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早年的著作，經過了大約四十年，按原樣重版，又翻譯成日文出版，這對作者本人來說不免又喜又愧。喜的是連自己都沒有預料到，經過這樣長久又這樣坎坷的歲月，作者竟能及身見到還有海外的讀者願意閱讀這本書。可是也必須說，在這漫長的時間裡，作者本人的思想多少已有了些改變。有些方面可能是比較成熟了些，有些方面卻沒有趕上時代，顯得落後了。而且年事已高，銳氣未免消失不少，今不如昔。青年人的可愛，也許就在「初生之犢不畏虎」。想當年我開始寫這本書時還只有三十多歲，滿懷抱負，要一探社會的究竟，還立志要寫「三部曲」，一是講人們怎麼和怎樣在社會體系里共同生活？一是人們怎樣通過新陳代謝使社會體系能維持和延續？一是社會體系本身又怎樣通過人們的創新而不斷變化？這本《生育制度》其實就是我第二部曲的試筆。早年給自己樹下的願望到現在這年紀可以斷言是落空了。這倒不能全怪過去的處境坎坷，主要還是閱歷多了，明白了天高地厚，個人那麼渺小，哪敢再做這樣的妄想。近年來重讀早年的作品，還常覺赧顏不止。看到要害處，卻每見自己逡巡卻步，穿不透、突不破，火候未到家也。現在要把這些初出茅廬的作品送到日本學者面前去請教，怎能不發生一種自慚之感呢？
我敢於把舊著重刊，還要翻成外文出版，自有另一種想法。我想，世上一切事物都是歷史在一定時空的產物，同時也成了當時當地歷史的一部分。既是歷史的一部分，當然也會在更大的地域和更長的時間裡起著影響其他事物的作用。歷史者就是古人每一念及就會愴然而流涕的「天地之悠悠」。著書自非例外。在有文字的時代里，人們總是會用它來反映當時當地一部分人的一些觀點。本身是歷史產物的觀點通過文字發生社會作用，同時也留下歷史的腳跡。至於通過哪些人的頭腦和手筆進行反映，那是無關宏旨的。文章一離手，實已不屬於作者個人。真是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因為它已成為歷史長河、社會巨海中的一浪。如此看來，我還有什麼權利把反映四十年前發生在中國年輕人中一些觀點的記錄，由於曾出於我的手筆而把它掩飾起來呢？
作為一個舊著的作者應當比其他的讀者對寫成這本舊著時的歷史背景和主觀條件更為了解，特別是經過了四十年的歲月，應當可以站得遠一些，甚至高一些來回溯當年情境。老眼看春水，別有一番滋味。如果有條件和興緻能寫成文字，對舊著的其他讀者，在體會該書的內容時，或者也可有所裨益。這是為什麼我答應舊著重刊、翻譯外文、並且寫序的緣故。
讓我先說一說此書寫作的經過。話得從稍稍遠一些說起。
1938年暑天，歐戰爆發前夕，我校對過Peasant Life in a一書的清樣，告別倫敦，取道馬賽，乘輪返國。那時，亞洲大陸，烽火彌天，故鄉陷落，遣送我出國留學的清華大學已遷到昆明，並和北京大學、南開大學聯合成為西南聯合大學。我在國事危急之際，從西貢上岸，直奔昆明。在昆明遇到我母校燕京大學的老師吳文藻教授。他事先已為我申請到中英文化基金的研究費，使我在返國不到半個月就能下鄉在昆明附近的祿豐縣的農村裡開始社會調查。在這基礎上，取得燕京大學的資助，在雲南大學成立了一個小規模的社會學研究室。1943年我應邀去美國講學，利用這一年時間，把研究室同仁們的調查成果翻譯成Earthbound a（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44），a Ehe Mae Age（哈佛大學出版社，1944）兩書。1944年返國後我開始在雲南大學及西南聯大擔任教課。我開了兩門課程：一是家庭問題，一是農村社會。戰時後方的生活是十分艱苦的。一個教授的工資養不活結了婚又生了孩子的小家庭。我不得不以寫稿補給。我在大學的教室里講完一堂課，回來就把講稿整理成文，賣給報館和雜誌社去發表。這種處境養成了我喜寫短文的習慣，也在當時贏得了多產作家的名聲。
1946年暑季，西南聯大決定分別遷回原址，清華將回北平，即今北京。我貪戀四季如春的昆明氣候，打算用這假期，在北上前把這幾年在報紙、雜誌上發表過的文章，分題整理成幾本文集：有關農村社會的講稿編成《鄉土中國》，有關家庭問題的編成《生育制度》。
沒有料到，這本《生育制度》卻遭到難產。該書剛編成一半，當時已統治了昆明的國民黨反動派，對我們這些被稱為「民主教授」的人物，加強了橫暴的迫害。聞一多先生首當其衝，光天化日之下被特務槍殺於大學宿舍的街頭。經過了一個多月的恐怖日子，我終於帶妻攜女逃出昆明。這消息傳到了倫敦的朋友，他們多方設法邀請我去英國「換換空氣」。我回到故鄉，住在江蘇省滸墅關我姊姊為我借得的一所房子里，等待朋友們為我張羅出國手續。就在這段時間裡，我完成了這本《生育制度》的編寫工作。
