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一多烈士，殉難已經30多年了。
今年是烈士誕辰80周年，他的生前友好、學生、戰友，都一直在深切地懷念他，懷念這位「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願屈服」的民主戰士，懷念這位對我國學術研究和大學教育，對新文學運動都做出過傑出貢獻的詩人、學者！
我在青年時期，讀過他的那些洋溢著愛國主義熱情而又帶有浪漫情趣的詩篇，曾經為他的《死水》深沉的憤激所感動，也曾為他那傾訴著一個知識分子良心的《靜夜》里的崇高情操，興起過欽敬之情。
30年代初，在清華園裡見到了他。雖無交往，但從他的詩，從他的文章，從他對黑暗現實的沉默中所顯示的正義感，看到了一位正直愛國的知識分子的形象。特別是他對神話、傳說的酷好，這對當年正在從事人類學社會學研究的一個青年來說，更有親切之感。
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都在昆明，在一起工作，更有幸的是還曾在一起戰鬥。無論是在學術研究工作中，或是在民主運動中，他都是我的良師益友。他洒脫的風度，嚴謹的學風，淵博的學識，平易近人的態度，坦率真誠的性格，追求真理熱愛真理的鍥而不捨的精神，一直留在我的記憶中，至今仍歷歷在目。
記得1943年，我在《雞足朝山記》那篇遊記中，觸景敘情，對國民黨反動統治下一個教書人的生活，寫過這樣幾句話：「自從那次昆明的寓所遭了日寇轟炸之後，生活在鄉間，煮飯、打水，一切雜務重重地壓上了肩頭，又在這時候做了一個孩子的父親。留戀在已被社會所遺棄的職業里，忍受著沒有法子自解的苛刻的待遇中，雖則有時感覺著一些雪後青松的驕傲，但是當我聽到孩子飢餓的哭聲，當我看見妻子勞作過度的憔悴時，心裡好像有著刺，拔不出來，要哭，沒有淚；想飛，兩翅膠著肩膀；想跑，兩肩上還有著重擔。我沉默了，話似乎是多餘的。光明在日子的背後。」有這樣的心緒的在當年也許決不止我一人，這是在那個「國家存亡的關頭，不能執干戈衛社稷，眼對著一切腐敗和可恥，又無力來改變現實的人，最容易走上這消極的路」。
不久，我就應邀去美國講學，一年之後歸來，昆明民主運動在黨的領導下，在敬愛的周總理直接關懷下，已經進入高潮。這時的聞一多先生同我出國前的狀況也大不一樣了，他已經是昆明廣大青年熱愛尊敬的民主教授。他見到我，立即伸出熱情的歡迎的手，同時也毫不含糊地指出我一年前的那種思想：「不好！不好！」他說：「這往往是知識分子對現實無可奈何的一種想法，我自己過去就有過，而且鑽進亂紙堆，就像你們知道的，聽任醜惡去開墾，看它造出個什麼世界！結果呢？明哲可以保身，卻放縱反動派把國家弄成現在這樣腐敗、落後、反動，所以我們不能不管了，決不能聽任國民黨反動派為所欲為了。」榜樣是最好的引導，他的謙遜而又堅定的聲音，發人深省。從此也作為一個新兵向先進的同志學步，並且從學得的一些新的看法，對先前一度浮現過的思念試作清理。但比起聞先生一往無前的堅毅步伐，就難以自宥了，每一念及，著實感到愧疚！
那時間，聞先生已受到黨的教育，參加了民主同盟，鬥爭有明確的方向。在知識分子相當集中而民主陣營中思想又較複雜的昆明，他始終旗幟鮮明，堅決擁護黨的方針政策，這無論對我個人說，或對其他朋友說，都堪稱典範。應當說，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形勢多變，鬥爭尖銳，書生意氣常不免猶豫多慮。每當有重大爭論分歧時，多以他馬首是瞻。由於他在學術界和文壇上都有很高的聲望，在中外享有聲譽的學府中居有一定的地位，而又言行一致，無私無畏，作風正派，熱情誠懇，他的舉止也就理所當然地受到廣大青年學生和同輩師友的尊重和信任。他在被譽為「民主堡壘」的西南聯大和整個昆明，起了別人難以起到的作用，對民主運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儘管如此，他卻總是虛懷若谷地向比他先行的同志求教，也向共事的朋友和青年學生求教，他一再指出青年是他的老師，是青年人推動他前進。當然，有時他也會同人爭論，堅持自己的看法，正確的決不輕易放棄；如果是不對頭的，只要真相一明，道理說清，他會無保留地說：「你對，我錯了！」服膺真理，表裡如一，始終不失赤子之心！
