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小冊子是我自己向江蘇人民出版社建議印行出版的，算是我對一位老朋友的紀念。他就是解放前創辦《觀察》周刊的儲安平先生。1948年春天，我已結束昆明的七年抗戰生活回到了北京，執教於清華。我當時想清理一下過去所寫的一些旅行的遊記和懷人的雜文，把它們合編成一冊，題作《山水、人物》。編就，還自己抄寫清楚，訂成一小薄本，寄給安平，想讓他編入《觀察叢書》。
1948年正是個戰火連天、風雲變幻的年頭。當安平收到我的稿本時，他已經受到國民黨反動派的監視。他在夾縫裡支撐著《觀察》的繼續發行。這是個當時蔣管區廣大知識分子賴以了解國內外形勢的定期刊物，風行一時，因而成了反動派的眼中釘。不久，他帶了我這本稿子匆匆地到清華勝因院來找我。他已無法在上海勾留，不得不避居到我的家裡。他是個極端負責的編輯，即在這樣緊張的日子裡，還是要把無法出版的稿子，親自送回作者。
這本稿子從此一直壓在書架底下，被人遺忘了。儘管曾經被移動過不少次，總是無人顧問，它沉睡了快四十年。在這近四十年里，我先是「改造思想」，舊作當然不敢見人；接著是被打成右派，已出版的書都封存在圖書館的書庫里，哪裡還顧得到沒有出版的稿子？文化大革命一聲炮響，我是首當其衝，家裡的書籍文稿，一抄再抄，蕩然無存。我已死了心，認為此生不可能再見天日。舊稿的存亡，與我何關？
「文革」前，我在作為摘帽右派時，被派在中央民族學院二號樓二層的一間工作室時坐落。我的桌子靠門最近，旁邊有個書架。書桌里放不下的東西，就按在書架上，堆滿了幾層。文革來得突然。我的行動一聲勒令就失去自由。我也無須上班，被管制了。回想起來，自從1966年9月1日起，我就沒有再去坐班的機會了。直到1972年春天，我從湖北沙洋幹校回京，才重新坐到六年前的老位置上。出乎我意料的是這間房裡的書桌和書架和我離開時一模一樣，除了厚厚地積上了一層塵灰。六年中怎能保持原狀，至今對我是個謎。我也毋需追問，反正這把邪火沒有燃著這個書架。
回京之後，我被安排作翻譯工作。翻譯工作只要有一本字典和一部百科全書就夠了。我沒有必要去清理書架，騰出地方來安放新書。這樣又過了六個年頭。1978年我調動了工作，在民院的坐位得撤走了。這時，我不得不把書桌里的亂紙，書架上的書稿搬回十分擁擠的宿舍里。為了減少容積，又不得不把這堆東西清理一下，不要的由自己付之一炬。我已記不清是哪一天，竟在這堆書稿里發現了安平回給我的《山水、人物》，和我與王同慧 在三十年代同譯的《土族的婚姻》，這兩本存稿。我已說不清當時是驚是喜。歷劫猶存，相對無言。我把這兩本底稿安放在書櫃里。
又過了九年，1987年的春天，江蘇人民出版社的朋友們為了《江村經濟》的出版發布會來到北京，叩門相訪。他們熱情地表示願意繼續出版我的著作，我苦無以應。他們說沒有新寫的，舊稿也要。這句話使我想起了那兩本多年沉睡的稿子來了。在它們的沉睡中，我已是白髮蒼蒼了。
我感謝江蘇人民出版社的朋友們接受我出版這兩本稿子的建議。它們還能與世人相見是誰也預想不到的。它們能默默地渡過劫難，也是誰也難於相信的。歷史上有多少類似這樣的機緣，那就難說了。我又何嘗預料到今天會寫這篇序言的呢？
江蘇人民出版社的朋友們一時興起，在我書櫃里搜出來的還不只是這本已裝訂成冊的《山水、人物》，除了那一疊已發黃脆裂的《土族的婚姻》稿紙外，還有不少散亂的存稿。其中有一疊是複製件。前年中央民院有兩位同事在日本東京大學進修，他們在該校圖書館裡看到了一本東吳大學附屬一中在1928年出版的刊物，名叫《水荇》。這是我在中學畢業時編印的紀念刊。他們發現其中有我的文章，特地複製了寄我。還有一疊是復旦大學的一位朋友寄我的。他聽說我早年在《少年》雜誌上發表過文章，不辭麻煩地找到了九篇，也給我複製了。這些散裝複製件一併給江蘇人民出版社的朋友搜了出來。
當他們表示願意出版這本《山水、人物》時，我又建議把曾因反右鬥爭而打入冷宮的兩本遊記也收入集內。它們是《兄弟民族在貴州》和《話說呼倫貝爾》。他們同意了。並且說要附入我少年時的一些作品作為《少作篇》，我也同意了。以上是這本小冊子誕生的經過。
1987年7月我收到了這本書的清樣。這時正因中國民主同盟在北戴河開辦「地區發展戰略規劃研討班」，要我去講一課，我帶了這份清樣到了這避暑勝地。花了我兩天時間，校閱了一遍。說實話，這是我最初編成這小集之後，第一次從頭到尾自己閱讀了一遍，其間已相隔近四十年了。心頭自會另有一種滋味。
別的我不想說了。這些都是我在解放前寫下的東西，表達了抗戰和內戰時期，西南大後方一部分知識分子的心情。凡是有同樣經歷的讀者，藉此可以重溫一遍，甘苦自知。凡是沒有經歷過這段歷史的，不妨作為歷史資料來對待。我這一生，總是心裡怎樣想，筆下就怎樣寫。
至於所附的「少作篇」，我自己讀時卻不大相信是出自自己的手筆。我怎麼會在走出少年時代時留下這樣灰色的腳跡的呢？再一想，那是可以理解的。我在中學畢業的那一年正是1938年。1937年白色恐怖籠罩江南。許多和我一起興高采烈地歡迎北伐軍進蘇州城的青年朋友，就在這一年裡，失蹤的失蹤，被捕的被捕，死亡的死亡。逆風猛烈地震撼剛剛踏進青年時代的心靈，這裡流出了一片片灰溜溜的「水荇」。是淚還是血，很難說。我這一代許多人就是這樣開始的。
江蘇人民出版社的朋友從我在《少年》雜誌發表的作品裡選出了《一根紅緞帶》作為少作篇的開始。我已記不清這是哪年寫的。我最早向《少年》投稿是鼠年。因為我記得開始登載我文章的那本封面上畫著幾隻老鼠，推算起來應是甲子年，即1924年。我並不想附會說這是我這一代知識分子運命的預兆：空留緞帶在人間。我不明白一個十四歲的孩子怎麼會有這種感覺，又何其適合於用來紀念我死得不明不白的亡友儲安平呢？
過去的總是要過去的，我們還有下一代。
1987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