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肯尼雅塔，我的記憶回到了46年前。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二樓馬林諾斯基教授的辦公室里。開學後每逢星期五下午，馬林諾斯基教授就在他這間辦公室里召開著名的「今日人類學」的討論班。參加這個討論班的除了跟他學習的學生外，還有從世界各地到倫敦來訪問的人類學者。在這班上討論著當時這門學科正在開展研究中的各種問題，一時成為指導社會人類學向前發展的學術中心。
我是1936年秋天進入這個學院念書的。開學後一個多月，馬林諾斯基教授才從美國講學回來繼續召開這個討論班。我滿懷著激動的心情走進這間已經坐滿了人的辦公室，中間的沙發里坐著那位戴著相當深的近視眼鏡、面貌清癯的世界聞名的社會人類學家。他身後的書架上、書桌上，甚至桌下地板上堆滿了一疊疊書本雜誌。我悄悄地在牆角邊找到了一個座位。那位教授的眼光突然掃到我的身上，朝著我點了一下頭，大聲地向在座的同學介紹說：「這是從中國來的年輕人。」話猶未息，我身旁有一隻巨大、有力、黑皮膚的手緊緊地把我握住，一股熱情直傳到我的心頭。抬眼一看：是個古銅色的臉，下巴長著一撮鬍子，目光炯炯，滿面笑容，端莊純樸，渾重真摯。耳邊聽到輕輕的聲音說：「我叫肯尼雅塔。」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和非洲的黑人兄弟握手。
偶然的接觸，留下了終身難忘的印象。我也不明白是什麼把我們這兩個分別來自萬里相隔的亞非兩洲的人在感情上結合到了一起。從此，我們在課間休息時就常常同到學校附近霍爾本地下茶室去飲茶聊天。當時學校里的風氣，這種茶時的敘談，上下古今無所限制，但誰也不涉及個人的身世。我從他的名字上知道，他是來自東非的肯亞。肯亞當時是英國的殖民地。我從他在班上的發言中知道他的故鄉正在殖民主義的統治下掙扎。我從他在茶室里的談吐中明白了他是個無所畏懼，一心要為非洲同胞的平等自由而獻身的人。他體格魁梧壯健，望去像是一尊雕像，似乎隨時準備著挑起千斤重擔。他那低沉的喉音傳達著他深厚抑鬱的思慮，明快銳利的對答表現出他英勇果斷、敏捷堅決的性格。再加上他幽默機警、豁達老練的語調，使人一看就會知道他不是個初出茅廬的書生。
我從馬林諾斯基教授對他那種親切和悅中帶著器重欽佩的態度里，體會到他們師生之間存在一種內心的契洽。這位老師無疑是賞識著這個學生特具的品質和他將在人類歷史中扮演的角色——正是這位老師所矚望的將在20世紀後期上演的那齣戲劇中不能少的人物。這位老師用他善長的詼諧口吻來揶揄這位學生時，我總覺得他並不自覺地暗示著門下得人的驕傲。如果這位老師本人沒有親自受過民族被分裂，親友受欺壓的痛苦，我想他是不可能流露出對這位學生的那種深情厚誼的，而這些溢於言表的情誼也就不會那麼強烈地引起我這個來自正在蒙受侵辱的東方大國的青年的領會。
在年齡上，我和肯尼雅塔相差至少有10歲。我沒有和他比過長幼，這是不用比的，只要一接觸就分明了。他不僅在我眼裡是個兄長，同班同學在他面前似乎全都顯得幼稚了。後來從他的傳記里，我才知道他自己並不知道他是哪年出生的。一個在東非殖民地草原上放羊的孩子，有誰會替他記下生日呢？在肯尼雅塔的眼中，我準是個還不很懂事的年輕人。他同我親近與其說出於對他私人的吸引力，倒不如說是因為我是個中國人。不是這樣，他怎樣會一聽到老師給我的介紹就伸出他的友誼之手呢？他對我一直像個兄長一樣，關懷體貼，但是從來沒有告訴過我他在學校之外搞些什麼事。我當時只把他看成是個有正義感的非洲學者。
在1938年返國之前，我讀到了他在倫敦出版的《面對肯亞山》。我很愛讀這本書。說實話，這書的內容我現在已回想不起來，但是清楚難忘的是在這本書里跳躍著那顆熱愛祖國，熱愛民族的心。我為他那股斥責殖民者偽善的勁而叫好。我當時所沒有覺察到的卻是，他不僅是個文筆生動的作家，而且還是個久經鍛煉的實幹家。就在他和我們一起討論學術問題的同時，他更大的精力，更多的時間是花在為非洲被壓迫民族爭取平等自由的鬥爭中。這是我在他死後，讀到了別人給他寫的傳記時才明白的。
