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逵死了！」這幾個字到了我手上。
他不是願意死的人，更不是願意這時死的人。他不怕活，生活對他雖則這樣苛刻，這幾年來狼狽得夠他受，可是他從沒有和我一般埋怨過「多此一舉」的生命，死卻偏找著他。多少人應該死的不死，多少人願意死的不死，老天不公平到這樣，我還有什麼話可說？
滿懷不平想申訴，可是舉目沒有半個了解我的氣憤的人，鬱積得受不住，只能悄悄地圍上項巾 ，離開這木庚院。早春稀有的冷風，吹在卻爾思河面，解凍未久的微波在發抖。
好像是民國二十九年，似乎也是這個天氣（我的記憶這樣模糊），在呈貢三台山上，聽吳文藻先生說起，城外有個魁閣，魁閣里有位陶先生。當時我們在山頂遠遠望去，在一叢松林里，隱約有個古廟。湖光山影，襯出夕陽繚亂里的歸帆。找到這地方去住的，定是個不凡的人物。雲逵本是個詩人，血里流著他陽湖望族愛美的性格，儘管他怎樣對他天性遏制，怎樣埋頭在數字或邏輯里，但人靜酒後，娓娓話舊時，他那種不泥於實際，富於想像，沉湎洒脫的風致，就很自然地流露得使人忘卻眼前一切的醜惡。那天不知為了什麼，沒有去找他，新婚的人也不會歡迎這近晚時的生客。
有一天，我從呈貢趕晚車回昆明，好像是有一點微雨，人都擠在停在站上的車廂里等待那永遠不守時刻的阿迷車。在我身旁坐著一個穿著咔嘰布 短褲，褪了色的呢帽，銜著煙斗，眉目鼻子擠在一架近視眼鏡周圍的中年人，他忙著招呼一群女孩子，說話時有一點口吃，但是北方音咬得很准。不久，在那群說廣東話的女孩子里有一個叫著他的名字：「雲逵。」我有一點不相信，這就是住在古廟裡度蜜月的不凡的人么？我有一些遲疑地伸出了手：「這就是陶先生么？」他那多肉的手掌，又使我感覺著一點異樣。
其實，這並非我們初次見面。他提起了，我才記得，遠在10年前，我在清華，認骷髏、量骨頭、殺兔子的時候，他曾到我的實驗室里來參觀過。這時他剛從德國回來。在中國研究體質人類學的，他是很少人中的一個先進。我在這試驗室里，因為無聊所以在東安市場弄了個香爐來，逢著心裡悶的時候，就燒香。白骨滿桌，香煙繚亂，另有一番滋味，尤其是在半夜月明的時節。他進門來，我是個小學生，老師帶著此貴客，見面之下，有一點窘。誰知道他並沒有考問我散亂的統計圖表，只用著我聽不懂的德文和老師討論著他們的問題。臨走時，撫摸了一回這個毫不古雅的香爐，向我笑了一笑。這一笑我還記得。
在車上，我們兩人就攀談起來，話從海外說到天邊，一直到車到了昆明，才重又聽到耳邊還有廣東的鶯聲。分手後，健忘和疏懶的我也就記不起去魁閣找他的約言了。後來聽說他太太回廣州灣去了，他是否在古廟裡，我也沒有打聽。
隔了又不知多少日子，我知道他加入了雲大社會學系。因為在一起做事，所以後來差不多天天見面，他那時已搬來學校里住，靠醫學院的一間矮房裡。太太是走了，他的房間亂得和我在大學裡念書時的宿舍相似。我一進他的門，他一定要忙著找茶具，把床上的被向里一推，似乎很抱歉，一手搔著頭，搖了搖：「怎麼辦？」一忽 ，很堅決地說：「不管它。」這是他，他不像我那樣安於糊塗散懶。他的性格多少有一點和我相同，可是他卻偏不肯承認他的性格，而且永遠在想和他的性格反抗。我好幾次和他說：「我真不明白，為什麼你不弄藝術？詩、畫、音樂，也許除了跳舞，都是你的專長。不，你一定是名角，若是你上了舞台。你偏要死勁弄科學。中國少了個特出的藝人。」他有時也承認：「我父親是個畫家，可是，我就不願意像我父親一樣。」——「一個研究遺傳的人說這話！」我接著頂住他。他笑了，使我想起撫摸香爐時的一笑。他沒有話時，就來了這老話：「你自己呢？」大家是人，順了風張篷，有什麼意思？人總是不服氣的，總是要找個最狠的仇敵，而最狠的仇敵決不在外，就是自己。魂靈最怕安定，除非有了個永遠也克服不了的對象，生活才有重心。這也許就是雲逵所謂「力人」。不論人家怎樣不了解他，他是在實踐這理想，在向他遺傳爭鬥。
