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有兩篇文章都是三十年代寫起，至今還沒有寫完。我1935年從清華研究院畢業後，才二十五歲，年華正茂，一股勁想搞社會調查。調查社會不那麼容易，我想先從一個比較簡單的社區開始，所以到廣西大瑤山去調查。進行到一半出了事，這第一篇《少數民族的社會調查》文章沒有做完。
1936年我回到家鄉休養，家鄉有個女子蠶業學校，校長很有遠見。他從二十年代就搞科技下鄉，把現代養蠶繅絲的科學技術送到鄉下給農民。學生們到一家家農戶去推廣怎麼改良養蠶，把中國的土法繅絲改成機器制絲。不但這樣，他們又看到，把生產技術提高了，農民並沒有得到多少好處，好處全被中間剝削搞走了。他們想到科學技術的提高應當使千家萬戶都富起來。這思想是很好的。為了消除中間剝削，他們教農民自己制絲。學校送了農民一台機器，辦了一個小型絲廠。農民自己當老闆，是個合作社，大概是在1933年成立的。從種桑樹、養蠶、制絲到出售，成為「一條龍」。我的姊姊費達生就在吳江縣開弦弓村做這件事。我去探望她，在村裡住了一個月。我對周圍發生的事覺得很有意義，問東問西，把材料記了下來。秋天我到英國去留學，就寫了一本關於中國農民生活的書。這是第二篇文章的開始。
我從英國回來抗戰已開始了。我到了昆明，後來聞一多先生遇難的事件發生了，我才離去。我在雲南期間調查了幾個農村，寫了一本《祿村農田》。解放後，土地改革，合作社成立之後，1957年我才又到開弦弓村去了一次。
三十年代我提出八個字「人多地少，工農相輔」。這是說在我們家鄉這個地區的農民，單靠農業富不起來，必須搞副業和工業，農工要相輔。男耕女織是傳統的農村經濟模式。我們家鄉農業加上了蠶絲副業，農民生活比其他地方好，所謂「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但是在「三座大山」高壓下，天堂保不住了。儘管有遠見之士想通過科技下鄉使千家萬戶富起來，搞合作性質的集體工業，但杯水輿薪，無濟於事，在抗戰中這一點烏托邦式的小試點也被摧毀了。解放後，我們有條件做這些事了，可是沒有做，而開始向單一經濟發展，要農民單純搞糧食，忽視了「工農相輔」的原則，把當時的副業幾乎都搞掉了。因此我在1957年下去的時候看到農業發展了，農民沒有富起來，手裡沒錢，人這麼多，機械化進不去，農村經濟問題長期不得解決。《重訪江村》沒有發表完，我被劃成了右派。這第二篇《中國農村經濟的發展》文章沒有寫完。
1980年我得到改正時，在統戰部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我許下了一個心愿：把這兩篇沒有寫完的文章寫下去。可是人生幾何，來日苦短。心裡盤算一下，當時年已七十，我假定自己的腦筋能工作到八十歲，我在座談會上說，我身邊只有十塊錢了，這十塊錢怎麼花？應該多想一想：是集中使用呢還是隨意零花？這一想，我就決心把這十塊錢用來接著寫上面所說的兩篇未完成的文章。這句話，言猶在耳，一轉眼十塊錢已花去了一半。前幾天剛剛過了七十五歲生日，離八十歲只有五年了。我手上只有五塊錢了，這五塊錢打算怎麼花？
先說第一篇文章，少數民族地區的開發。解放前我在廣西大瑤山的調查，半途而廢，所取得的人體測量材料保存到昆明，在一多事件後，我匆匆離滇時丟失了，很可惜。當時我在山區搞調查連路都沒有，馬都不能騎，就靠自己天天爬山，從一個山頭爬到另一個山頭。1980年後，我帶了幾個學生又去大瑤山，一則老了，二則胖了，跑不動了。換句話說，我要去上山調查的條件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了。我們搞調查不像當官的人去視察，只聽別人彙報，而要親自去觀察人們的生活，那就要爬山涉水，我現在是做不到了，因此我很失望。這一篇文章怎麼寫下去呢？雖然已經有幾個學生去大瑤山繼續我的調查，但總不如我自己動手痛快。這篇文章怎樣寫下去，還得另想辦法。
第二篇文章呢，到家鄉去串門訪友，比較容易些。1980年我三訪江村，正是三中全會以後。下去一看，這地方雖則還沒有開始實行聯產責任制，可是「社隊工業」篷勃發展，變化很大，問題也很多。最大的一個問題是：我們的孩子都長大了，都有孫子了，一個人變成二個，二個變四個了，加倍了。家家戶戶人丁都增加了，全國就增加了一倍。這些人都生活在原來的這一片土地上，三十年代我就講過「人多地少」，八十年代呢，人更多，地卻更少。造房子，開公路，總的耕地面積減少了，而要吃飯的人更多了。住在農村裡的人又不許出來，一個農村戶口要變成城市戶口吃商品糧，比上天還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人口問題怎麼辦？有人說假如當時聽了馬寅初老先生的話，人口可以少四億，現在我們就輕鬆多了。可人已經生出來了，不能不養起來，不但養起來，他們還要生孩子。一家只生一個，很不容易做到。結果是人口「長」「擠」，城鄉又不通，成了一盤「僵」局。
