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來參加顧頡剛百歲紀念會，感想很多。我對顧頡剛先生一向敬崇和愛慕，他是我們三吳書香的驕傲。他在燕京大學執教時，我正在未名湖畔上學，但我沒有上過他的課，聽過他的講。我們屬前後兩代，相差17年，由於學科不同，我錯失了上門拜師的機會。我對史學早年並不發生興趣，更怕讀古書，讀也讀不懂，因之，和顧先生交臂錯失。
顧先生的名字我早已耳熟，他的為學我是衷心欽佩的。那時我還在東吳附中讀書，我已讀到顧先生的《古史辨》（第一冊是在1926年出版的）。當時我上課時不很守規矩，凡是老師講的課聽得厭煩時，就偷偷看自己想看的書，《古史辨》就是其中之一。我喜歡這本書是因為它告訴我，書上的東西不要全信，看書要先看一看這書是誰寫的，想一想他為什麼要寫這本書。那時我正是十七八歲的小青年，思想活潑，就喜歡聽這種別的書上和教室里聽不到的話。頭腦里還沒有形成教條，敢於懷疑，很忌「有書為證」這類的話。所以《古史辨》吸引了我，提醒我不要盲目認為凡是印在書上的都是可靠的。
後來我看到陸懋德先生說：「此書實為近年吾國史學界極有關係之著作；因其影響於青年心理者甚大，且足以使吾國史學發生革命之舉動也。」我就是受到這本書影響的青年之一。我還極同意周予同先生所說的話：「他不說空話，不喊口號。」「他是有計畫的、勇敢的，就心之所安，性之所近，力之所至，從事學問與著作。」這些我在青年時代聽到的話，銘記在心，現在年老了，可以加上一句，「受用一生」。我按這幾句話做，固然吃了不少苦頭，但也嘗到真正的甜頭。苦頭吃過了，也就過去了。甜頭卻留在心底，歷久更甘。
近世的中國學術界大體上也許可以分為四代。從「五四」到抗戰是一代，屬於我老師們的一代，顧先生就是屬於這一代。從抗戰開始到解放前後是我這一代，解放後到70年代末是一代，最近這10年又可作為一代。一代有一代的特點，各領風騷幾十年。第一代的人物我所接觸到的許多老師中有比較深刻的印象。他們確是具有一種特殊的氣質，追求真理，熱愛科學，在他們看來科學之可貴不是已存在的知識而已，主要在不斷追求知識的這股勁。一個人只有一個小小的腦袋，能有天大的本領，裝得盡人間知識？只有人類世世代代追求知識，累積起來，才能越來越多。比如我年輕時代在東吳學生物學時，遺傳基因還是先進的知識，現在時隔不過幾十年，人們已經掌握了利用基因來改造物種的技能，即所謂遺傳工程。已有的知識總是有限，經過不斷追求就成了無限。人類是演進來的，還在演進，將來會演進成什麼樣子，我們現在還不清楚。
我上一代的學者那種一往無前推陳出新的精神確是動人。我相信它符合宇宙的演進規律。我去年在《讀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清華人的一代風騷》，就是想歌頌我們上一代的這種精神。我寫的是關於湯佩松先生一生的奮鬥經過。他在生物學戰線上衝鋒陷陣，遠遠地超出當時西方的生物界。可惜生不逢時，他培養的花圃里並沒有百紫千紅的煊赫起來，但是那種精神卻表現了我們民族的素質，光輝的前途是可以信得過的。
顧先生不又是這樣的一個突出的例子么？他的《古史辨》卻比湯佩松先生的「生命之源」幸運多了。顧先生這支鋒利的筆桿居然把幾千年佔在歷史高位的三皇五帝摧枯拉朽地推倒了。原來不過是歷代編下的一段神話！歷代古人曾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搭成的這座琉璃寶塔被顧先生拆成一堆垃圾。這不是一件大大的快事么？三皇五帝的偶像都拉得倒，也預示了沒有事實基礎的歷史的紙老虎，都不會經得住科學的雷電。
顧先生是打破偶像的前鋒。他在《古史辨》第四冊的序里說：「我們的古史里藏著許多偶像，而帝系所代表的是種族的偶像……王製為政治的偶像……道統是倫理的偶像……經學是學術的偶像……這四種偶像都建立在不自然的一元論上。本來語言風俗不同，祖先氏姓有別的民族，歸於黃帝的一元論……有了這樣堅實的一元論，於是我們的歷史一切被其攪亂，我們的思想一切受其統治……所以我們無論為求真的學術計，或為求生存的民族計，既已發見了這些主題，就當拆去其偽造的體系和裝點的形態而回覆其多元的真面目，使人曉然於古代真相不過如此，民族的光榮不在過去而在將來……」