有一件事情，如今又浮上心頭：在昆明民主運動正待發展時，由於我們幾個書生掉以輕心，苦心經營的一個宣傳民主的刊物，被壞人一下子篡奪過去了，還公然在反動報紙上刊登「啟事」，攻擊民主運動。聞先生本來並不具體過問這個刊物，發生這個事件後，他非常氣憤，認為決不能任宵小如此囂張。立即同吳晗同志等邀集有關的人商議，要維護民主聲譽，揭露敵人玩弄分裂民主力量的陰謀，還奔走設法在一家地方報紙上刊出聲明，使這個被一伙人竊奪後的刊物和借刊物以投機的小政客名譽掃地。聞先生這種堅持原則，嫉惡如仇的精神，使我深受教育。
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發生的「一二·一」運動中，聞先生一直站在鬥爭的前列，夜以繼日，奔走呼號，團結廣大師生並肩戰鬥。當蔣介石屠殺了青年後又裝腔作勢專對昆明發表什麼文告，妄圖壓制學生運動時，聞先生在校內外各種集會上公開駁斥反動頭子的謬論；又奮筆疾書精悍的雜文，描繪了被法西斯血腥恐怖嚇昏了的一些知識分子的表現。當蔣介石派遣御用文人來昆明破壞西南聯大和整個昆明師生的團結時，他不顧威脅恐嚇，義正詞嚴，面對面地譴責那一小撮披著學者外衣的反動政客的醜行，保衛了團結，保衛了民族正氣，保衛了「一二·一」運動的光榮。此情此景，親歷其境的人，除反動分子外無不為之感奮。毛主席在表彰聞一多時特別提到「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他面對陰謀詭計，知難勇進，不畏強暴，愛憎分明，怒斥仗勢欺人的幫凶學閥的言詞，真是擲地有聲，深印人心。
而他同昆明青年也正由此建立了呼吸相通，命運與共的親切關係，博得了廣大青年的尊敬和擁護。萬千群眾隨他的歡呼而歡呼，隨他的憤怒而憤怒。他實在是少有的天才的宣傳鼓動家，用精鍊的詩的語言，滿腔的愛國熱情，強烈的正義感和堅定的信念，像他紀念「一二·一」烈士時所說的，使糊塗的人清醒過來，怯儒的人勇敢起來，疲倦的人振作起來，而反動派則戰慄地倒下去！
他在大庭廣眾中常作獅子吼，而在座談討論或個別接觸中，又善於娓娓而談。研究什麼問題，商量什麼事情，總是推誠相見，以理服人，從不敷衍塞責，虛假應對。他認為主張民主、反對專制獨裁的人，自己首先要有民主作風。他確實是按照新的思想新的標準，在不斷擺脫傳統的因襲，不斷改造多年的習慣。大家信賴他，有事也樂於找他交談，他也就自然地成為一座橋樑，把組織委託的任務或有關時局形勢的認識，通過各種聯繫的渠道，並用自己的語言，及時轉達到群眾中去。當時在大學同事中有好些進步活動，多是經由他同吳晗同志等聯繫的。友朋相聚，認識水平有參差，一般都能暢所欲言。由是內外上下之間，可以聲氣相通。所以當年儘管生活十分清苦，大家在黨領導的民主運動中經受鍛煉，精神逐步有所寄託，眼界逐步開闊，從對現實的苦悶中逐步興起了希望。也許正是由於有了這樣的思想基礎，又具有愛國主義的傳統，中國的知識分子與十月革命時的沙俄知識分子是迥然不同的。聞一多是光輝的典範，他像「一團火」，要把舊社會徹底燒毀。而心中充滿愛，愛祖國，愛人民，熱烈地嚮往著必將誕生的新中國！
聞先生一向受人敬重，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畢生認真堅守自己的崗位，始終從事教學研究工作，做出了卓越的成績。不管生活如何艱苦，不管國民黨反動派怎樣威脅恐嚇，他都安之若素，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對於自己承擔的責任從不鬆懈。他對學生助手關心愛護又嚴格要求，對教研工作主張樹立自由學風又忌放任自流。他治學謹嚴，長期治理古代文獻，從事考據訓詁，吸取近代科學方法，保持了樸學所強調的實事求是的精神。他的貢獻早經郭老（沫若）做過中肯的評價，外行自難置一詞。不過我清晰記得他同一般考據家很不相同，思路開闊，從不拘泥於本行的範圍之內。早在30年代初研究神話，就已涉獵到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以及精神分析論等等學科的領域。到了抗戰時期，正式「以鉤稽古代社會史料之目的解易」，「從《易經》中尋出不少的古代社會材料」。又保持著詩人的敏感，賦予古董以新鮮氣息，從《易林》中找出了許多詩意。還在《風詩類鈔》開宗明義指出過去讀《詩經》者多是用經學的或歷史的或文學的方法，而他對這本書的讀法則是社會學的。他對西南兄弟民族豐饒的傳說、神話、民歌、民謠以至藝術服飾等等，都有很大的興趣，而對於兄弟民族苦難的遭遇，更懷有深切的同情。他多次希望古籍史書的研究能同實際的社會調查相配合，對中國的歷史和社會的研究，定能取得更多的成績，也正因此，他的研究就遠遠超越於一般考據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