我們不能不承認，我國人口這盤棋沒有做活。要做活，必須有二個「棋眼」。哪二個「棋眼」？我說：農民必須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可以離土不離鄉。不要都從事農業，要農工相輔。除了傳統的一家一戶的手工業外，更重要的是要發展一村或幾個村子聯合起來搞的集體性質的現代工業。這個出路實際上並不是我想出來的，而是農民在沒辦法的時候自己想出來的。七十年代，在江蘇一帶正在搞「文化大革命」，城裡停產鬧革命，打派仗，很多工廠停工。但是人民還是要「吃、穿、用」，東西從哪兒來呢？農民辦起工廠來了，你不做我做，城市裡一些工人不願打派仗，回到了家鄉，加上一些幹部下放農村，幫著農民搞起了小工業。
1980年我們到小城鎮一看，過去冷冷清清，現在熱鬧起來了。我是小鎮上生長大的，早年鎮上有茶館，有小吃店，有五金、百貨、布匹、買賣糧食的、加工的，熱鬧得很。可是自從五十年代統購統銷，後來反對販運，流通渠道單一化。民辦變官辦，割資本主義尾巴，這樣一搞，搞的鎮上冷冷清清。胡耀邦同志1989年初到雲南保山一看，他就發言了。這樣不成，小城鎮要恢複。小城鎮不恢複農村就沒有一個中心，也發展不起來，知識分子就留不住。
的確，小城鎮人口一般都下降了。三十年來從全國講，人口加了倍，小城鎮上的人口卻比解放前還要少。所以，假定能恢複、發展小城鎮，農村的人口壓力就可以減少，農村裡多餘的人口就有了出路。所以我說這是一個「棋眼」。在小鎮上工作的人不用離開家，住在農村，到鎮上去做工作，這些工廠不用辦食堂，也不用辦宿舍，成本低，便於競爭。我們如果能發展鄉鎮工業，農民進廠不進城、離土不離鄉，這樣一搞，我們的人口這盤棋就活了一半。
去年我們在吳江縣調查了七個小城鎮，提出：「發展小城鎮是可以解決我們人口問題的一條出路。」經過各級領導部門進行研究，今年四號文件完全肯定了這一條。多辦鄉鎮企業成了我們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一條道路。當然對鄉鎮工業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同看法，新事物必然帶上不少不太好看的面貌出現。過去上面不許它拋頭露面，它只能偷偷摸摸地去做，陰暗處就不免有些歪風邪氣。今年在北京開了一個江蘇省鄉鎮企業工業展覽會。我去參觀，講解員對我講：過去我們不敢見人，現在光明正大，大搖大擺進京城了。這個變化很大，這樣一來，江蘇鄉鎮企業生產總值很快發展起來了，去年鄉鎮工業佔全省工業產值的四分之一，今年佔三分之一，增長速度從30%上升到40%。鄉鎮企業不僅提高了生產力，更有意思的是我們這樣搞法，避免了走西方工業化的道路。西方工業革命初期是以犧牲農民為代價的，我們不同，我們工業的發展是在農村繁榮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我們的工業不僅不去破壞農村經濟而且正在幫助農村經濟的發展。三十年代講的「人多地少，工農相輔」的原則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上並以新的形式出現了。這是只有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才能實現的大事。它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工業化的道路。小城鎮工業能吸收多少人呢？從全國來算，到2000年時，十二億人口中可有40%放在農村，40%放在小城鎮，20%放在大中城市和工礦大企業里。
農村經濟結構的變化是中國農村工業化的標誌。我在江蘇調查到，在蘇北，從工農業生產總值上說，北邊徐州是工三、農七，工業少於農業。到揚州北部才工農各半。蘇南一般是工業超過農業，以中等地區的吳江縣來說已是工七農三。到了上海附近的幾個縣是工八農二，到沙洲有幾個鄉已是工業佔了九成，這樣的農村可以說已經工業化了。蘇南經濟發達的農村裡，農民的生話比我們這些教書匠好得多。有些事簡直聽了不敢相信。我到農民家去參觀，上樓時，他看看我的鞋，鞋太臟，要脫了鞋，穿上拖鞋上樓去，樓上是油漆地板，我自己家裡也沒有這樣乾淨。我過去也不知道什麼叫「立體聲」，我想音樂還有什麼立體？「立體聲」我是在農民家裡初次聽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