顧先生這番激昂慷慨的議論，加上他史不絕書那麼厚厚的論證，使像我一樣的青年學生完全折服了。事經半個多世紀，我年紀已進入耄耋之列，顧先生也已經過去了13年，我們今天在這裡紀念他的百歲時，作為他一個沒有及門的同鄉後生，我心裡卻非常矛盾。我毫不動搖地承認顧先生所說歷代虛構的這部上古史，甚至可以類推到以後的許多傳說性的史實，都是不足信的。但是我們的祖祖輩輩難道全是居心叵測的誑言家么？他們為什麼要編出一套虛構的歷史呢？他們認真地虛構這一套歷史這件事的本身反映著一件什麼真實的歷史過程呢？從這個偽編過程能不能就得出結論說，「古代真相不過如此」，只是一片荒唐的虛妄傳說，因而「民族的光榮不在過去而在將來」。我對這個結論，心裡還有疑問，實情恐怕沒有這樣簡單。
顧先生一代的學者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反對學術界不動思想，輕易信人，人云亦云的風氣，所以顧先生自己說要造成一個「討論學術的風氣，造成學者們的容受商榷的度量，更造成學者們的自己感到煩悶而要求解決的慾望」。我這一代在這種學風上雖則已大為衰退，但尚幸餘風未滅，只是幾經風雨，有話常自己咽下。今天在顧先生的紀念會上盡情一吐，也可說是話得其所。
其實今天我想說的內容，在1958年前已經提過了，只是沒有聯繫到《古史辨》本身。今天補此一課。那是1939年的事，當時我匆匆忙忙從英國回來決心和同胞們共赴國難。到了昆明看到顧先生在2月29日《益世報》的《邊疆》副刊上發表了一篇《中華民族是一個》的大文。他的意思是「五大民族」一詞是中國人自己作繭自縛，授帝國主義者以分裂我國的借口，所以我們應當正名，中華民族只能有一個，在中華民族之內我們絕不再分析出什麼民族。並且著重說：「從今以後大家應當留神使用這『民族』二字。」
我看了這篇文章就有不同意見，認為事實上中國境內不僅有五大民族，而且還有許多人數較少的民族。我在出國前調查過的廣西大瑤山，就有瑤族，而瑤族裡還分出各種瑤人。不稱他們為民族，稱他們什麼呢？我並沒有去推敲顧先生為什麼要那樣大聲疾呼中華民族只有一個。我就給顧先生寫了一封信表示異議。這封信在該年5月1日《益世報》的《邊疆》副刊上公開刊出了，題目是《關於民族問題的討論》，接著顧先生在5月8日和29日撰文《續論中華民族是一個，答費孝通先生》。長篇大論，意重詞嚴。
這樣的學術辯論在當時是不足為怪的。後來我明白了顧先生是激於愛國熱情，針對當時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成立「滿洲國」，又在內蒙古煽動分裂，所以義憤膺胸，極力反對利用「民族」來分裂我國的侵略行為。他的政治立場我是完全擁護的。雖則我還是不同意他承認滿、蒙是民族是作繭自縛或是授人以柄，成了引起帝國主義分裂我國的原因。而且認為只要不承認有這些「民族」就可以不致引狼入室。借口不是原因，卸下把柄不會使人不能動刀。但是這種牽涉到政治的辯論對當時的形勢並不有利，所以我沒有再寫文章辯論下去。
其實從學術觀點上說，顧先生是觸及到「民族」這個概念問題的。我們不應該簡單地抄襲西方現存的概念來講中國的事實。民族是屬於歷史範疇的概念。中國民族的實質取決於中國悠久的歷史，如果硬套西方有關民族的概念，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圓其說。顧先生其實在他的歷史研究中已經接觸到這個困難。他既要保留西方「民族國家」的概念，一旦承認了中華民族就不能同時承認在中華民族之內還可以同時存在組成這共同體的許多部分，也稱之為民族了。
顧先生自有他的想法，我已無法當面請教他了。但是我相信，如果人神可通，他一定不會見怪我舊事重提，因為歷史發展本身已經答覆了我們當時辯論的問題。答案是中華民族既是一體，又是多元，不是能一不能多，能多不能一。一體與多元原是辯證統一的概念。民族並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群體，而是可聚可散，聚散並不決定於名稱上的認同，而決定於是否能保證一體內多元的平等的富饒。我們這個統一的中華民族來之不易，歷經幾千年，是億萬人努力創造得來的成果，我們子子孫孫自應力保其繁榮、富強、完整、統一。過去創立的功績，不應抹煞了，今後的光榮只能立足在這個現有基礎上，從不斷創造、不斷更新中得來。這一點我希望顧先生能含笑點頭，予以同意。
我剛在說到我對《古史辨》心裡還有疑問後，插入了我和顧先生在民族問題上的辯論，似乎有一點亂了思路。其實並沒有。因為顧先生在民族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