也許可以在這裡提一筆，我原本打算在這書後部關於親屬制度還要多寫幾章，但由於手裡無書，難於下筆，所以不得不草草結束，實屬憾事。還想附筆一提，我於1982年重訪滸墅關最後寫成此書的舊居。我當時借住的那間房屋還在，但因主人外出雙門被鎖，未能入戶。我只能以此屋為背景攝了一影，以留紀念。今既出日文版，不妨附印扉頁，以饗讀者。唯當年住在此屋裡寫作的還是個風華正茂的壯年學者，現在如相片上所示的，已霜雪滿頭了。
這本書不僅難產而且境遇也是夠寒峭的。1946年秋季我把稿子交給了商務印書館之後，就上飛機去倫敦了。像個棄兒一般，我已無法照顧它了，既未校閱清樣，最後潤色，又逢戰事不息，素以印書質量著名的這個書店，在烽火亂局中的出品竟致紕繆屢見。我收到這書初版樣本後不久，全國解放了。這書流傳為數極為有限。社會學這門學科在大學裡從1952年起就中斷了，到1979年才得到恢複。這本書淹沒無聞者三十年，有些圖書館甚至因為作者的關係1957年後把該書打入了冷宮。社會學得到恢複後，我才從牆角的書堆里撿出這本久已被遺忘的舊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社會學叢書》向我約稿，我就以此舊著搪塞。承蒙他們不棄，1981年重刊出版，1983年又二次印刷。此書的運命似乎已有轉機。
1982年我應日本國際文化會館之邀去東京訪問，以文會友，我宣讀了「論中國家庭結構的變動」。訪日期間我又見到當時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所長中根千枝教授。她和我本是同門弟子，都在英國倫敦經濟學院師從過Raymond Firth教授（現已因其在學術上的貢獻取得爵士榮譽）。這位老師現尚健在。我們這兩個同門弟子相差二十年，我是在三十年代聽過他的課，她是五十年代跟他學習的。1975年中日開始友好往來時，她就代表日本文化教育界來華訪問。我們初見，一如故交。記得她當天就贈送我一疊著作，其中有一本是用英文寫的《日本社會》（企鵝普及本，1973）。我當夜讀完，翌日就交換意見，她十分愜意。事後我邀請許真同志把這本書譯成中文，中根教授寫了中譯本序，我親自翻譯。這次訪日，我又見到她，她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幾天寶貴的時間，伴同我去仙台參觀日本農村，盛情可感。我在這次訪問中贈送她一本已重刊的《生育制度》。投桃報李，禮尚往來，她建議請人把我這本舊著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我當即首肯，她又選擇了她的得意門生橫山廣子作為這書的譯者。橫山女士1983年來中央民族學院留學，攜帶該書譯文稿本，其中所有疑難之處，一一由我親口解釋。她還為我找出了一些排印上的錯字。她那種閱讀細緻、翻譯認真的為學精神，使我敬服。
1984年6月，中根千枝教授又來訪華，帶來了該書的清樣。她已親自校閱過，她要我對書中一些我本人創製的專門名詞，如「社會繼替」「世代參差」等，作進一步的口頭說明。這些名詞固然對日本學者會感到生疏，但好在日文中有漢字，日語又有吸收外文的習慣，所以我不想割愛，請她保存原相。如果這些名詞引起讀者的困難，其責任當然是屬於我的。
我也樂意接受東京大學出版社的建議，為日文譯文本寫一序言；並且同意在四十年前寫成的舊著後面，附入這幾年裡我關於中國家庭結構所寫的兩篇文章：一是1982年在東京的講話，上面已經提到，一是1983年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的「中國文化和現代化」討研會上的講話「家庭結構變動中的老年贍養問題」。這兩篇文章可說是我對生育制度一些觀點最近的看法，也是我應用這些觀點來研究中國實際的嘗試。
貫穿我這本《生育制度》的一個觀點，就是人類社會必須有一套辦法來解決個人有生死、社會須持續的矛盾，也就是生物的個人和社會的集體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是通過個體的新陳代謝來取得集體的常存而統一起來的。社會體系中個體的新陳代謝包含著社會成員再生產的過程，這個過程不能單純依靠生物機能來完成，而還必須有社會性的撫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