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輩，五四運動時代的青年中，確有許多後來長成為這個世紀我國學術事業的奠基人。他們具有的共同特點就是有較廣闊的學術底子，憑一己的天賦，在各自的專業里，執著堅持，發憤力行，抵得住疾風嚴霜，在苛刻的條件下，不求名，不求利，幾十年如一日地為我國學術的基礎，打下一個個結實的樁子。不久前永息的吳澤霖先生就是其中我熟悉的一個。
吳澤霖先生一生中做出卓越貢獻的專業是我國少數民族博物館事業。正如一位長期協助他工作的同志所說的：「吳老為我國少數民族文物事業的發展灌注了他的心血和汗水。他走到哪裡，就把這專業的種子撒在哪裡。他這種鍥而不捨地追求科學、振興民族文化事業獻身的精神，幾乎可以說是達到了殉道者的境界。他是我國當之無愧的民族博物館事業的創始人和最有權威的民族博物館專家。」
博物館的事業在中國已有百來年的歷史，如果把私人對珍貴文物的收藏作為博物館的起點，那就更加源遠流長了。但是少數民族的文物能在博物館中取得應有的地位，據我所知，那是從吳澤霖先生開始的。
吳澤霖先生早在抗戰開始，隨大夏大學由上海西遷貴陽。他就在該校建立了民族文物陳列室。1940年在貴陽舉辦了三次貴州省少數民族文物圖片展。這是少數民族文物在貴州第一次公開展出，當時報紙譽為「國內首創」。
這「首創」的意義是深遠的。我還很清楚地記得，就在那些年裡，當時居統治地位的國民黨正在大肆鼓吹大民族主義，根本否定少數民族的存在。就在少數民族眾多的貴陽發生過強迫苗族婦女剪髮改裝的民族壓迫事件。把少數民族作為同等具有燦爛文化的民族，把他們的文物在社會上公開展覽，事實上是對國民黨反動政策的強烈抗議。少數民族文物博物館事業就是在這種激烈的政治鬥爭中誕生的。
我有機會親自見到吳先生是1941年他到昆明西南聯大任教的時候。真是他到哪兒，民博事業也就到哪兒。在雲南他多次深入少數民族地區，進行社會調查並收集了文物，在清華大學駐昆明辦事處進行公開展覽。抗戰勝利後，吳先生攜帶這批文物隨清華遷校返回北平，在清華大學內建立了國內第一個永久性的民族文物陳列室，也就是小型的民族博物館。在籌備過程中我記得有一次他邀我去參觀一批由台灣運回大陸的珍貴的高山族文物。在座的還有梁思成先生，我在旁看他們一件件認真地鑒定這批文物。我這時才發現吳先生不僅是個社會科學家，而且是個精湛的藝術鑒賞家。他們兩人可以在一塊木雕前面談上十幾分鐘，從此我明白一個民族學者沒有藝術的修養是不會全面的。後來我才知道吳先生原來具有藝術的家學淵源。他的父親在江蘇常熟鄉間是個有名的繪畫家，吳先生幼年時還當過他父親的助手。這種與生俱來的「藝術細胞」可能是引導他成長後偏愛少數民族藝術的根源。
後來我又想到，吳先生的藝術鑒賞能力幫助了他堅定地信守民族平等的觀念。在各民族的文物中可以透視到各民族所共同具有的藝術創造力。這種藝術創造力不受物質條件的限制。即使在最簡單的一塊石頭、一片木板上，同樣可以體現出最高的藝術創造力。認識到這一層，才能真實地相信各民族根本上是平等的。
吳先生在留學時期已接觸到世界上各種民族和當時在美國十分猖獗的種族歧視。他衷心地「路見不平」。他在他的博士論文《美國人對黑人、猶太人和東方人的態度》里極力揭露和批判了這種種族歧視。他這種崇尚民族平等的思想一直貫串了他一生的事業里。民族博物館的創建只是他為實現他的這個理想的一項具體措施。他熱愛民族文物是他從心底里認識到民族平等，共同發展的表現。這是一種真正的人的感情，導致他一生成為一個真正的人。
解放後，1950年吳先生和我一起參加了中央訪問團先到貴州後，又來到廣西，訪問當地的少數民族。在我們這支隊伍里吳先生是最年長的。我當時還擔心他年已過半百是否能吃得消民族地區的工作。那時的民族地區絕不能和現在相比，深入訪問少數民族千家萬戶必須爬山越水，很多地方還只能徒步往來。我幼於吳先生12歲，已經感到行動艱難，對吳先生來說應當是一項體力上的考驗。但是當我徵求他的意見是否能參加這個隊伍時，他不僅毫無難色，而且表示出求之不得的興奮。我們在貴州和廣西訪問的兩年中吳先生在種種困難面前，沒有後退過一步。
