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5月渡滬，深入涼山，第一站是西昌。在面對鄧海的小樓上憩息時，一位同行的朋友遞給我一本薄薄的小書，是科學出版社發行的《為接朝霞顧夕陽》。那位朋友指著作者的名字問我：「西南聯大的老人，你熟悉他的吧？」我一看忙著點頭，突然一轉念，卻又悵然自思：「這樣一個我一向尊敬的人怎麼連他現在在哪裡都說不上來了？」作者是湯佩松先生。這是他的一本回憶錄。
自稱是「一個清華人」的湯佩松先生現在已經是88歲的老人了，比我年長7年零10天。這不到10歲之差卻把我們兩人劃成兩輩。正因為輩分不同，加上了我又是個學醫未成，在生命科學中半途掉隊的人，原是無緣和湯先生相識的。當然，正如送我這本書的朋友說，我們兩人曾在昆明的西南聯大同事過，但他住在大普集，我住在呈貢魁閣，南北相距有一天步行的路程，相見自是不易。他的大名卻早已灌入我的耳中，那是因為我的老師潘光旦先生和湯先生是莫逆之交。不僅這本回憶錄的第一頁中有潘先生的名字，而且湯先生在接到我託人帶給他讚賞這書的口信後特地簽名贈我的那本書的扉頁上還寫著懷念潘先生的話。
我早年對他的印象是個能文能武、多才多藝的人。當時，文指的是他能說一口好英文，武指的是他會打球。在他這本回憶錄中不僅得到了證實，內涵更豐富和提高了。他在清華學堂里就是個活寶，成績一直維持優良外又是「一個少數幾名獲得『全能』獎的體育運動員」。他在球迷中名聲太響，以致當時他的化學老師甚至懷疑他超人一等的實驗報告是抄高班同學的舊作業，理由是：「一個在球場上出色的運動員，不可能是一個功課好的學生。」真冤枉了他。
在讀到這本回憶錄時，我差一點成了這位化學老師的同類人，因為在我初讀這本回憶錄時，竟懷疑這是不是他親自執筆寫成的，因為我不大相信一個一生在實驗室里搞自然科學的學者能寫出這一手動人的文章來。直到我看到他敘述從昆明複員回來寫這篇《一個清華人的自白》時記下的一筆：「大名鼎鼎的朱自清從清華園本校步行到幾公里外的頤和園對面（昇平署）我的辦公室（和宿舍）來，專門為了讚揚我這篇『文學作品』，這是我一生中幾次少有的幸遇之一！」能得到朱自清先生賞識的文才必然是貨真價實的。這也說明湯先生的能文能武是高規格的。
湯先生在清華的教師中念念不忘的是馬約翰老師。他說：「我在那時及以後的學習和工作中能克服許多困難和挫折，以及在生活和工作中的優良運動競賽作風、態度及精神，是和在清華8年間的強迫性體育制度分不開的。具體地說，體壇巨師，已故的馬約翰教授的培養起了極大的影響。」他在這裡所說競賽作風、態度及精神指的就是英文中的sportsmanship和teamwork。這兩個字很難翻譯，而正是清華人之所以成為清華人的精神內容。
以足球來說，sportsmanship是競賽道德，是從球員怎樣對待競賽對手來說的，要能主動的嚴守球規，己所不欲勿施於對方，不搞小動作，尊重裁判的裁決，不計較勝負始終全力以赴。在這種競賽精神下才能顯得出球藝，球藝是以運動道德為前提的，二者也是分不開的。Teamwork則是從球隊內部隊員之間的關係來說的。各個隊員要能各守崗位，各盡全力，密切配合，不存個人突出之心，步步從全隊整體出發，顧全大局。這兩條其實是人類社會賴以健全和發展的基本精神。體育運動的目的就是在通過實踐來培養和鍛煉這種基本精神。受過良好運動員訓練的人重要的是在把這種精神貫徹到一個人的生活和工作中去，使他所處的社會能賴以健全和發展。從這個角度去看湯先生的自傳，那就能對他之所以感激馬約翰先生有所領會了。
湯佩松先生的一生確是有點像一場精彩的球賽。他使出渾身解數沖向一個目標，有如球員一心一意地要把球踢進對方的球門。這個球門就是他所說的「生命的奧秘」。他一絲不苟地謹守著科學家的競賽道德，又毫不厭煩地組成一個抱成一團的科學隊伍，在困難重重中，不顧一切私人犧牲，沖在別人的前面。這個比喻像其他一切比喻一樣總是有點牽強和出格的，但他在科學領域裡衝鋒陷陣，義無反顧，不達目的不止的勁頭，完全像他在球場上踢球一般。我既是個球迷，自容易這樣來體會和讚賞他在這本回憶錄里寫下的一生經歷。
在湯先生的一生中，他的球門是清楚的，也就是說他一生奮鬥的目標是十分自覺的。更引人入勝的是他敘述這個目標怎樣逐步由模糊而明確，由動搖而堅定，由抽象而具體，由「定情」而堅貞不移。
