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似乎越過越快，應當做的事總是不能及時完成，堆積成山，壓得使人難受。這可能是人到老年難免的苦處。以這本《雲南三村》來說，我早就該編定交去出版，不料一拖已有兩年，昨晚才算全部看完一遍，了卻了這樁心事。
能有幾天不受干擾地集中時間校閱這部稿子，可以說也是得之偶然的機遇。今年國慶節前夕，突然接到澳門東亞大學的邀請，匆匆就道，4月4日到達。東亞大學要我做的事並不多，參加一次儀式和講一次話。但兩個節目，由於中秋放假加上周末休息，拉開了好幾天。由此我無意中得到了一段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我帶上這部稿子，利用這段空隙，從頭閱讀了一遍。
和天津人民出版社約定出版這本書已是二年多前的事了。這本書包括我和同事張之毅同志於抗戰初期（1938～1942年）在雲南內地農村調查的三本報告：《祿村農田》《易村手工業》和《玉村農業和商業》。其中前兩本報告分別在1943年由重慶商務印書館出版，用的還是抗戰時後方的土紙。第三本報告一直沒有出版過。1943年我訪問美國時，曾以英文把這三本報告寫成Earthbound a一書，1945年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後來收入英國Kegan Paul書局的國際社會學叢書里。
從雲南內地農村調查開始時的1938年11月15日算起，到今天已接近五十年，只差一個月又三天，快整整半個世紀了。這半個世紀里，從世界到個人都發生了史無前例的變化。自從1979年社會學在中國重新取得合法地位後，我一直有意想把我國早期社會學調查成果整理出來，重印出版，使後人能了解這門學問是怎樣發展過來的，但這幾年我總覺得應當做的本實在太多，大概是由於有了點年紀，精力已日見衰退，望著案頭待理的一疊疊稿紙，已感到力不從心，無可奈何。此項打算未能如願實現。
我的《江村經濟》還是靠了朋支們的幫助翻譯，今年方與讀者見面。當時我就想到已經約定出版的《雲南三村》應當接著付印。我把這意思告訴了張之毅同志時，知道他那時已在埋頭校閱《玉村農業和商業》這本舊稿。他是個認真做學問的人，對自己的要求十分嚴格，文如其人，讀者在本書里就體會得到這位作者的性格。說是校閱，實是重寫。這幾天我閱讀這本稿本，發現他從舊稿中剪下來貼在稿子上的占不到全稿的三分之一。我耐心地等待他把定稿送來，誰知道送來的卻是他老病複發的信息。我去醫院看他時，他已昏迷，話也沒有能接上口。今年6月8日他逝世了。喪事過後，他的家屬在案頭找出了這一本他親自剪貼改寫的稿本，送到了我的手上。我心上一直掛著這件事，但騰不出手校閱，十分難受。
真是想不到，將近五十年前，為了油印他那本《易村手工業》，我曾一字一句地親手刻寫蠟板，過了這麼半個世紀，最後還是輪到我，為了出版這本《玉村農業和商業》，又一字一句地親自校閱他的修正稿。這段學術因緣，豈是天定？但是今昔還是有別。當年我凡是有看不清楚或不太同意的地方，總是能拉住他反覆討論、查究。而現在凡是遇到模糊的字跡，不大明白的句子時，只能獨自猜度了。此情此景，在異鄉明月下，令人慘然。
關於雲南三村的調查經過，本書中都有交代，在這裡不必多說。這一段時間的生活，在我這一生里是值得留戀的。時隔愈久，愈覺得可貴的是當時和幾位年輕的朋友在一起工作時，不計困苦，追求理想的那一片真情。以客觀形勢來說，那正是強敵壓境，家鄉淪陷之時，戰時內地知識分子的生活條件是夠嚴酷的了。但是誰也沒有叫過苦，叫過窮，總覺得自己在做著有意義的事，吃得了苦，耐得了窮，才值得驕傲和自負。我們對自己的國家有信心，對自己的事業有抱負。那種一往情深，何等可愛。這段生活在我心中一直是鮮紅的，不會忘記的。
現在很可能有人會不大明白，為什麼一個所謂「學成歸鄉的留學生」會一頭的鑽入農村裡去做當時社會上沒有人會叫好的社會調查。《祿村農田》卻的確就是這樣開始的。我初次去祿村的日子離我從倫敦到達昆明時只相隔兩個星期。為什麼這樣急不可待？《江村經濟》最後一段話答覆了這個問題。我當時覺得中國在抗戰勝利之後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要解決，那就是我們將建設成怎樣一個國家。在抗日的戰場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為了解決那個更嚴重的問題，我有責任用我所學到的知識多做一些準備工作，那就是科學地去認識中國社會。
