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人民出版社要出版我的《社會學文選》，並建議由我自選。趁我頭腦尚清醒時，讓我自己看看過去所發表的文章里有哪些值得重印，並留給後人閱讀。這是說，在旁人看來，我的學術生涯已接近尾聲了。
說實話，我過去沒有想到會活到這年紀的。三十年代我應該死而沒有死，四十年代人要我死而沒有死，六十年代我想死而沒有死。每次沒有死都是出於偶然的機遇。多次出死入生，對自己個人的榮辱看得不那麼認真了，但是想到身後的事卻還不能無動於衷。
文章千古事，並非虛語。一個人的思想一旦寫下，通過文字的媒介，送入了別人的頭腦，也就成了社會事實，發生社會影響，因而有功罪可論。自編文選，總是希望給後人留下一些美好的印象。這就帶出了自我評估之意，真難為了我。
我對自己的作品估價是不高的。1982年答覆為我寫傳的阿古什先生的信里曾說：「長得不那麼好看的人，不大願意常常照鏡子。」對他給我勾畫的形象作了如下的自宥：「我這一生所處的時代是個偉大的時代，對每個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又給人很苛刻的條件，像一個嚴格的老師在考驗一個學生。我到目前為止，取得的分數是不高的。當然我還有不太多的時間，可以爭取再增加幾分。」說了這話又是五年，究竟增加了幾分也很難說。真是「笑我此生多短促，白髮垂年猶棲棲」。
說這是個偉大的時代是不錯的。我們這個國家從來沒有經歷過像這幾十年那樣激烈的變動。重大的社會改革理應在思想領域裡引起相應的激蕩，孕育一代文章。「一介書生逢盛世」，我多少自覺到不應辜負這個時代。但是主觀努力總是抵不過嚴峻的客觀條件，以致到這時候還是不得不自己承認，「分數不高」。
論我得之於社會的投入，應當說是優裕的。像我一樣「受過當時正規教育全部過程」的人，在我同輩的青年中屈指可數，比我年輕的幾代人更不用說了。我依靠家庭的支持完成了大學的教育，這筆費用全部是由我母親從我父親為數不多的工資里節約出來的。我出國留學是國家公費，實際上是取之於退回的庚子賠款，是人民的血汗。這樣的投入跟我其後交給社會的產出看來很不相稱。我總是有一種自責的心情，「應當做得更好一些」。
為自己作估價不可能很客觀。我從別人對我的評論中常體會到他們總帶著一些原諒我的口氣：在這樣的條件下能做到這個程度是不太容易的。那不是對作品實有價值作出的評語，其實只是說這個人應當可以寫出更好的作品來，但是並沒有，原因則推給了客觀條件。我固然可以用以安慰自己，但是天下哪有一個傑出的作家不是從重重困難的條件里掙扎出來的？「文章憎命達」，說出了歷史的真實。我不夠格。
偉大的時代必然會出現偉大的作品，也許正是因為激烈的社會變革為生長在其時的人，提供了平時難於發生的形形色色、豐富多彩的生活實際，成了一切思想領域裡的傑出作品的寶貴泉源。激烈的社會變革同時也一定會給所有的人帶來坎坷不平的實際生活。像在急湍中游泳，一路淘汰著頂不住漩渦的人。如果對這些人說，只要水流里沒有漩渦，你是能游到終點的，那有什麼意思呢！
在自編文選的過程中，除了「愧赧對舊作」之外，也有聊以自慰的一面。我想不到還能在臨近終點時有幾年的時間在學術跑道上作出最後的衝刺。我猜不透老天的用意，但必須老實說，這機會是得之意外的。
社會學在中國是1952年中斷的，到1979年才重建。我是在1957年被打入另冊，到1980年才正式「改正」，重被別人作為正常的人對待。在這樣長的一段時間裡，我在時代的急流里抬不起頭來。更可怕的是失去了精神支柱，對自己矢志要在這一生中追求的目標從模糊直到幻滅。「士不可以奪志」，而我的志被奪走了。從四面八方來的，年復一年對我過去所寫的文章的批判，使我喪失了對自己的信心。起初不得不「向人民伏罪」，隨後也確是覺得「毒草害人，罪該萬死」，甚至也學會了用別人批判我的辭彙和邏輯去批判別人。哀莫大於心死。這場「觸及靈魂的革命」真的挫傷了一個個人的心。似夢如魔地過了不明不白的二十年，如果不是在歷史上發生了「撥亂反正」這一大轉折，我一定會像我許多老師和朋友一樣在莫明其妙或全盤否定了自己的心情中離開這個世界。我怎麼會活著過來的呢？自己也說不明白。我厭惡我自己這二十多年的生活和言行，除了在夢裡，還常常來干擾我，我再也不願回想這段情節了。我想把這一切推出記憶的領域之外。說我懦怯無能也好，說我寬容大量也好，事實上我連電視屏幕上的悲劇都看不下去。看來是創傷難愈，餘悸猶存。
