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讀書》編輯部轉來讀者來信，指出我在《讀書》今年第4期發表的《英倫雜感》一文中有一則史實不確，現加訂正如下：嚴復和伊藤博文並非同時在英國學習海軍的同學。
該文系我在一個會上的即席發言，別人根據錄音整理成文，經我修改後寄給《讀書》發表，其中有一些憑一時記憶失誤的史實沒有核對糾正是我的責任，應予批評，幸有讀者不吝指出，實在感激。
關於「嚴伊同學」一事的誤傳，由來已久。讓我先抄錄讀者寄來的摘文三則：
(1)摘自《華嚴選集》（香港皇冠出版社，1977年11月），作者華嚴，本名嚴停雲，是嚴復的孫女，嚴叔夏的女兒。文題：《我的祖父——嚴復（寫在〈嚴復思想述評〉重印前）》。原文如下：
「鰲頭山」（按系嚴復故鄉陽歧鄉的鵝頭山）老松臨風，極目荒涼。那兒，長眠著我的祖父。他的故墓並不體面，青石墓碑破損了，學生們屢屢向他的墓地扔石頭，一面口裡謾罵：「哼，你這老傢伙，和伊藤博文（事實上，祖父在英國和伊藤博文見過面，但從未和他同學）一同在英國留學，你得第一名。伊藤博文回日本為國家做了多少事，你呢？你為國家盡了什麼心力？」多少次，母親撫摸著那殘缺的墓碑流眼淚，父親輕拍她的肩膀，安慰著說；「不要難過，父親不會介意這些的。」
(2）福建文史資料未刊稿，《對嚴以玉〈嚴復軼事〉的核對意見》，作者嚴家理，系嚴復的侄兒，此稿作於1964年6月。原文如下：
按幾道 先生與伊藤博文並不是同學。社會上有些傳說，甚至過去北大教授詩人劉半農所著詩中讚揚他名次列在伊藤博文之前的事。劉更荒唐，將英國作美國，格林尼次海軍大學，誤為哈佛大學。
摘文後附：伊藤博文（1841～1909)，嚴復(1853～1921)。
(3)《讀書》編輯部來信，原文如下：
第4期第125頁說：「嚴復早年是和伊藤博文同時在英國學習海軍的同學。」有的讀者查閱了史料，以為不確。據《近代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人名資料彙編》（商務版）載，伊藤博文留英為1864年3月至6月，而這時嚴復僅12歲。嚴復留英時在1877至1879年（據趙靖等編《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下冊），這時伊藤博文已近40歲，並不在英。
以上三則均認為嚴伊並不是同學。嚴伊曾否在英見面，(1）與（3)說法不一致。我曾託人去查日本辭書，找伊的年譜，至今未獲復。伊曾否去英學習海軍尚是問題。如（3)說，他在英時期只有三個月，很難說是「留學」，當時英國學制如何我並不清楚。(1)(2)都出於嚴氏親屬之筆，可靠性較高，但未提結實事據，還待進一步考證，才能定論。我自己對此項研究實在有心無力。即是一般學者常備的工具書，在浩劫中已全部喪失，年來尚無力購買。由於缺乏隨手可查的基本設備而造成的失誤，想來可以為讀者見諒的。
如果還是允許我以記憶來說，我從小就聽到過「嚴伊同學」之說。甲午之戰的失敗對我的上一代震動極大，他們有意識地要把這國恥教育我這一代。我的父親是當年主張辦新學來富國強兵的人。他的態度和（1)中所記的學生不同，主要是用這傳說來譴責當時清廷的腐敗，並且聯繫了慈禧用海軍軍費建造頤和園來講的。他最憤慨的是像嚴幾道先生這樣的人才不能得到發揮所長而落到賣文自活的下場。如果這可以代表當時在知識分子中流行的思想，我們很可以理解「嚴伊同學」傳說的社會意義了。這個傳說發生的經過我確實不清楚。在我父親一輩的青年時代，即上個世紀之末，日本維新是他們心目中最具體的樣板，伊藤博文在他們是個又恨又羨的人物。中國為什麼不能出個伊藤博文？我們中國男兒哪個不如他，可是「比伊才高」的嚴幾道為什麼不能起用而在實戰中中國被日本打敗？這些感情是編造出「嚴伊同學」傳說的實質。這個傳說在當時也確是激發了許多知識分子的愛國熱情。
我們怎樣對待這個傳說呢？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首先要承認科學的歷史，是什麼就是什麼，不容歪曲。如果證明嚴伊並沒有同過學，就得承認「嚴伊同學」不是事實，不能用任何理由來篡改歷史。同時，我們還要看到形成這傳說的歷史事實，那就是當時中國知識分子愛國主義的熱情。我們對此要實事求是地予以肯定和讚揚。這種態度我想是可以為當時的知識分子所接受的，正如（1）里所說「不會介意」的。