我在這種精神上自知比他差得遠。他能在新婚不久，把太太送走。他能躲在象牙塔里安享尊榮，偏要深入彎荒。他能好好活下去，偏在這時死去——似乎有一個力量在推動他。這是，我若沒有錯解他，否定現實，在否定中創造新的境界。這個精神在我們自己的傳統文化里已經斷傷殆盡，差不多已完全喪失了。順命安分，走近路，滿足在低級的團圓上。航海探險在中國歷史上是罕有的奇事，三寶太監下西洋，唐僧上西天，都值得編成神話。在別人實是家常便飯，英國人中很少沒有親戚朋友在海外；美國到了無險可探時，還會在高空里走繩索，否定安穩，不服命運；在中國這些是荒唐，多少人為寶玉惋惜：「何必自苦？」雲逵這種人在中國是不會長壽的，他生錯了地方。
那次敵機轟炸昆明文化區，他那間陋室恰巧在炸彈旁邊，炸起來的土把它堆成了一個小丘。他來找我們時，我們的門面也已經認不清。我們相見之下，大家覺得很輕鬆：「等得很久了，我們可以變一下了。」現在看來，我們得感謝這些敵機。如果沒有這次轟炸，我們的研究室也決不會搬下鄉，大家的生活也不會和工作打成一片，連現在這點成績也不會有。這是雲逵，不是別人，把我們的研究室安置到了他曾經住過的古廟中去，魁閣也從此成了我們研究室的綽號，飲水思源，我們怎樣能忘記雲逵？
雲逵是從德國人類學家Fisher 大師門下出身的。德國學派和英國學派有很多地方剛剛是針鋒相對。前者注重歷史、形式、傳播，從各方法的相異之處入手；後者注重現代、功能、結構，從各方法的相同之處入手。德國學者不肯相信文化不過是滿足凡夫俗子平常生活的工具；英國學者卻不願相信文化是有它內在發展的鐵律，是天地精華的不住外現——我並不想在這裡申引兩派文化論的差別，只是想說雲逵和我二人師承不同，因之見解也有不同。因為我們在基本出發點上有些不同，所以討論時也更顯得有趣味。有人誤解魁閣，以為它是抄襲某某學派，其實在它剛剛開始的時候，就是一個各學派的混合體；而且在經常的討論中，誰都改變了他原來的看法。我們在討論會中，誰也不讓一點人，各人都盡量把自己認為對的申引發揮，可是誰也不放鬆別人有理的地方，因為我們目的相同，都在想多了解一點中國社會和文化的實情。雲逵住在龍街，我在古城，離魁閣都有一點路程，可是不論天雨泥濘，我們誰也沒有缺席過。雲逵常和我說：「我們不是沒有辯得不痛快的時候，可是我實在喜歡這種討論會。」我也和他說同樣的話。
中國人不很容易賞識「相反相成」的原則。我們聽見和自己不合的意見，總會覺得人家和自己過不去，因之影響了交情，甚至互相中傷，形成了黨同伐異的風氣。我知道我自己也不免受這傳統的遺毒，但是在和雲逵相處的四年中，我實在領會到「反對」的建設性。當他離開雲大時曾和我極誠懇地說：「我確有很多時候氣你，但是我們的交情也就在這上邊建築了起來。」我是明白他的，他是個要求豐富生活的人，生活要豐富就得有一個可以時常找到和自己不同見解的人在一起，這樣才能引得起內心的矛盾，有矛盾，才有新的創造。他是我的畏友，我愛找他談，就因為我們不會在離開時和見面時完全一樣，不會沒有一點新的領悟，不會沒有一點新的煩惱。他是明白學問的人，為什麼中國明白學問的人就不易長壽？這是我永遠不明白的。
在魁閣的一年多中，我們的相知不僅是在學理上，我們在生活上也有深刻認識。我永遠記得，當我孩子在艱難中出世後，他第一個來看我們。他用鼻子聞，用手撫摸：「這是人間最美的，孩子的氣息。」第二天他寫了一首詩給我，可惜我已背不上來。愛孩子的人才明白生活的藝術。他時常偷偷地看我的孩子睡時的安靜，無邪的天真。有一次我在孩子身邊抽煙，他很嚴肅地要我把煙滅了。「對孩子不好。」雲逵懂得愛。在他不自覺的小舉動里，我看他時常會忘記自己。可是他自己的孩子卻並沒有在他眼底長大，這是他的憾事。
提起他的孩子，我怎能忘記和他一同從大理回來的一幕？他知道我的歷史，我們談話中，他總是極小心，絕不提起我的往事。那是因為他知道假如他是我的時候，他會怎樣難過。誰知道他所要避免加之於他朋友的感情，卻會成了他自己的經驗，而且更加重地降到了他最愛的人身上。他若有知時，恕我提起這一段最好能忘了的創痕。
在大理時，我們一同到街上去買小皮襖給孩子。他突然和我說：「我總覺得很對不起我的孩子，你知道我是最愛孩子的，可是不知為什麼，我總覺得我忽略了我自己的孩子。」雖則我們離家只有20天，有家的人，大家有些想家，歸程的一路，在汽車裡聊天，都是些有關太太和孩子的瑣話，誰知道這時他的孩子已經急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