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意把過去十年里所發表與鄉鎮發展研究有關的主要文章集中編成一冊，給關心這個問題的讀者們作參考。這些文章都是在我實地考察的基礎上寫成的。走一趟，寫一篇，幾乎成了我這十年研究工作的習慣。因此我想用「行行重行行」作為這本集子的總題，以「鄉鎮發展論述」為副題。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和思考就是這樣一步步得來的，也體現了我一向主張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治學方法，不求驚人，但求細水長流，一步一個腳印。
八十年代我學術生涯得到重生。我經常喜歡說這是意外收穫，得之偶然。既然我還活著，也就捨不得把日子再白白糟蹋掉，所以從1981年起又重理舊業，到農村裡、城鎮里去觀察，去思考。凡有所得，按我在抗日時期養成的習慣，寫成文章，隨時發表。日子多了，走的地方多了，發表的文章也多了，積幾篇就印成小冊子出版，這十年里也有十多本了。現在已是1991年，回顧一下，抓鄉鎮研究剛好十年。十年算一個段落，應當結結賬，編出這本《行行重行行》似乎是個好主意。
我曾經一再表白，我對自己的學術成就評估是不高的。我所看到的是人人可以看到的事，我所體會到的道理是普通人都能明白的家常見識。我寫的文章也是平鋪直敘，沒有什麼難懂的名詞和句子。而且，又習慣於想到什麼就寫什麼，下筆很快，不多修飾，從小老師就說我這樣毛毛草草，成不了大器。現在已到老年，要改也不好改了。
話也得說回來，我自己有時也喜歡反覆看看自己寫下的這些文章。反芻有反芻的滋味。尤其是把前後的見聞，串聯起來加以思考，有時也會出現些新的體會。如果我不是這樣「走一趟，寫一篇」，說不定到現在連這十年我國鄉鎮發展的輪廓都說不上來。經過走了這幾萬里路，寫下了這幾十萬字，心裡似乎覺得對這段發展歷史多少有了一點認識。
這十年，中國農民生活上的變化是十分深刻的。說這十年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時期，也不能算是誇大。我是個在五十年前對中國農村進行過有意識地觀察的人，當時我寫出過「中國問題是個飢餓問題」的話。現在再去現場看看，不能不承認絕大多數的中國農民和飢餓已經告別。但從時間上看恐怕還不能說太久，是這十幾個年頭裡的事。現在看來，如果中國人都能爭氣，徹底在我們國土上送走這個瘟神已屬於可以做到的事了。這是個大變化。怎麼變的？在反芻這十年留下來的記錄里多少可以看出一些答案來。
中國實在大。我這十年儘管至少有一半的時間在跑在寫，但所見所聞，所思所記還只似蜻蜓點水而已。掛一漏萬、以偏概全在所難免。我自己明白這一生能主動掌握的時間已經不多，但願還能為後來人多做一些破題開路的前期工作。
我採取的研究方法是從已有的基礎上做起，然後由點及面，找典型、立模式，逐步勾畫出比較全面的輪廊。具體地說就是從我熟悉的家鄉入手。我的家鄉是江蘇省吳江縣，我三十年代調查過的村子是這個縣裡廟港鄉的開弦弓村，我給了它一個學名叫江村。這是我已有的基礎。在1981年三訪江村時才想到要更上一層樓，進入「小城鎮」的調查。而且決定在吳江縣開始。結果在1983年發表了本集的第一篇《小城鎮 大問題》。這就是我所說的破題工作。然後由吳江這個點，由近及遠地開拓出去。先是由蘇南四市，隨後到江蘇全省，寫出了「小城鎮四記」。
1984年我決定走出江蘇省，分兩路穿梭進行：一路是走邊區，一路是走沿海各省。邊區這一路從內蒙古西走寧夏和甘肅，1991年又走進大西南的山區。沿海的一路從浙江、福建、廣東到香港，可以說是從江蘇向南延伸的。當然，我所到過的地方並不限於本集子里所記下的那些，比如中部地區的河南、湖南和陝西我也曾去做過比較系統的調查，但是文章沒有寫出來。其中有些留給我指導的研究生去寫成了論文，有些我還沒有寫成，編不進這本集子。好在我目前身體還能走動，頭腦還沒有糊塗，希望還能有幾年時間再走些地方，再寫些這一類的文章，這本集子如果有再版的機會可以增補進去。
也許由於我已發生了來日不多的感覺，所以也常常利用參加學術會議的機會或為別人的著作寫後記的機會，對自己的思路作些小結。
最後，我必須提到，使我能走一趟，寫一篇地繼續了十年，主要是由於我所在工作機關的支持：最初是中央民族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之後是全國政協、全國人大、北京大學。同時如果沒有所到各地領導的協助和合作，我是不可能在比較短的時間裡對當地的情況有所了解的。我這十年由於種種具體條件的限制已經不可能像早年那樣比較長期地住到鄉村裡去深入和群眾接觸，只能主要依靠各地幹部同志提供的情況，和委託陪同我去考察的助手分別下鄉或下廠去進一步了解情況，以及通過在當地進行的各種訪問和座談來取得一些感性知識。從科學性上來說，當然是不如以前了。所以我也不敢輕易用調查兩字，只能說是訪問和考察，至多不過起些破題和開路的作用罷了。馮唐易老，名位累人，那亦是無可奈何。能夠用以自勉的，不過是在不易改變的條件下，儘力而為，做到治學之心，有始有終而已。
1991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