無論如何，二十多年的陰影我是把它埋在心底里了。在這本文選里，讀者可以看到我最後幾年衝刺的面貌。人的心理原本是複雜的，多面的，矛盾的。在這段時間裡有一點看來佔了上風，那就是我下定決心，要用最後的十年追回失去的二十年。日子是過得有點緊張，但我不能再辜負生命的最後一段了。人稱晚節，我叫它最後的機會，是表白自己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的最後機會，是回償一生得之於親人，得之於社會的最後機會。我的確自覺地深深愛惜這得之匪易的機會，難是難在揮之即去的學術工作卻不能呼之即來。我心裡希望還能在這幾年裡多得幾分，事實上怎樣就很難說了。在人家眼裡我是已快活到盡頭的人了，是自編文選的時候了。「芳草茵茵年年綠，往事重重陣陣煙。皓首低徊有所思，紙盡才疏詩半篇。」
我一生的學歷已附入這本選集，毋須在這裡多說。但是便於讀者理解我個人學術上發展的經過，不妨讓我自己勾畫出一個輪廓：我的行文格調二十年代末已經形成，為學方法三十年代中期已經奠定，基本概念三十年代後期到四十年代前期大體建立。四十年代後期是寫作上第一個豐收期，對當時中國的知識界有一定影響。五十年代早期是「學習適應新社會」的時期，看來沒有學好，從後期起到七十年代末只能說是個可悲的空白。八十年代重新投入學術工作，寫作上出現了第二個豐收期，在行文格調、為學方法、基本概念上則只能說是得到了繼續和展開，並沒有什麼新的突破。但是通過這幾年的工作，由於堅持理論不脫離實際，有些論點在歷史的實踐中得到了證實，有些論點也推動了社會經濟的發展。總的說來，可以說是進入了實用階段，因而它的價值也容易得到由實踐檢驗的機會，為社會所接受，使自己有所自慰。如果天假以年，我還能活到九十年代，有一段寫「余筆」的時間，通過多讀些別人的著作，細嚼此生的經歷，是否還能突破早年的格局，那就得由後人去評論了。
要理解一個人思想的來龍去脈，必須有個全局觀點，要在這個人的全部著作中去尋找。而我這本《社會學文選》卻不僅只是從過去已發表的文章中挑出來的一部分，而且人為地加上了一個《社會學》的框框。在天津人民出版社約定出版這本《文選》之前，民族出版社已先人一步，編定了一本我的《民族研究文集》。我所進行的民族研究和在邊區開發這個課題下所寫的文章，按我的學科分類也應當屬於社會學的範圍。這一部分有關中國少數民族的社會學的文章既然抽了出去，就不能再在這本《文選》里佔用篇幅了。這是應當在這裡聲明的。
我一向不主張用學科的框架來限制自己向實際的探索。我認定我這一生的目標是了解中國的社會。這個目標固然具體，但中國之大，歷史之久，如何下手呢？我相信科學研究必須有可靠的資料為根據，最可靠的資料是出自自己的觀察，所以一開始就著重實地調查。研究社會，就得觀察人的生活。到哪裡去觀察呢？我認為應當從基層入手。在中國就是到由許多家庭組成的農村裡去全面觀察農民的生活，要正確地認識中國，必須首先認識占人口80%的農民。這種看法奠定了我以農民為基本對象和以社會調查為基本方法的研究方向。當然，只看到農民，還是不能全面了解中國社會的，但認識全局只有從局部開始。我在前期只調查了農村，到八十年代上升到小城鎮，還沒有跨出農民的大範圍，所以離開了解中國社會的全貌還遠。一代不成則繼以二代、三代，這樣去做研究工作看來比較紮實些。
這本《文選》內容的排列沒有完全按文章發表的前後，而是分題處理。先交代清楚我對社會學這門學科的看法和這門學科在中國的遭遇，其次是提出我在四十年代前期對於農村為基礎的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認識，然後進入我以江村為主的農村調查，接著從農村調查基礎上伸引出小城鎮調查。我另一個超出農村調查範圍的研究課題是知識分子問題。以上三部分都用1984年我在中國民主同盟開辦的暑期多學科講座所講的《社會調查自白》中有關章節作為引導。最後一部分是我在幾次國際學術會議上有關家庭問題的講話。
我歷來發表在各種報紙和刊物的作品包括不進學術文章範圍的還有不少。我從十四歲起就喜好寫作，第一篇得到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