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8月在遼寧丹東鴨綠江邊度暑。丹東是個滿族的聚居區，據1990年人口普查，丹東地區滿族人口超過100萬人，佔全地區總人口的40%以上，已有三個縣，岫岩、鳳城、寬甸建立了滿族自治地方。我抽出幾天時間訪問了附近的滿族農村。在訪問過程中我回憶起半個多世紀前，我在清華大學研究生院讀書時曾讀過當時的老師史祿國教授在20年代寫的《滿族社會組織》一書。引起我對滿族研究的想法，如果有機會再去現場深入調查一次和史氏舊著的內容相比較，不是可以看到這個民族在最近70年里的變化了么？我把這個意思告訴了陪同我去度暑的潘乃谷同志。假期結束回到北京，她立即在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中心裡說服了高丙中同志，參與這個研究課題。她先在北京圖書館找出了這本久已被人遺忘的舊書進行翻譯，作為這個課題的初步工作。1993年暑季譯文原稿送到了我的手上，並且說這本譯稿已由商務印書館接受出版，希望我寫一篇序文。寫序我是不敢的，因為這本書的作者是我的老師，按我自定的寫作規矩，在師承上不許越位。我只同意在書後寫一篇記下一些對這位老師的追憶。
1933年暑假前，距今可巧正是61年前，燕京大學的吳文藻老師帶著我去清華大學登門拜見史祿國教授。為了這次約會，吳先生是經過一番考慮的。他認為發展中國的社會學應當走中國化的路子，所謂社會學中國化是以「認識中國，改造中國」為宗旨的社會學必須從中國本土中長出來。為此他費盡心思要培養一批年輕學生做這件事，他在這年又邀請了美國芝加哥大學的派克到燕京大學來做客座教授，傳授實地調查的社區研究方法。這套方法據派克說是從現代人類學裡移植過來的。西方當時人類學者都必須參與到具有不同文化特點的各族人民的實際社會生活中去，通過切身的觀察、理解、分析、總結，取得對實際的認識。這種參與研究對象的實際生活的方法被稱為實地調查的社區研究方法。派克和他的學生們就採用這種方法去調查芝加哥的都市社會，建立了被稱為芝加哥學派的社會學。吳先生就有意採用這種方法來建立中國的社會學。這是他的意圖，要實行這個意圖就必須培養一批人。當時我正好是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畢業班的學生，成了他看中的一個培養對象。
要培養一個能進行社區實地調查研究的社會學者，在吳先生看來首先要學會人類學方法，於是想到了就在燕京大學附近的清華大學裡的一位教人類學的史祿國教授（以下簡稱史氏）。燕京和清華兩校是近鄰，但是要送我去從史氏學人類學卻不是那麼方便。吳先生為此先說服了清華的社會學及人類學系在1933年招收學人類學的研究生，更重要的一關是要說服史氏願意接受我這個研究生。這卻是個不容易過的關，因為這位教授據說生性怪癖，不易同人接近。為了要他願意收我這個徒弟，吳先生特地親自帶著我去登門拜見。換一句話說，先得讓他對我口試一番，取得了他首肯後，才能進行正規手續。
史氏是怎樣一個人？他對自己的身世守口如瓶，我一直不清楚，也不便打聽。直到我打算寫這篇後記時，才查了他自己的著作和請一位日本朋友幫我在東京搜集了一些資料，關於他的學歷才有個簡要的梗概。從這個簡歷中也可以明白為什麼他有個不很和人接近的名聲。
這位日本朋友複製給我的英文本《國際人類學者人名字典》(ters編，1991年出版，以下簡稱《人名字典》）中有關史氏簡歷的條文，由A.M.Reshetov執筆，原系俄文，由T.L.Mann譯為英文。史氏的原名是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他所出版的著作署名時名尾不用v而用ff)，在中國通用的漢名是史祿國。這個漢名是否由他自己起的，我不清楚。但是至少是他認可的。
史氏的生卒年月有兩種說法。一是上述《人名字典》說他1887年6月2日生於Suzdal（俄羅斯），1939年10月19日死在「北京」（當時我們稱北平，在日本軍隊佔領時用什麼地名我不清楚）。但是《北方通古斯的社會組織》（以下簡稱《北方通古斯》）中譯文的譯者前言里另有一說，在他名後附有（1889～1939)，意思是生在1889年，比前說遲兩年。中譯本說是曾「利用原著和日譯本」。我請那位日本朋友查了這書的日譯本，譯者是川久保悌郎、田中克己。在譯者跋文里有「教授1889年生於俄羅斯古都附近其父的莊園里」，可見第二說來源於此。這兩年之差，不易斷定何者為誤。