以我自己來說，直到我接到讀者來信之前，我並沒有絲毫懷疑過「嚴伊同學」是否虛構，我是認以為真的。但對這件事的看法卻有幾度變化，在這裡講一講也很有意思。
我早年當然曾經無條件地接受過父親一輩的看法，為嚴幾道先生抱屈，清廷腐敗，誤才誤國。我很早就看到過父親書架上放著的嚴氏譯著，但是看不懂。說實話，我是先讀了《原富》的英文本之後才看懂嚴氏譯本，而領會到他確是翻譯高才的。當我懂了一點嚴氏所譯諸書時，我對「嚴伊同學」的看法變了，我發生了「嚴勝於伊」的思想。這個思想的內容還有變化。最初是認為，不能立功，就得立言。功雖顯赫，曇花易逝；言留於世，流久彌長。那就是說，嚴復如果竭盡一生之力建設海軍，即便有成，對國家的貢獻還不如他在思想上的影響那樣能深入和久遠。後來在抗日戰爭中，我把日本軍國主義歸罪在伊藤博文那一類人物，於是又有一種想法，認為我們中國沒有走上日本維新這條路，也許對人類歷史是一個極大的幸事。我們中國如果也搞成一個軍國主義的霸權國家，人類的前途也就不堪設想了。中國出嚴復遠勝於日本出伊藤博文。
現在回溯我自己圍繞著「嚴伊同學」這個傳說看法上的變化自然難免自覺可笑，但這裡的確埋藏著一個值得思考的課題。倒不是嚴復的評價而已，其實是我們怎樣現代化的問題。說得更具體一些，怎樣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引進西方文化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對嚴的評價里也暴露出種種矛盾。我曾有一時，認為嚴引進西方社會意識形態方面的成果是高明的，與他對照的是保存封建意識而引進武器和機械的日本維新之路。當然，嚴所引進的是當時資本主義處於上升時代的意識形態。他所選擇的代表作是有水平的。過了一個世紀，我們還是可以從他所走過的路上引進西方無產階級的思想，內容有區別，從思想意識入手來推動中國社會的發展是相同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對這種辦法產生了懷疑。我覺得一個社會的生產技術不改變，生產力不發展起來，外來的思想意識生不了根，會換湯不換藥，舊東西上貼新標籤。從這方面著眼，「嚴遜於伊」了。我儘管在《英倫雜感》里先說：「再過50年，全面回顧我國的現代化過程時，我們應該把這些知識分子掀起的維新運動也寫進去。」後面卻又說：「我們也有一個風氣，書中出書，『萬事惟有讀書高』，很少到實踐里去，我很崇拜的嚴幾道先生也沒有脫離這麼個傳統，他沒有把真正科學的、實踐的精神帶回來，帶回來的是資本主義最上層的意識形態里的東西。」
每個人的思想是盤旋著上升的。歷史實際在發展、在變化，我們的思想也正反映著這些發展和變化。對自己的思想反覆想想大有意味。我只要還活著，對這類問題還是放不下心的。說是自討麻煩也可以，說是人生的樂趣就在這裡也可以。至於我的想法符合不符合實際，或符合多少，那是另一個問題了。刊誤之便，附述如上。
1982年8月24日
附言：寫成此稿後又接到浙江師院金澤民同志來信。來信摘要如下：
嚴復與伊藤為留英同學說，在舊時流傳很廣。陳寶琛《清故資政大夫海軍協都統嚴君墓志銘》云：「光緒二年，派赴英國海軍學校肄戰術及炮台建築諸學。是時，日本亦始遣人留學西洋，君試輒最……」陳文沒有實指同學為誰。後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始指明云：「光緒二年，派赴英國海軍學校，肄戰術及炮台建築諸學。是時日本亦始遣人留學西洋，伊藤相，大隈伯之倫皆其選，而複試輒最上第。」
伊藤博文……並非嚴復的同學。伊藤留英在1863至1864年間。第二次以日本大使岩倉具視的副使於1872年（同治十一年）到英國考察……考嚴復年譜，伊藤留英時，嚴復尚十一二歲，未進福州航政學堂。嚴復於光緒三年（1877）抵英時，距伊藤留學返國已13年，距第二次赴英亦已有5年，因此，根本不可能為同學。
1982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