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借這個紀念北大社會學研究所成立10周年的機會，同時紀念吳文藻老師逝世10周年。這兩件值得紀念的事並不是巧合，而正是一條江水流程上的會合點。這條江水就是中國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的流程，北大社會學研究所的成立和後來改名為北大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還有吳文藻老師一生的學術事業都是這一條江水的構成部分，值得我們同飲這江水的人在此駐足溯源，回憶反思。因之，我挑選這時刻說一些感想，和同人們一起鼓勁自勵。
水有源，樹有根，學術風氣也有帶頭人。北大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懷有在中國人文科學的領域裡開創一種風氣的宗旨，在過去10年里，所里已經有不少年輕學者為實現這個風氣而做出了一定的成績。把這個風氣帶進中國來的，而且為此努力一生的，我所知道，吳文藻老師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帶頭人。現在回過頭來看這個研究所力行的那些學術方針中，有不少就是吳老師留下的教導。因之在吳老師逝世的10周年回顧一下他始終堅持的學術主張，對這個研究所今後的繼續發展，應當是有用的，對同人們今後在學術領域裡繼續開拓和創造也是有益的。
吳文藻老師的生平和主要論述，在1990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吳文藻人類學社會學研究文集》里已經有了敘述和重刊，我不在這裡重複了。我只想從我個人的體會中撿出一點要點，略作詮釋。
首先我想說的是吳文藻老師的為人，他在為中國社會學引進的新風氣上，身教勝於言傳。他所孜孜以求的不是在使他自己成為一代名重一時的學人在文壇上獨佔鰲頭。不，這不是吳老師的為人。他著眼的是學科的本身，他看到了他所從事的社會學這門學科的處境、地位和應起的作用。他在65年前提出來的「社會學中國化」是當時改革社會學這門學科的主張。我在和他的接觸中有一種感覺：他清醒地覺察到中國原有的社會學需要一個徹底的改革，要開創一種新的風氣，但是要實行學術風氣的改革和開創，決不是一個人所能做到的，甚至不是一代人所能做到的。所以，他除了明確提出一些方向性的主張外，主要是在培養能起改革作用和能樹立新風氣的人才。一代不成繼以二代、三代。學術是要通過學人來傳襲和開拓的，學人是要從加強基礎學力和學術實踐中成長的。人才，人才，還是人才。人才是文化傳襲和發展的載體。不從人才培養上下功夫，學術以及廣而大之的文化成了無源之水，無根之本，哪裡還談得上發展和弘揚！從這個角度去體會吳老師不急之於個人的成名成家，而開帳講學，挑選學生，分送出國深造。繼之建立學術研究基地，出版學術刊物，這一切都是深思遠謀的切實工夫，其用心是深奧的。
只有了解了65年前中國各大學社會學系的實情，才容易理解吳老師當時初次踏上講台授課時的心情。正如前述文集的附錄里「傳略」所引用吳老師自己的話說，當時中國各大學裡社會學是「始而由外人用外國文字介紹，例證多用外文材料，繼而由國人用外國文字講述，有多講外國材料者」。接著他深有感慨地總結了一句，「仍不脫為一種變相的舶來物」。
我是1930年從蘇州東吳大學醫學預科轉學到燕京大學來學社會學，有緣見到吳老師初次上台講「西洋社會思想史」的一個學生。我從中學時就在教會學校里受早期教育，是個用舶來物滋養大的學生。吳老師給我上的第一堂課上留下了我至今難忘的印象。這個印象說出來，現在中國的大學生一定很難理解。我當時覺得真是件怪事，這位從哥倫比亞大學得了博士回來，又是從小我就很崇拜的冰心女士的丈夫，在課堂上怎麼會用中國的普通話來講西洋社會思想？我當時認為是怪事的這個印象，在現在的大學生看來當時我會有這種印象才真是件怪事。這件事正好說明了這65年里我們的國家已發生了一個了不起的變化。這個變化不知耗盡了多少人的生命和心血，但只有在這個變化的大背景里才能領會65年前老師和學生的心態和他們在這65年中經歷的苦樂。
現在來訕笑當時的「怪事」是很容易的，但如果置身於60年前的歷史條件里，要想把當時的學術怪胎改造成一門名副其實能為中國人民服務的社會學，卻並非一項輕而易舉的工作，吳老師當時能做到的只是用本國的普通話來講西洋社會思想史。這一步也不容易，因為西洋社會思想所包含的一系列概念，並不是中國歷史上本來就存在的。要用中國語言表達西方的概念，比起用中國衣料製造西式服裝還要困難百倍。
