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們魁閣走上公路，向北，約莫半個鐘點的路程，就到三岔口。中央農業實驗所有一個分站疏散在這村子裡。疏散在附近的文化機關時常有往來，大家用所在地的名稱作各個機關的綽號。三岔口的徐季吾先生上下車站，便道常來我們魁閣，我們星期天有閑也常去三岔口望他。在一次閑談中徐先生講起了沈驪英先生。
「沈先生是我的老師，」我這樣說，「我在小學時，最喜歡的老師就是她。」
我停了一忽，接著說：
「說來這已是20多年的事了。最後一次見著她是在東吳的校門前，那時候我就在這大學的附中里念書。我母親去世不久，她是我母親的朋友，一路和我說了許多關於我生活細節的話。中學時代的孩子最怕聽這些，尤其像我這種亂鬨哄的人，一天到晚真不知幹些什麼，她那時所說的，聽過也就忘了。但是，我一閉眼，還記得這位老師的笑容。一副近視眼，一個拖在腦後梳得鬆鬆的髻。那時看來算是相當時髦的。至少，她所穿那件紅方格子帶裙子的衣服，在我印象里是件標準的西裝——」
我一面說著，20多年前的印象似乎愈來愈逼真：天賜庄夾道的兩道紅牆，東吳大門口的那棵大樹——在這地方我們分手了。本來是路上偶然相逢，你想，一個十五六歲的男孩子在路上遇著了他幼年的女教師，怎麼會說得上什麼清楚的話？手插在褲袋裡，臉紅紅的，眼睛潮潤潤的，只怕有哪個同學看見，多不好意思？
徐先生打斷了我的回憶：「沈先生不是在蘇州那個女學校里教過書的么？怎會教得著你的呢？」
十多年前，我如果聽到這話，一定要臉紅，決不會接著說：「是呀，我是在女學校里長大的呀。」徐先生好奇地聽我說下去：「那個學校名叫振華。蘇州人大概都知道這學校。現在的校址是織造府。蘇州的織造府誰不知道？這就是曹雪芹住過的地方，據說他所描寫的大觀園就依這個織造府作藍本的。」
我在中學裡時，最怕是有人提起我的來歷；愈是怕，愈成了同學們取笑的把柄。「女學生！」——在這種心理壓力之下，我怎麼會有勇氣，在我女老師的身邊並排著走？校門救了我，我飛跑似的衝進鐵門，頭也不敢回，甚至連「再會」兩字也沒有說。可是，雖則這樣魯莽，我卻並沒有這樣容易把這事忘卻，20多年後，還是這樣清楚地記得：那副眼鏡，那件紅方格的西裝，和溫存的語調。
我進高小剛是10歲，初次從小鎮里搬到蘇州。羸弱多病使我的母親不敢把我送入普通的小學。振華靠近我們所住的地方，是我母親的朋友王季玉先生所辦的，而且是個女學，理論上說，女孩子不像男孩子那樣喜歡欺負人，至少欺負時不太動用武力。不久我成了這女學校里少數男學生之一。入學時我母親還特地送我去，那時校址是在十全街，就在那時我被介紹給這位沈先生。以後她常帶我到她的房裡去，她房裡的樣子現在已模糊了，只記得她窗外滿牆的迎春花，黃黃的一片。當時，沈先生，我後來總是這樣稱呼她，其實還是和這一片黃花一樣的時代，但是在我卻免不了她已經屬於「什麼都懂，什麼都能」的偉大人物那一類了。我當初總有一點羞澀，也有一些異樣：在四年的小學中，老師在我是一個可怕的人物，打手心的是他，罰立壁角的也是他，一個似乎不太講理，永遠也不會明白孩子們心情的權威。可是這個老師卻會拉著我的手，滿面是笑容，是個手裡沒有戒尺的人，這使我不太明白。我想，我那時一定沒有勇氣望著她的眼，不然，我怎會現在只記得滿牆的迎春花呢？
沈先生教我算學，每次做練習，我總是第一個交卷。習題做快了，又不重看一遍，不免時常把6寫成8，2寫成3。「這樣一個粗心大意的孩子！」其實我的心哪裡是在做算學？課堂外的世界在招惹我。可怪的是沈先生從來沒有打過這個頑皮的手心，或禁閉過這個冒失的孩子。她望著我這匆忙的神色，忙亂的步伐，微微地搖著頭：「孩子們，你們什麼時候才會定心做一個算題？」