當然，如果像我這樣一個沒有政治經驗的書生一眼就能識破他當時正在帝國的心臟干著為它掘墓的工作，後人也決不可能寫出他後來這段歷史了。實際上，當我見到他時，他已是一個成熟的政治活動家了。他已經兩次訪問過蘇聯，在德國漢堡參加過國際黑人工人會議，並且在柏林進行了一個時期的地下工作，終於逃出納粹的虎口，到倫敦來「上學」。這段歷史居然會瞞過倫敦監視著他的帝國特務，甚至在他被搜查時，始終沒有被想置他於死地的人們抓住任何把柄和口實，能在倫敦居住了17年，成為非洲人民要求獨立解放的喉舌。當時如果有人把他這段經歷告訴我，我想我也不會相信的，而這卻是真正的歷史記錄。
1938年暑假，我離開倫敦回國，此後我從來沒有再見過肯尼雅塔了。我已想不起我們最後的一面，我們並沒有相互告別過。如果不是由於我健忘的話，在1938年已不常見他來參加我們的討論班了。這可能是由於他已修業完畢，他的論文這年已經出版；也可能是當時風雲日急，義大利的鐵騎已侵入非洲的阿比西尼亞，策劃著非洲人民大團結的肯尼雅塔看來已顧不得我們這些紙上談兵的朋友了。我回國之後，每次在報紙上看到非洲民族運動的消息，總希望能見到肯尼雅塔這個親熱的名字。但是一年一年地過去了，沒有一點消息。我們在兩地過著戰時的生活。
1946年11月，世界大戰已經結束，我重訪英倫。我見到了老同學就打聽肯尼雅塔的下落。朋友們都說：真遺憾，他已在幾個月前回國去了。我一聽到這消息，也無心去問他過去這幾年是怎樣過的了。「肯尼雅塔回非洲了！」這個消息包含著多少意義，但是對這個消息的下文卻都心照不宣。也許那時各人還有各人的設想，在我來說，這是「猛虎歸山」。這話在當時說來，確實還早。非洲人民的劫數未盡，這條猛虎回返的不是個平靜的青山，而還是個踩在白人腳下的火山。
已經遍體鱗傷的「大英帝國」，對東非這塊肥肉還死噙住不放。但是經過了兩次世界大戰的肯亞人民又急不可待要擺脫被奴役的地位。火山就要爆發。肯尼雅塔明白他面對的是什麼問題，他的立場是堅定的，也是盡人皆知的。看來他在考慮的是怎樣能避免一些這火山的岩漿可能對他祖國造成的損失，讓他能從敵人那裡接過一個能快一些建設起來的祖國。這當然不是離鄉17年，手無寸鐵的肯尼雅塔所能自己選擇的。殖民地政府在英帝國的支持下正在妄想撲滅人民的怒潮，執行著傳統的鎮壓政策。於是一步一步地迫使肯亞人民拿起武器，實行反抗。殖民者無中生有地把這些武裝反抗稱作「茅茅」活動。「茅茅」是恐怖分子、社會叛徒的代號。真是自己搬起石頭打了自己的腳，對「茅茅」的鎮壓，正如火上加油，搞得這些白日見鬼的殖民者坐立不安。他們把自己激起的群眾反抗歸咎於眾望所歸的肯尼雅塔，妄想把他除去之後，還能恢複他們的天堂。1952年11月，以「茅茅」幕後策劃者的罪名逮捕了肯尼雅塔，當晚用飛機把他投入沙漠邊上的一間特建的小屋裡。隨後捏造罪證判處7年徒刑。刑滿之後還要限制他的行動，實行軟禁。
殖民者打錯了算盤。肯尼雅塔固然被關進監獄，可是這一關他的聲望卻更高了。他成了肯亞人民命運的象徵。人民感激他，把殖民者給他的折磨看成是對他們自己的折磨。火山噴射了，反抗運動如火燎原。肯亞人民固然受到慘重損失，但是殖民者卻也活不下去，身邊不懷著實彈手槍，大街上都不敢行走。他們被孤立在憤怒的群眾中間，朝不保夕。歷史就是這樣進入了60年代。1963年，英國政府被形勢所迫，不得不順從肯亞人民的要求把肯尼雅塔釋放出來，當肯亞自治政府的第一任總理。1964年年底，他被選為肯亞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統。他在垂暮之年親眼看到了肯亞自己的國旗升在自己的國土上。這時他笑了，說出他衷心的感受：「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肯尼雅塔從1946年離開英國到1964年當選總統這18年的經歷我當時是一無所知的。當我在報紙上看到「肯亞總統肯尼雅塔」這幾個字時，我倒並不感到驚異。不知怎麼的，我總覺得這是件很自然的事。應當出現的事果然出現了。同時我確也懷有過一種奢望：也許在今生還會再見到這位第一個和我握手的非洲兄弟。現在明白這已是不可能實現的美境。他在我有出國的條件前逝世了。
我覺得遺憾的倒不是已不能在他熱愛的國土上再和他握一次手，而是我至今對這一位長期來懷念的朋友還沒有一個全面的正確的認識。我至今還不能如實地刻畫出這個在人類歷史上做出過偉大貢獻，在非洲土地上成功地建立起一個現代國家的人物。這幾年來，雖則我知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