先生為什麼不去發明和探險，不去做項羽和張良，而在教我們書呢？」
我就說：「她該去做大事業，留了學回來。在這小學校里看著孩子們拼生字，真是——」
「你真的願意她離開我們么？」有位小朋友急了。
沒有人再說話了。孩子們被問住了。沒有人能想像三先生會離開我們這些孩子的。如果她真的要去做項羽、張良，到月亮上去探險，孩子們也不會放她。孩子們話是不說了，但是誰都感覺到一種悟徹：看孩子們拼拼法似乎比到月亮去探險更值得我們的愛好。誰也說不出這是什麼原因，可是這悟徹卻使他們靠近了人性。在這把人性愈拋愈遠的世界裡，大家想在做項羽、張良，或是上月亮去探險時，我回憶起了25年前操場角落裡所領悟的一種模糊的感覺，雖則我還是不知道應當怎樣去衡量人間的價值，我總好像又重溫了一課《愛的教育》。
蘇州的冬天是冷冽的，在艱苦中撐住的學校，當然更不會有室溫的設備。孩子們穿得像泥菩薩般供在課桌旁，有太陽的曬太陽，沒有太陽的烘手爐。「拜拜天，今天不要上黑板吧。」孩子們在私語。果然，三先生沒有叫我們上黑板，她自己在台上抄字給我們讀。這天的字可寫得特別大，而且沒有往日那樣整齊了。再看時，三先生的手腫得像只新鮮的佛手。
「三姨每天朝上自己洗衣服，弄得這一手凍瘡。」坐在我旁邊的她的侄女偷偷地和我這樣說。話里似乎責備這位老人家不知自惜。我聽著也覺得這是大可不必的。第一是大清早不必老在冷水裡洗衣服，第二是既洗了衣服，生了凍瘡，又大可不必在黑板上寫字。學生們袖著手，老師卻忙著抄黑板，這又何苦呢？
那天放學，她的侄女和我一路回家，又告訴我說：「人家請三姨到上海去做事，她不肯去。」
「上海去了，不是可以不必自己洗衣服了么？」我還沒忘記那隻凍瘡的手。
「可是三姨不肯去。」她侄女又加重地說了一句。
三先生在孩子們心目中總是個不大容易了解的老師。我們那時不知怎麼的想起了要出張壁報，怕學校不允許我們張貼。我們去告訴三先生，三先生沒有說什麼話，點點頭，在書架里拿出了一疊紙給我們。這真是使我們有一點喜出望外，因為三先生自己是從來沒有浪費過一張紙的，這次卻這樣慷慨，原來她不肯放鬆足以教育孩子們的每一個機會。
我們那時的壁報貼在小學部進門處的走廊里，走廊相當狹。我們那時通行著一種「捉逃犯」的遊戲，一個人逃，一個人追。我有次正當著「逃犯」，一直從操場那邊衝進走廊，想繞進小學部回「窠」。這一衝卻正撞在站在走廊里轉角處看我們壁報的三先生的懷裡。我站住了，知道闖了禍。可是抬眼一看在我面前的卻並不是一個責備我的臉，而是一堆笑容：「孝通，你也能做詩，很好。」她拍著我的小肩膀，「留心些，不要衝在牆上跌痛了。」我笑了一笑就跑了。直到這次回到母校，看見季玉先生的笑容時，才重又想起了這一段事。25年了，時間似乎這樣短，還是這個老師，還是這個孩子。
振華是40年了，我離開振華也已經20多年了，其間又經過了抗戰的8年。原已經長成的振華，經此打擊、破壞，也似乎停頓了一期。但是，我再來時，季玉先生卻還是20多年前的三先生，一個看孩子們拼拼法，清早洗衣服，被孩子們撞著會笑的老師。她伸著手拉住我說：「孝通，你還是這樣。」我也說：「季玉先生，你也還是這樣。」她笑了，笑里流露了她的愉快，笑里也告訴了我25年前所不能了解的一切。我明白了為什麼我愛讀《愛的教育》了。
1946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