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憶三年前，福武直先生七十慶壽，我未能親往祝賀，曾托友人贈詩相遺。有句：「海外訪知己，暮年日益稀。」知己日稀，交情日篤。前年與先生晤談於東京，恨時間之短促，以在北京再見相約。及時先生果來華，而我卻適因事外出，無緣踐約。去歲噩耗傳來，先生年幼於我而竟先我辭世，傷哉！今年初獲若林敬子女士來信，謂先生生前友好倡議集文為紀念，承不棄，囑為文參與。忽憶前詩，情不自禁，即韻續詠：「君竟先我去，羨爾事有繼。」
人壽原不應以天年為限。作為生物的個人固然各有其自然的限度，但人之所以有異於其他生物者，即在其天年之外猶有可離其肉體而長存的社會影響，亦即古人之所謂立德、立功、立言：為人師表就是立德，培育人才就是立功，著書立說就是立言。此三者固然都是個人的行為和思想，但一旦為社會所吸收，成為眾人之事，就超脫了個人的天年，而得與社會長期共存。先生離世不久，而國內外社會學界同人念念不忘先生的道德文章，各以其所得於先生者發抒新見，著文立論，不僅表達後輩的思慕，亦所以發揚光大先生的成就，擴大社會影響。這豈不是後繼有人之明證，怎能不使人羨慰？
我冒昧稱先生為知己，實際上直到70年代末才有緣親聆先生的教導。當時一見如故，友情自溢。何以故？其出於我們兩人有相通之處乎？念先生在社會學上的造詣始於在中國華北、華中的農村調查。於大體上相當或稍前的時期，我亦已在中國華東及西南做農村調查。但兩人關山重隔，戰火彌天，各從其事，無由相識。事後互相對比在立論觀點，為學方法上我兩人卻又何其相近。這豈能說是歷史的偶然。
我經常自覺一個學術工作者儘管主觀上總是力求獨立思考，推陳出新。但蓋棺論定，總是難逃於時代的大氣候。近代的東方正處於從傳統文化向現代文化轉型的時期。中國如此，日本亦非例外，遲早和速度不同耳。一個以研究東方社會為職志的科研工作者，不僅其自身的生活，其所接觸到的社會和其所關懷的人民不可能離開這個主流。我和福武直先生之所以異地而同流，蓋出於同一時代，抱有同一志趣的緣故。
我們都是東方的社會學者，都受到了近代社會科學的訓練，都明白只有從在社會中生活的眾人的具體行為和思想里才能認識到這些人所賴以生活的社會結構及其變遷的形態和軌跡。這也就決定了社會科學的基本條件是在掌握可以證實的調查資料。在傳統的東方，眾多的人口聚居在從事農業的村落中，這又決定了要了解東方的社會很難不從農村入手。在這些農村中一般都缺乏現存的可靠的調查資料。於是，親自從事農村調查成了研究東方社會的學者入門的必修課。這個客觀的道理，使福武直先生和我不約而同地都走上這一條從農村調查作為社會學開始入門的路子。
先生的中國農村調查只是他社會學研究的基礎。他從中國的農村調查之後接著就跨出中國的範圍，進入日本和印度的農村社會研究，更進一步又跨出了農村社會的範圍，進入了東方這些國家的社會結構和發展的整體研究。他70年代著成了《現代日本社會論》，80年代又出版了英文本的《當代日本社會》。這些都是從點到面，從基礎到上層建築融會貫通的綜合性理論研究，基本上完成了他在社會學方面獨到的體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實證要受理論的指導，而且要上升為理論，成為實證的理論。科學的正確形態只能是這種實證的理論」。他號召社會學工作者「我們必須要求我們的科學勇敢地面對現實的社會問題」。
從實際出發分析現實社會，用以指導人們解決實際的社會問題也正是我畢生所追求的學術目標。福武直先生在這條道路上用了比我較短的時間而取得了成果。我自己則由於無端損失了20個年頭，即使幸而在垂老之年有機會急起直追。但時不再來，夙願看來已經難償。而福武直先生一生的成就卻替我這類抱有相同志向的人提供了典範，使我們對這條為學之道更具信心。
更值得欣羨的是我上邊已提到的福武直先生在60和70年代中培植了日本社會學新的一代。在先生的暮年已看到這大批幼苗茁長成材。先生不僅身體力行，建功立業，而且後繼有人，使先生所創導之學日見光輝，使後來者得以理解東方社會怎樣從傳統社會中脫穎而出，為21世紀全球性的社會做出貢獻有了指望。在這些方面，我只有心嚮往之而自嘆難追矣。
在我和福武直先生最後一次分手時曾懇請先生遴選10本日本現代社會學的代表著作譯成中文，使先生所培植的一代日本學人的著作能不受文字的限制流傳中國。不意此事未成而先生已歸道山。我誠懇希望中日兩國社會學界的同人為紀念先生對兩國學術交流的摯深友誼而努力完成此約。
個人的天年總是有限的，但一生所提供予人類的精神貢獻，則像播揚在人間的種子，到處會生根茁長。後繼有人，我相信福武直先生是可以含笑九泉的。
1990年1月20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