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期間，冬林攜同她弟弟士傑一起到我家裡來看我，並告訴我，他們已經把母親浦熙修的文集編定，準備出版，要我寫一篇懷念的文章。我聽了首先認為他們姊弟二人做了一件好事，因為我認為這是浦二姊生前的一樁不敢認為會實現的夢想。我相信這位知心難友心裡一定盼望有這一天。暴風雨過去後，她有機會能在明朗的陽光下讓人看到她一片愛國愛黨、忠心耿耿的真正面貌。這本文集雖則我還沒有機會拜讀，但據說將收集她在遭到劫難之前，即1957年以前歷年所發表過的文章。這裡積聚著她一字一字真心實意寫出來的一貫精神的結晶；這也是她一生為人的真憑實據，應當可以把劫難中無中生有捏造出來的對她的侮蔑和中傷一掃而清。我還是相信後來的子子孫孫是有判斷力的，而且真心盼望今後的日子裡，他們也不會再遭到我們這一代人所遭到過的劫難了。
我同意冬林姊弟提出的要我寫一篇懷念我對這位知心難友的文章，因為至今我還常常想到她，而且感到和她往來相處的那段經歷，不僅是支持我渡過那場劫難，使我有第二次生命，而且是鼓勵我珍惜我這20多年來不敢自懈地工作的動力。因為我心底里還有她這個人，我要求自己這一生能做到她指望我所應當做的事情。
對浦二姊的懷念，我在1987年6月曾為上海《文匯報》50周年寫過一篇《紀念〈文匯報〉的女將》，記下了我當時對她的懷念。時間又過了12年，我的記憶力更差了，當時記不起的事，現在更模糊了。在我對浦二姊的懷念之情實在無須加以添補，這段經歷又經過了近20年的洗鍊，我內心確是覺得更光潔可愛了。
我這次再懷念這位難友時，在題目上加了「知心」兩個字，這是我這段時間裡不斷回思浦二姊這個人和我的友好關係時，想起的稱呼。她是我的難友那是眾所周知的。我們確是從1957年坐在一條板凳上聽到我們被宣判成「章羅聯盟」的幹將和軍師時，開始其後13年不尋常的友誼。起初不過是一般的難友，同受劫難以後有的那種共同感情的結合。但同是受難人並不一定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理想和意識，所以不一定是知心朋友。經過1958年這一年在社會主義學院的一起學習，有了相互交心的機會，大家多了一層相識，建立了心態上深一層的聯繫，所以我加上知心二字在難友之上。
怎樣描述我們之間的那種知心難友的實質呢？首先當然我們有共同的境遇，我們都是從社會的正常活動中，突然在一聲號令下被孤立出來的人。人是不能離群獨立的，也就是說正常的人必須有一個正常的社會環境。我們被指定為「人民的敵人」以後，就從正常的社會環境中和別人划出了一條界線，成為一般人不敢接觸和往來的對象。所謂「劃清界限」。
我曾打過比較容易理解的比喻，人之不能離開社會可以說有如魚之不能離開水。一條活魚從水中打撈出來後，放在沙灘上用強烈陽光來干曬，成了所謂枯魚，這樣的魚是活不了多久的。這些枯魚要苟延生命，只能「相濡以沫」。知心的難友在處境上就有類於沙灘上的被曬在一起的枯魚，他們只能「相濡以沫」，就是在沙灘上互相把自己的吐沫來共同維持生命。我們這些難友就是相濡以沫的枯魚。他們在被眾人視為異類時，還能在相互間保持著社會中人和人在精神上相互支持的作用，因為這些在社會主義學院學習的「右派分子」，還允許個別接觸講點知心話，流露心與心之間的同情。我說知心難友的可貴就在這裡，就是被孤立的人還能在這些難友中得到一點人間的溫暖作為精神營養。當然，就是在社會主義學院里學習的難友也不一定能相互慰藉成為知心人。這一點體會，正是我接近90歲這幾年中補習社會學的心得。
社會主義學院結業後，我們這些被認為已有點改造的難友被宣布摘掉了「右派」帽子，一部分還恢複了政協委員，享受了一些如集體學習和外出參觀訪問等政治權利。浦二姊還安排在政協文史委員會做編輯工作，所以她自己解嘲說，原來的「新聞記者」遞升成了「舊聞編輯」。她兢兢業業地在這個崗位上工作，而且寫出了樂松生同仁堂的企業史、董守義參與奧林匹克紀事，以及修改董竹君的回憶和溥儀前半生的歷史等這些經得起學術考核的歷史著作。
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1957年掀起的這股巨浪，還在翻天和高漲，到1966年升級成了「文化大革命」這樣一次人類歷史上少見的特大災難，牽涉到億萬人。「文化大革命」和「反右」相比真是大巫見小巫。
我們這些「摘帽右派」一夜之間成了當然的牛鬼蛇神，真是鬧得家破人亡。潘光旦老師和浦二姊，都沒有渡過這場災難而離開了人世。我作為一隻死老虎不知怎的活了下來，以至於今。1980年又得到改正，獲得了已經有19年的第二次學術生命。
在上一篇懷念浦二姊的文章中，已說過我在1966年被抄家接著進牛棚、受批鬥，直到1969年11月下放沙洋幹校。在這段時節里，我幾乎完全失去自由，已記不得和浦二姊是否還有機會見面。直到1970年我才利用回北京的假期，又見到浦二姊，這時她已病重，我們是在大家心裡都明白即將永訣時分手的，我回到幹校不久她就去世了。但沒有人告訴我這個消息。浦二姊是在心懷坦白的心態中受癌病在身體上的折磨而離開這個世界的。她沒有走出這段黑雲壓城的劫難。在這個結尾上，我一直覺得有一種對運命的不平之感，我甚至有時狂想，願與老天對簿，願意把它無意中給我的近20年的壽命收回，轉移給這位能幹的女將。因為我深信如果這樣一轉移國家和人民的收益無疑會比現在的安排可以大的多。對此我還有何可說呢！
我在懷念浦二姊時總有一種想法，我們這一代人很快就會結束了。但是在這神州大地，甚至整個地球上，人類還應當活下去。為了人類繼續發展，我總是有一種非分的想法，願意像我們這一代人所受到的扭曲靈魂的歷史能否從此不再重演了。我們這一代受過劫難的人，是否有責任把我們所受的災難總結出一些教訓，真正做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化懷念為防災的力量，使得子子孫孫的靈魂再不遭扭曲呢？這也許是對億萬難友懷念的積極的行動。巴金老先生提出過建立「文化大革命」紀念館也許早已看到這個意思了。我自認脆弱，而且加上年已老了，讓我留著這個意思來結束這次對浦二姊的懷念吧。千萬不要忘記我們曾有過這一段可悲痛的歷史。
1999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