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以解除別人的痛苦為自己的職責而樂在其中的人是應當受到別人的尊敬的。福彭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我以有他這樣一個人做朋友而感到自豪。
福彭曾告訴過我：他立志學醫是因為他早年患過嚴重的骨症，痛苦萬分；當時許下了個願：如果他還能活下去，這一生就應當用來解除患同樣病症的人的痛苦。正當他病危之際，一個比利時的骨科大夫，他父親的朋友，來到中國探望他們，動手術挽救他的生命。以後的60多年，他就用來實踐他許下的心愿。
堅持這個志願，豈是易事？福彭在比利時學醫，學成時，國內抗戰爆發。像他這樣學有專長的醫生，在國外哪處得不到安定富裕的生活，但是福彭卻毅然返國到雲南大後方投身醫學教育工作。抗戰後方當教師的生活是艱苦的，醫學院里的教授個人不開業而集中精力於教學工作的不多，福彭是其中之一。個人的享受不在他的心上。他一刻都不肯放鬆的是他的業務：研究和教學。1928年我和他在同一張桌子上做實驗時，他就是這個勁兒，他總是最後一個離開實驗室。1945年我從呈貢移居雲南大學晚翠園的教員宿舍，正在醫學院解剖室的附近。他一早來上班，過我家時，常常推門進來，看見我還高枕未起，總是話也不說，捶我一拳，反身就走。我心裡想，這傢伙，這樣早又來報到了。他就是這樣起早摸黑地搞他的實驗。
他的學生中有些也和我很熟，我從他們的談話中知道學生們怎樣地敬愛他。當他的學生是不容易的。他稱得上是個嚴師，但是學生們心裡都明白，只有這樣才能出高徒。最使得學生們心服的是他以身作則。他是嚴己以律人。嚴格要求自己的學術在他已成了習慣，真是五十年如一日。我最後見到他是1980年。我們自從1957年遭受同樣的打擊後，一直沒有見過面。這次見面一進他家門第一件事卻是給我看他正在繪製的一疊關於心臟的解剖圖。年已過古稀的福彭還是我最初相識時的福彭。
我和福彭在一起的時候少，分離的時候多。但在我們，在一起和分離差別不大，在一起時，我們的話不多，捶一拳，反身就走。一拳傳達了語言不能表達的深情。什麼深情呢？他知道我明白他，我知道他明白我，這就夠了。以1957年這件事說吧，我早就料到他會受到和我一樣的遭遇。像他這樣一個剛直不阿的性格，註定在劫難逃。但是對於他，我心中有數。他一定能支持下來，而且不怨天，不尤人，利用一切條件搞他念念不忘的業務。至於他能有多大成就，那不是由他本人的努力所能決定的了。他這個勁是奪不掉的。我在和他最後一次見面中，我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安慰，福彭果然是我所了解的福彭。我們分手時，我真想捶他一拳，用以告訴他：「我明白你。」
明白什麼呢？他明白他懂得什麼叫生，什麼叫死，什麼叫痛苦，什麼叫愉快。他最後的遺言要把他的遺體作實驗之用，集中地表達了他對上面這些問題的答案。他懂得有一個東西比他的軀體更重要、更高貴。有此，這個軀體才有意義。這是什麼呢？那就是他許下的願，立下的志：用這一生來解除別人的痛苦。這樣死可以化為生，痛苦可以化為愉快。這一點我相信，福彭是明白的，有體會的。他就是這樣做了一生。
臨別時的一拳，我沒有捶出去，留一點餘地也好。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我究竟對福彭懂得多少，還得他捶回我一拳，才能檢驗。這樣的機會已經不存在了。這一點在他留下的軀體里現在的人還是解剖不出來的。無論怎樣，我相信，福彭是沒有留下什麼遺憾地永息的。我能做到像我這個朋友所得到的結束，我也就沒有遺憾了。
1982年4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