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社會學文集》是我從1978年到1984年所寫自認為帶一點學術性的文章的彙編。用《社會學文集》這個書名，嚴格說也許不夠確切的，除非從比較寬廣的觀點來理解社會學，把它看成是一門研究人際關係的學科。這本文集實際包括了已經出版的四本小冊子：《民族與社會》（1981）、《從事社會學五十年》（1983）、《社會學的探索》（1984）、《論小城鎮及其他》（1985）。這四本小冊子書名雖異，性質相同，都是短篇文章的彙編。我從1981年起，每過一年或較長的時間，就把這段時間裡所發表的文章編成小冊子出版。大體上分成兩類：一類是我所謂帶一點學術性的文章，一類是雜寫。上述四冊是前一類，雜寫也出了甲、乙、丙三集。
我從小喜歡寫作。自從1924年在《少年》雜誌上發表了我的第一篇習作後，到1957年實際上並沒有間斷過。特別是從四十年代開始，我在抗戰後方執教時，為了維持艱苦的生活，不得不賣文來補充收入，經常投稿各種刊物和報紙，真有點飢不擇食。抗戰結束後，我曾把那一時期的文章歸類集成若干小冊出版。這無非是當時的窮書生多得一些稿費的辦法，同時卻養成了我勤於筆耕和喜歡發表的習慣。
我這種隨寫隨發表的習慣，嚴格說來並非著作的正道，但也有一個好處，那就是比較率直地暴露作者的思想。在這個變革迅速的社會裡，這些作品倒為歷史過程留下一些真實的痕迹，反映這個時代知識分子的思想。把這些文章里所表達的思想作為一個時代的社會意識形態來看待，它們是有其存在的價值的。尤其是把歷年的文章聯串起來，就容易看得清楚當時一些思想觀念的來龍去脈。我希望讀者也不妨採取這種態度去閱讀我這本文集。如果能多想一想：這個時代怎麼會有這樣的人？這樣的人又怎麼會有這些思想？會說這些話？那就很有味道了。至於這些文章對作者本人會引起什麼毀譽，那是不足掛齒的。
也許還應當提到的是1957年到1979年之間這段時間，除了一些翻譯之外，我沒有發表過什麼表達本人思想的文章。原因是眾所周知的。1979年以後我的舊習慣又有復萌的條件了，這對我是件快事。像我這樣一個人又能仰首伸眉，論長說短，這件事從時代的變化來說也不能說是件小事。這本《文集》能夠出版問世，自有其值得深思的意義。
這本文集掛上社會學的牌子固然是不完全恰當，但我這段時期里主要的工作是在重建社會學這門學科。我的命運和社會學的命運多少是聯結得比較密切的。1957年我發表了「為社會學說幾句話」之後不久，社會學進一步被貶入了冷宮。我在1978年能發表「為社會學再說幾句話」正因為社會學的合法地位重被肯定了。到1980年我在答《中國青年報》問時，已有機會向青年讀者講一講我從事社會學五十年的經過。到1982年，社會學重建已有眉目，使我能發表《建立我國社會學的一些意見》。這些對我是一種安慰。把這經過列入文集的內容也為歷史留下這一值得回憶的記錄。
社會學的重建也帶來了我一生的第二次的學術生命。這段生命開始，我的年齡卻已經過了七十。1981年我「三訪江村」，重又接上了中斷了二十八年的農村調查。我初訪江村是1936年，重訪江村是1957年。學術工作脫離了實際也就會喪失活力。一旦我又有機會重返農村裡去調查，我的思想也就像草木把根插入了土中，從此又得到了滋養。就是在江村的調查中我看到了研究作為農村經濟、政治、文化中心的小城鎮的重要性，1982年我正式提出開展這項研究工作的倡議。1983～1984年我也就有條件發表四篇論小城鎮的文章。這一條發展的線索在這本文集里表現得很具體。
如果可以說社會學是這本文集的主幹，那麼民族問題和知識分子問題就是兩個同本的旁枝。自從五十年代開始，我曾有機會參與民族工作，做過民族調查，直到1957年才告中斷。但是這一段時間裡和少數民族同胞的親密接觸，使我和他們結下了深切的感情。我第二次學術生命恢複之初，如這本文集一開始所表白的，還是從民族學起步的。接著幾年由於時間和精力的限制，重點轉移到了社會學的重建和農村及小城鎮的調查，民族研究成了旁枝。但是1983年我發表了「做活人口這塊棋」，把小城鎮聯上了邊區開發，重又拾起了民族研究的線索。1985年我自己提出了研究工作的重點轉移。從東南轉到西北，從農村、小城鎮轉到邊區少數民族地區。以後的文章已越出這本文集的時限了。
另外一個旁枝是知識分子問題的研究。這裡包含著我的一段辛酸回憶。如果不是我的誤解，1957年我被錯劃為右派，直接的導火線是我那篇《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事過境遷，到了八十年代，為了振興中華，重視知識和重視人才已成必要的社會態度。知識分子問題也進入了另一深度，而提出了智力開發這一項當前急務。這本是我的老課題，又因為我在中國民主同盟工作，它是一個知識分子的民主黨派，我對這方面的問題也就緘不了，在這本文集里佔了一定的分量。
一個人活著一天總得工作一天。我除了能寫寫文章以外，一無所長，看來也將以此終生。如果天假以年，當然希望能為這本文集出版補編，以饗讀者。
1985年7月7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