據漢譯《北方通古斯》譯者前言：史氏「1910年畢業於法國巴黎大學人類學院，回國後在聖彼得堡大學和帝國科學院從事研究工作，1915年被選為該院人類學學部委員（時年26歲或28歲）。曾於1912年至1913年在俄國後貝加爾和1915年到1917年在我國東北多次進行民族志學、考古學和語言學調查。十月革命以後流亡我國。從1922年至1930年先後在上海、廈門、廣東等地的大學任教和從事研究工作。1930年以後在北平輔仁大學、清華大學任教，併到福建、廣東、雲南和東北等地進行過學術調查。1939年逝世於北平」。
史氏在《北方通古斯》自序中說：「1912年和1913年我曾到後貝加爾做過三次考察，1915年到1917年期間我又去蒙古和滿洲做了考察……1917年科學院又派我前往中國的蒙古以及西伯利亞毗鄰的各地方，使我得以繼續過去幾年的考察。但是我的工作還沒有完成，因為整個遠東，特別是西伯利亞各地，陷入不安定狀況而幾次中斷，我的研究性質改變了，新資料的搜集幾乎限於漢族（體質）人類學的問題。」「1917年俄國舊政權崩潰以後……決定返回聖彼得堡……1917年結束的第三次考察，持續了兩年多……1917年末在北京進行了對滿族的考察……從1918年春季以來……我再也沒有到通古斯人和滿人居住地區去考察的機會了。」從史氏的自述中可以看到，他對通古斯人及滿族的實地考察主要是在1912～1913年和1915～1917年這幾年中。他又提到過1920年離開西伯利亞時丟失過一部分資料，表明1917年後還去過通古斯人的地區，看來沒有進行正規的調查研究。
《人名字典》記著1918～1922年他是在海參崴大學工作。他自己在所著Ethnos專刊的前言中說；「經過了10年的思考，1921～1922學年在海參崴的遠東大學講『民族志』這門課程的引論里闡述了這個理論。」這說明1922年流亡到中國之前曾在海參崴的遠東大學裡住過一年。
1922年他曾到過上海，但他在上海的情況，我不清楚。據他在《北方通古斯》的序言中表示感謝上海商務印書館總編輯王雲五和英文部主任鄺富灼，還有上海巡捕房的人，說明他在上海和當地的社會是有聯繫的。後來不知哪一年他受到了廈門大學之聘擔任研究教授。就在這段時間裡他編寫和準備出版這本著作。這書的序言是1928年7月在廣州寫的。當時他是否在中山大學任職我沒有確證。我認識的一位民族學家曾經和史氏一起去廣西或雲南考察過，是和中山大學有關係的。但是這位朋友幾年前已逝世，我也無從追問了。據日譯本譯者的跋文說：他是1930年秋到北平輔仁大學及清華大學任教。我只知道他和輔仁大學的許多歐洲學者往來較多，但是否擔任教授的職務不敢肯定。依我1933年起跟他學習的兩年中，沒有聽說他兼任過輔仁大學的課程。
我是1935年和他分別的，他就在這年的暑期按清華的慣例：教授工作5年後有休假出國一年的權利，去了歐洲，但由於一直沒有通信，他的行蹤我無法得知。我1938年返國正在抗日戰爭時期，北平已經淪陷，情況不明。我所見到從北方南下的人中，沒有提到過他。直到抗戰勝利後，我於1947年回到北平，聽說他已逝世。據《人名字典》他是1939年10月19日死的。《北方通古斯》日文本譯者跋文中記著1942年在北平訪史祿國夫人的事。當時她住在景山山麓。他的夫人是1943年去世的。
從上述史氏簡歷中可以看到他一共享年50歲或52歲。在這半個世紀中有2/5的時間，約有20年，是用在打學術基礎的受業時期。由於他出生於帝俄末期的世家，深受彼得大帝傳下來的向西歐開放和向東亞擴張的基本傳統影響，後來他留學法國和研究通古斯人。《北方通古斯》日文本譯者說他受的是「古典教育」，用我們的話說是歐洲早期的通才教育，著重學習數理化文史哲的基礎知識和掌握接通歐洲文化的各種語言工具。他在大約20歲時進入法國巴黎大學，在當時西歐文化的中心，接受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實證主義思想的熏陶。他接受進化論的觀點，把人和人所構成的社會和所創造的文化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企圖用科學方法來探討其發展變化的規律。
他確是從當時歐洲學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