我一向認為要解決具體問題必須從認清具體事實出發。對中國社會的正確認識應是解決怎樣建設中國這個問題的必要前提，科學的知識來自實際的觀察和系統的分析，也就是現在常說的「實事求是」。因此，實地調查具體社區里的人們生活是認識社會的入門之道。我從自己的實踐中堅定了這種看法。1935至1936年的廣西大瑤山調查和江蘇大湖邊上的江村調查是我的初步嘗試。經過了在倫敦的兩年學習，我一回到國土上，立刻就投入了雲南內地農村的調查。這裡有一股勁，一股追求知識的勁。這股勁是極可寶貴的。
廣西大瑤山的調查只有我和前妻王同惠兩人，江村調查只有我單槍匹馬。但是到了雲南卻能聚合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一起來進行這項工作了。出於老師吳文藻先生的擘劃，不但1938年在雲南大學成立了一個社會學系，而且1939年和燕京大學合作成立了一個社會學研究室。我接受了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科學工作人員的微薄津貼（1939～1941年），以雲大教授的名義，主持研究室的工作，開展社會學調查。1940年昆明遭到日機大轟炸，社會學研究室不得不疏散到昆明附近呈貢縣的農村裡去。我們租得一個三層樓的魁星閣，成為我們的工作基地，因此這個研究室也就從此被稱為「魁閣」。到1945年日本投降後才回到昆明，前後有六年。
1939年春季我在西南聯大兼課，張之毅同志在我班上聽課。他從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畢業後，首先報名自願參加我主持的社會學研究室。由他帶頭陸續有史國衡、田汝康、谷苞、張宗穎、胡慶均等同志參加，加上雲大的教授許烺光先生和燕京大學碩士研究生李有義同志，形成了一個研究隊伍。魁閣的學風是從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人類學系傳來的，採取理論和實際密切結合的原則，每個研究人員都有自己的專題，到選定的社區里去進行實地調查，然後在「席明納」 里進行集體討論，個人負責編寫論文。這種做研究工作的辦法確能發揮個人的創造性和得到集體討論的啟發，效果是顯然的。像《易村手工業》這樣的論文是出於大學畢業後只有一年的青年人之手，我相信是經得起後來人的考核的。
張之毅同志參加研究室的第一課是跟我一起下鄉，去祿村協同我進行調查。學術是細緻的腦力勞動，有如高級的手藝，只是觀摩藝術成品是不容易把手藝學會的。所以我採取「親自帶著走，親自帶著看」的方法來培養新手。從1939年8月到10月中，張之毅同志和我一起在祿村生活和工作。隨時隨地提問題，進行討論。所以他摸出了我從江村到祿村比較研究的線索，並共同構思出今後研究的方向。我們又在該年10月18日一同去尋找一個內地手工業發達的農村來為以農田為主的祿村作比較研究，走了六天才找到易村。擬定調查計畫後，11月17日，他便單獨去易村進行工作，這時他已經有了調查的初步經驗，而且對要了解的問題已心中有數。從這基礎上，他克服種種困難，在27天里取得了豐富的數據，而且提高了認識，提出了新的問題，為下一個玉村調查打下了基礎。
玉村調查是在1940年和1941年中進行的。由於玉村離呈貢的魁閣較近，而且交通方便，所以他能和我的祿村調查一樣，在整理出初步報告後，再去深入複查，步步提高。由於他所遺下的稿本里缺了敘述調查經過的一章，我已記不住他進行工作的具體日期。但是由於這本稿子曾經反覆在魁閣的「席明納」里討論過，又在我改寫英文時細嚼過，所以我對玉村調查的主題印象相當深刻。實際上，它已為我在八十年代的小城鎮研究開闢了道路。玉村是一個靠近玉溪縣鎮的農村。玉溪縣鎮是雲南中部的一個傳統商業中心。它在土地制度上是從祿村到江村的過渡形式，在農業經營上具有靠近城鎮的菜園經濟的特點，在發展上正處在傳統經濟開始被現代經濟侵入的初期階段。無怪這樣一個富具特點的研究對象能吸引住張之毅同志的研究興趣，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
從《江村經濟》到《雲南三村》，還可以加上一直到八十年代城鄉關係和邊區開發的研究，中間貫穿著一條理論的線索。《雲南三村》是處在這條線索的重要環節上，而且在應用類型比較的方法上也表現得最為清楚。因之，要理解魁閣所進行的這些社會學研究，最好看一看這本《雲南三村》。
《雲南三村》是從《江村經濟》基礎上發展出來的。《江村經濟》是對一個農村社區的社會結構和其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