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裡，他的興趣被一個物理化學教授吸引到熱力學這門學科中，又被他在課堂上提出了一個老師避而不答的「愚蠢問題」播下了他一生事業的種子。這個「愚蠢問題」是發生在胚胎學班上，當他的老師剛講完種子在萌芽過程中胚乳里無結構的澱粉質逐步轉變成為有形態結構的幼苗這個變化時，他突然站起來向老師發問：「在這個形態建成過程中，無組織的有機化合物是以什麼（化學、物理學）方式達到一個有形態結構的幼苗？」這是個當時生物科學裡還沒有人能答覆的問題，甚至還沒有人提出過的問題。作為一個大學生，當著老師的面這樣發問，不是有點冒失，甚至有意撞碰和搗亂么？他看到老師的窘狀，不能不後悔而認為這個問題是「愚蠢」的了。
愚蠢和敏捷本是一回事的兩面。這個問題實際觸及了一個探求生命現象的物理學及化學機制，企圖答覆「生命是什麼」的根本問題。
提出「生命是什麼」這個問題並不希奇，古已有之，而且甚至可說人人發生過。我們天天接觸到的東西，有的是活的，有的不是活的。活和不活的區別我們都明白。但是這個區別怎麼產生的？一個東西怎麼會是活的？那就提出了生命是什麼的問題了。但一般人卻不去思索了，把問題掛了起來，或是說這是「天生如此」「上帝知道」。
自從人類對自然的知識豐富了一些之後，明白了我們所居住的地球上曾經有很長很長的一段時期里並不存在活的東西。有生命的東西，所謂生物，是後來發生的。相信這段自然歷史的人不免要問：沒有生命的世界裡怎樣發生生命的呢？
如果一個人發生了一個無法答覆的問題，似乎可以戴得上愚蠢的帽子。湯佩松先生在課堂上提的問題其實已超過了「無法答覆」的界限，因為他已經指出了答覆這問題的方法，就是要用化學和物理學的知識去解決這個問題。他提出的是一個科學命題，就是可以用科學方法來解決的問題，不是愚蠢問題。但是這個問題提得太早了一些，超前了一些，因此當時那位胚胎學的老師只能避而不答了。我們不能怪這位老師，因為在本世紀20年代後期，生物科學還剛剛開始和物理化學相結合。湯佩松先生冒了尖，敏捷過了人。
超前或敏捷過人是湯佩松先生突出的個性。他老是跑在他這門學科的前面，使他的老師輩或當時的權威瞠目結舌。再舉一個實例：湯先生在明尼蘇達大學讀完本科後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得到了博士學位。1930年他受哈佛大學普通生理學研究室之聘去協助當時的權威Crozier的研究工作。研究的題目是「種子萌發期中呼吸作用的溫度特徵」。這是生物科學當時的前哨課題，目的是在找出呼吸這種生理現象和溫度的關係，求得在不同溫度中生理上化學反應速度的常數。可是我們這位不甘心在時代水平上「人云亦云」的超前哨兵卻「對老闆的總的思路開始懷疑甚至厭惡」了起來，因為他認為「呼吸作用只是氣體交換的表面工作，離探索生理功能的實質相差甚遠」。
湯先生在完成和老闆約定的試驗工作的同時，私下卻做了一些「黑活」。通過這項「黑活」，他「用CO（一氧化碳）抑制和光恢複方法首次證明了在植物中存在著細胞色素氧化酶」，而且他的實驗又突破了當時酶學動力學中的米氏（Michaelis）常數，因為米氏公式只適用於離體單純的酶本身（in vitro）而不是存在於細胞體內（in situ)的酶活性與氧濃度（分壓、底物）的關係。換一句話說，米氏是把細胞破碎後去測定的，而湯氏則在完整生活著的細胞中測定的。這項「黑活」把湯先生真正擠進了探索生命奧秘的大門，而把當時的那些權威一下拋在身後。
他在1933年離美時繞道走歐洲返國，目的是探探這門學科在國際上的水平。他訪問了三位研究呼吸（代謝）作用的權威。在英國劍橋大學遇見Keilin時提出了一個問題：「你的這些關於細胞色素在體外氧化還原現象是否能代表它們在體內進行的規律？」他得到的回答是：「這個問題只能由你自己去回答。」這句簡單的答語指出了湯先生正在進行的「細胞呼吸作用的動力學研究」將是他在這門學科中「獨樹一幟」的有自己特色的思路和研究體系。他當即立下決心將為此奮鬥終身。這個體系的主導思想，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用儘可能簡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