65年前在燕京大學講台上有人用中國語言講西方社會思想是一個值得紀念的大事，在中國的大學裡吹響了中國學術改革的號角。這個人在當時的心情上必然已經立下了要建立一個「植根於中國土壤之中」的社會學，使中國的社會和人文科學「徹底中國化」的決心了。
從65年前提出「社會學中國化」的主張，現在看來必然會覺得是件很自然的事，不過是糾正在中國大學裡竟要用外語來講授社會和人文科學的課程的怪事。經過了一個甲子，除了教授外文的課程之外，在中國學校里用本土語言來授課已成了常態，但是，社會和文化科學的教材以本國的材料為主的似乎還說不上是正宗。吳老師所提出的「社會學中國化」，在目前是不是已經過時，還是個應該進一步認真研究的問題。北大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堅持以結合中國社會文化實際進行科學研究為宗旨，實質上是繼承和發揚吳老師早年提出的「社會學中國化」的主張。
這個社會和人文科學中國化問題牽涉到科學知識在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根本問題。其實在大約60年前在燕京大學的社會學系學生所辦的《社會研究》周刊，就曾經展開過一番「為學術而學術」和「學術為實用」之爭。儘管「為學術而學術」就是為了豐富人類知識而追求知識，固然也是一種不求名利的做人態度，有它高潔的一面。但是我在這場辯論中始終站在「學術為實用」這一面，因為我覺得「學以致用」是我們中國的傳統，是值得繼承和發揚的。吳老師當時沒有表態，但後來把英國社會人類學的功能學派介紹進來，為學以致用提出了更有力的理論基礎。在功能學派看來，文化本身就是人類為了滿足他們個人和集體的需要而創造出來的人文世界。滿足人類的需要就是對人類的生活是有用的意思。人文世界就建立在人類通過積累和不斷更新的知識之上。知識是人文世界的基礎和骨幹。學以致用不就是說出了知識對人是有用的道理了么？用現在已通行的話說，學術的用處就在為人民服務。
吳老師所主張的「社會學中國化」原來是很樸實的針對當時在大學裡所講的社會學不聯繫中國社會的實際而提出來的。要使社會學這門學科能為中國人民服務，即對中國國計民生有用處，常識告訴我們，這門學科里所包括的知識必須有中國的內容。提出「社會學中國化」，正反映了當時中國大學裡所講的社會學走上了錯誤的路子，成了「半殖民地上的怪胎」。
把中國社會的事實充實到社會學的內容里去實現「社會學中國化」所必要做的初步工作。我記得30年代的初期在當時的社會學界在這方面已逐步成為普通的要求，出現了兩種不同的傾向，一種是用中國已有書本資料，特別是歷史資料填入西方社會和人文科學的理論；另一種是用當時通行於英、美社會學的所謂「社會調查」方法，編寫描述中國社會的論著。在當時的教會大學裡偏重的是第二種傾向。開始引進這方法的還是在教會大學裡教書的外籍教師，其中大多不懂中國話，僱傭了一批中國助手按照西方通用的問卷，到中國人的社會裡去，按項提問，按表填寫，然後以此為依據，加上統計，彙編成書。這在當時的社會學裡還是先進的方法。南京金陵大學的J.L.Buck（布克）教授是其中之一，他用此法開創了中國農村經濟的調查，不能不說是有貢獻的。這個方法不久就為中國的社會學者所接受和運用並加以改進，適應中國的情況。最著名的是當時在平民教育會工作後來轉入清華大學的李景漢教授。他在河北定縣和北京郊區一個農村的調查首開其端，接著燕京大學的楊開道教授也開始了北京附近清河鎮的社會調查。這些實地調查在中國社會學的進程中有它們重要的地位。至於抗戰時期在社會調查工作方面，清華大學國情普查所曾經結合經濟學在滇池周圍各縣進行過人口調查，由陳達教授給予了指導，方法上也得到了進一步的提高，也形成了一種傳統，為中國人口學奠定了基礎，則是後話。
吳文藻老師當時對上述的兩種研究方法都表示懷疑。利用已有的書本上的中國史料來填寫西方的理論和基本上借用西方的調查問捲來填入訪問資料，都不能充分反映中國社會的實際。1933年燕京大學社會學系請到了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的Robert Park（派克）教授來校講學，給燕京大學的師生們介紹了研究者深入到群眾生活中去觀察和體驗的實地調查方法。吳老師很敏捷地發現了這正是改進當時「社會調查」使其科學化的方法。他從派克教授得知這種方法是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