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老永息了，他為祖國的革命和振興，全心全意，忘我地辛勤工作直到九十高齡。消息傳來，凡是和愈老一起工作過的同志無不感到突然和震驚。國家的振興還需要他，民盟的工作更不能沒有他，一陣寒風，催他歸去，去得還是太早了，怎能不叫我們悲痛。
愈老是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良師益友，歷來受人敬愛。他固然沒有在教室里講授過課程，但是受到他教益的人遍及海內外。以我自己來說，小於愈老15歲，在學生時代就是他所主編的《東方雜誌》《世界知識》和他所參與創辦的《生活周刊》的忠實讀者。這些刊物推動了當時像我一樣的千萬青年前進的步伐，靠攏革命的主流。愈老在30年代初期所寫的《莫斯科印象記》開拓了一代人的視野，在他們的心靈深處播下了嚮往社會主義的種子。愈老在中國土地上日夜劬勞，埋頭耕耘，為改變這個幾千年來封閉的傳統社會為開放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社會，鞠躬盡瘁，奮鬥終身。他不愧是一代師表。
我和愈老初次見面已是在抗日戰爭結束之後的1947年春。我在訪英倫返國途經新加坡，愈老和沈大姊在機場接我，一見如故。逗留期中，愈老為我分析國內國際形勢，頓開茅塞。回想起來，在解放前的一段時期里我能比較堅定地選定我的立場，這次在新加坡和愈老的會晤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解放後，由於同在盟內工作我和愈老接觸的機會是經常的，我有一段時間是在愈老的領導下做盟內的文教工作。他原是革命知識分子的先驅者，對中國從半封建半殖民地轉入人民革命和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中知識分子應起的作用和所有的問題是有深刻的體會和同情的。我多年來願意致力於知識分子的工作和愈老的啟迪和鼓勵是分不開的，雖則我在這項工作上沒有能做好，有負愈老的期望。
在十年動亂最艱苦的日子裡，愈老心中始終關懷著知識分子的劫難，特別是盟內的老同志。林彪反革命集團的罪惡暴露後，愈老在周總理的授意下，恢複了在京民主人士的學習活動，在急風暴雨里，為黨的統一戰線保住了一線生機。1972年我從幹校回京後定期參加這個小組學習會，切膚地感到同志間的溫暖，激發了對國家前途的信心。這為我在大局扭轉後立即全力投入工作的決心打下了基礎。
愈老平易近人，循循善誘，對人推心置腹，體貼入微。勇於拯人之危，善於解人之困。他總是用朋友的身份幫助別人解決思想和實際問題。不居功，不求名，助人為樂。他早在30年代就已參加中國共產黨，無時無刻不在為黨工作，但從不脫離群眾，急人之急，憂人之憂，剖析是非，以理服人。在他公開黨員身份之前，竟有許多至交不知他是黨員。他完全以至誠感人，取信於人；身教力行，樹立模範，使廣大知識分子團結在黨的周圍。他做到了為群眾敬愛的共產主義戰士，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做人應該做這樣的人。
在過去短短的七個月里，我們民盟竟失去了三位領導人，史大姐、華公和愈老。歲月如梭，流光難留。逝者已矣，生者奈何？國家形勢大好，但進程中問題眾多，正需要群策群力，在黨的領導下，一鼓作氣，振興中華。無可否認的，我們盟的組織面臨了嚴重的新老結合，新老交替的問題。帶路的同志一個接一個地離開這個隊伍，看來事實已證明，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動手得已經遲了一步。我們只有加快步伐，引進和鍛煉新人，接好這個班，才能完成黨所交付我們的任務。
愈老遺留給我們的不僅是統一戰線的任務，同時更值得我們寶貴的是遺留給我們的為人的模式。我們只有時刻自覺地遵循著愈老所創立的模式前進，才能擔負得起他所遺留給我們的任務。讓我們化悲痛為力量，在黨的領導下，使民盟工作有一個新的開拓。
緬懷先哲，思慮萬千，僅以此時此刻的悲思和前瞻來表達我對愈老的哀悼和崇敬，並以此與同志們共勉。
1985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