記得從貴州的威寧返回畢節的道上，正值大雪。我們所乘的卡車相繼拋錨，大家只能手拉著手，穿上草鞋，沿山坡的公路上上下下地步行。黃昏時到了一個村子，村子裡正值鬧瘟疫，不能接待我們。我們幾十個人不得不擠在路旁的一間道房裡過夜，生了一個營火，大家圍坐著。吳先生為了鼓舞大眾的情緒，帶頭講故事，把一個凄涼的夜宿，轉變成了一個歡笑熱鬧的晚會。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在平時謙讓溫厚，決不爭先，但在困難面前，膽大心細，勇於承擔。第二天到達山下，畢節派車來接應我們時，吳先生的草鞋底已經磨破了。事後，我們每次談到那晚的情景，一直覺得留戀不止。
這兩年的辛勤勞動對吳先生來說是心滿意足的，因為在這段期間我們收集到了大量少數民族文物。回京後，經當時的政務院決定在北京三大殿舉行了一次全國性的少數民族文物展覽，為期三個月，受到群眾的熱烈歡迎。接著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成立了一個中國民族博物館籌備組，任命吳先生為主任。
與此同時，中央民族學院宣告成立，吳先生和我都參加了這個學院，並在中央民族學院里開闢了一個文物室，整理、保管、陳列當時各方面收集到的少數民族文物，包括清華大學原有的收藏。在當時說，已初具了少數民族博物館的雛形。
後來，吳先生工作有了調動，1956年他調到西南民族學院，後來幾經更迭，1982年又到中南民族學院執教。民博的火種跟著他傳到了成都和武漢。我雖則沒有機會去參觀過他在這兩校成立的民博機構，但是我幾次見面中得知他在民博事業的認識上正在不斷升華。在北京這段期間建立的，用他後來提出的分類法來說，還是屬於民族博物館性質；而其後在成都和武漢所建立的卻已逐步向他所謂民族學博物館發展。這兩類博物館的區別是在其服務對象有不同。前者是為社會大眾服務的，主要是在宣傳民族政策和介紹民族情況，是普及性的；後者是為民族學研究工作服務的，著重圍繞一定的專題搜集文物，用來闡明民族學上的專業問題，所以是專業性的。當然這二者也不應作嚴格的劃分，專業性的文物搜集同時也必然能反映各民族的情況和民族政策，而一般性的文物搜集也必須針對一定的民族特點和發展水平，同樣是民族學中的重要問題。而且二者都是國家民族政策的實證，起到政治上的宣傳教育作用。推測吳先生提出這種分類的意見目的是在於強調教育和研究機關發展民族學的研究必須以實物論證，通過實物來闡明理論上的觀點。這是我完全支持的。
50年代後期的政治風雲嚴重影響了中國學術的發展，吳先生在民博事業上的工作不可能是例外。吳先生個人的遭遇在同行中更可以說特別嚴重。他一生謹慎，從不出格；他一生愛國，沒有半點私心。但是在暴風雨中，不僅一樣在劫難逃，而且不近情理地蒙受到家破人亡的打擊。以1957年的反右擴大化來說，他是因為西南民院右派定額不足規定比例，而在1958年補劃的，這種處理實在是錯得離奇。但事實畢竟是事實，他所受到的不公正的遭遇一直到80年代調離到中南民院後才得到部分的更正，而主要的損失包括他的家庭的受害和歲月的丟失是無可補償的。即使在錯劃右派改正之後，他還是以七十高壽獨身寄宿而被安置在四層高樓的單身宿舍里。我每見到他在樓梯上上上下下，心裡總是不得平靜。但他卻反而安慰我說：這給了他很好的鍛煉機會。也許他是對的。他身心康泰一直堅持到92歲，平時很少病痛，豈非實事？
現代的年輕人也許不大能體悉到像吳先生這樣的為人，而他這種精神在我的前輩中卻並不是稀有的。這種人是怎樣想的呢？讓吳先生自己回答這個問題吧。下面是他在答謝同人們慶賀他九十大壽時說的話：
「我常想，我們一個人的一生好像躺在一架天平上，天平的一頭是我們的父母、老師、社會為培養我們放進去的砝碼，天平的那一頭是我們應當給社會所做的事情，所做的貢獻。我們每一個人要對得起人民，對得起國家，對得起父母，最低限度應當使天平的兩頭取得平衡。現在我估計一下自己……國家和社會為了我，在天平上確實壓下了很重的砝碼。而我做出的貢獻，作為砝碼並沒有把天平壓平……我仍然欠了人民一筆債。欠了債，必須還。還債是好事，做好事不怕晚……只要一息尚存……還能……爭取使天平的兩端基本上取得平衡。」
吳先生在這個人生的天平上是否如他所說的還沒有壓平，歷史會做出公正的判斷。我想說的很可能就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