過了有10年的一個暑假，我在滬江的暑期學校里選了三門算學課程，天氣熱得像是坐在蒸籠里，我伏在桌子上做題解；入晚靠窗眺望黃浦江的煙景，一個個還是幾何的圖形。我不知為什麼，一直到現在還是記不住歷史上的人名，地理上的地名，而對於數字並不怎麼怕；若是有理由可說的，該是我高小里歷史和地理的教師並不是姓沈的緣故吧。多少孩子們的興趣在給老師們剷除送終？等大學畢業，一個人對於學術前途還沒有全被封鎖的，該算是很稀少的例外了。
我的性格也許是很不宜於算學的，可是為了有這個啟蒙的教師，我竟為了它犧牲了一個可以夏遊的暑天。
從那天偶爾在街上見面之後，我一直沒有見過這位老師。我也沒有去想著她的理由。天上的雨，灌溉了草木，人家看到蒼翠，甚至草木也欣然自感茂盛，雨水已經沒入了泥土，沒有它的事了。多少小學裡的教師們，一天天，一年年把孩子們培養著，可是，培養了出來，向廣闊的天地間一送，誰還記得他們呢？孩子們的眼睛望著前面，不常回頭的。小學教師們的功績也就這樣被埋葬在不常露面的記憶之中了。
一直到徐季吾先生說起了沈驪英先生在中央農業實驗所服務，我才引起了這一段內疚。其實，如果不是我當時也在教書，也許這段內疚都不會發生。人情原是這樣的。我問起沈先生的生活，徐先生這樣和我說：
「她已是一個一群孩子的好母親，同時也已成了我們種麥的農民們的恩人了。華北所種的那些改良麥種就是她試驗成功的。她從南京逃難出來，自己的衣服什物都沒有帶，可是，虧她的，我們所里那些麥種卻一粒不漏地運到了重慶。我們現在在雲南所推廣的麥種，還不是她帶進來的種子所培植出來的？所里的人都愛她。她是所長的太太，但是，她的地位並不是從她先生身上套取來的，相反的，她幫了她先生為所里立下這一項最成功的成績。」
我聽著了，不知為什麼心跳得特別快，皮膚上起一陣冷。一個被認為早已「完成」了的小學裡的老師，在我們分離的20多年中，竟會生長得比她的學生更快。她並沒有停留，她默默地做了一件中國科學界里罕有的大事。改良麥種，聽來似乎很簡單，可是，這是一件多繁重的事？麥子的花開得已經看不清楚，每朵花要輕手輕腳地包好，防止野蜂帶來了野種。花熟了，又要一朵朵地把選擇好的花粉加上去。如果「粗心大意」，一錯就要耽擱一年。一年！多少農民的收入要等一年才能增加？
家務，疾病，戰爭，在阻礙她的成功，可是並沒有打擊倒她。她所改良的麥種已經在廣大的華北平原，甚至在這西南偏僻的山國里，到處在農民的愛護中推廣了。
我從三岔口回來，坐在魁閣的西窗邊，寫了一封將近五張紙長的信給我這20年沒見過面，通過消息的老師。我寫完這信，心上像是放下了一塊石頭。我想，任何一個老師在讀著他多年前學生的信，一封表示世界上還沒有把老師完全丟在腦後的學生的信，應當是一件高興的事。我更向她說：「當你在實驗室里工作得疲乏的時候，你可以想到有一個曾經受過你教育的孩子，為了要對得起他的老師，也在另一個性質不同的實驗室里感覺到工作後疲乏的可貴。我可以告慰你的不過是這一些。讓我再加一筆，請你原諒我，我還是像在你班上時那樣粗心大意，現在還沒有定心做過一個算題。」
我把這信挂號遞給呈貢的郵局，屈指數日子，盼望得到一封會使我興奮的回信。
不到一個星期，徐季吾先生特地到魁閣來報告我一個消息：沈驪英先生腦充血死在她的實驗室里。我還是坐在靠西窗的椅子上，隔著松樹，遠遠是一片波光，這不是開迎春花的時節。但是波光閃爍處，還不是開遍了這黃花？
又過了一個星期，我寄出的信退了回來，加了一個信封，沒有夾什麼字。再沒有人去拆這封信了，我把它投入了爐子里。
1946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