恕我又一度地在英倫傳來的喪鐘聲里寫這類追悼的文字。時代洶湧激蕩，浪花四濺里更顯得滾滾巨流的浩蕩無涯。千古人物，來去匆匆；今昨之間，宛如隔世——歷史剛要翻過一頁，史坦利·鮑爾溫（Stanley Baldwin）的名字輕輕地在書角卷影里溜過了我們的眼梢。要過去的終於過去了。
威斯敏士特的巴力門在正為遊絲將斷的外長會議所煩憂的氣氛中（12月15日），議長宣布了為前首相鮑爾溫致哀的儀式，靜默中帶來了多少人不同的回憶。11年前就在這屋頂之下發表皇儲遜位的英雄，曾不斷地受過當今議席上占著多數的人們的咒詛（這個從來沒有被工黨所饒赦過的鐵腕），但是在這天的哀悼中卻沒有了仇恨，恩怨在巴力門裡，真可以像倫敦的霧一樣容易濃，一樣容易消。共黨的議員Gallacher並非例外，他說：「希望沒有什麼話，沒有什麼事，會在現在說來和做來，去打攪他的安息。」像是失去了一個朋友，雖則生前他們對他從來沒有表示過親熱。
鮑爾溫象徵著過去的英國；他是個典型的一代人物，那正在消逝中的一代；那簡樸、認真、堅韌、拘謹、保守、自負的人物。承繼著宏偉但是森嚴的祖業；在這巨邸里多的是過去的光輝，但時間已蒙上了陳舊的一層；望去雖不失香色古雅，接觸上卻冷酷沒有溫情，不但如此，骨子裡已經腐蝕，門面固然還算完整——那兩次大戰之間的英國。
兩次大戰之間的英國是曾在19世紀蓬勃地創造帝國偉業的資產階級，在戰爭的虧耗，列強的爭霸，殖民地的反抗以及打擊下，艱苦撐持的衰落局面。從現在看來，也正可以說是這階級最後的掙扎。鮑爾溫的差使並不是愉快的。他要在英國傳統民主所允許的方式中遏制那就是從傳統民主精神所孕育出來的一個新勢力，要求經濟民主的新勢力。這曾領導過英國人民向封建社會要求解放的資產階級，經過了幾個世紀，終於造下了個貧富懸殊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上的不平等使早年所標榜的政治平等和自由失去了真實的內容，勞工群眾並不能公平地分享工業所帶來的優裕生活。當他們想從政治民主中去要求經濟民主時，面前卻橫著個有經驗，有才幹，有決心的保守勢力擋著路。
具有悠久淵源的英國新貴族，資產階級，是優秀的，不是腐敗的。從他們自己的利益說，是負責的，有為的；從相反的利益看去，是狡猾的，老練的。他們不是暴發戶，不囂張，沉得住氣，計算周到，行動陰險，「假冒為善」因之也成了咒詛他們的確當名詞。如果人類歷史裡缺不了一段以個人來負責積聚財富，擴大生產力，建立有效的經濟組織，把人們從封建和鄉土性的生活中解放出來的過程，英國資產階級確是完成這任務最合式的人物。英國資本主義社會的式微，並不是由於資產階級的人謀不臧，而是時勢的改變。像鮑爾溫，像丘吉爾，以他們所代表的利益來評價，不能不承認都是一代人傑。
英國歷史上缺乏拿破崙式的人物，把個人權力的擴大和維持作為他行動的樞紐；英國的政治家常是利益集團的公僕，他們個人的毀譽和所代表的利益的毀譽，因之也應當分別而論。在英國人的眼光中，公私的界限從不相混，私人間的友誼盡可跨黨，他們也從不吝嗇對異黨的精彩表演報以會心的微笑，甚至熱烈的鼓掌。下棋的不會恨毒對手的妙著。
鮑爾溫在異黨支配下的巴力門裡能贏得全場真摯的哀悼，並不是靠他一生的政績，而是靠他始終如一的政治風度。他的風度，別國人士也許很難欣賞，卻正是英國式的。
他在首次組閣的演說中引為最足以自豪的，不是他政策的高超，而是在他內閣里半數以上的閣員是他中學的同學。這一個小小的插話，引起了全場的讚許。只有英國人會這樣。英國當時從政的人物大多經過貴族性的教育，最著名的是兩個中學，伊登和羅培。在他們的教育中最注重的不是技術，也不是學識，而是在社會生活中所需的組織力，責任性和領袖氣魄。這些表現得最清楚的是在團體競賽中，所以足球和賽船在他們學校生活竟成為近於儀式性的大事。在這裡他們要實踐傳統的基本道德：fair play，sportsmanship那一套很難找到確當翻譯的精神。這些精神就是他們政治的基礎。鮑爾溫這小小的插話表白了他將謹守「隊長」的任務，也是保證了他有遵從傳統精神的決心。
在他退休的告別詞里，他又說，最使他安慰的是他有機會把他的地位傳授給張伯倫，因為他早年曾受知於張氏之門，得之於張氏的還之於張氏，無愧於心。這並不是私相授受，把國事看成家事。這一層他不必顧忌，因為首相的地位是要經過在朝黨的推薦，他並無決定之權。他這樣說卻表示了「自己不過是個別人的公僕」，對政權沒有私心的貪婪。英國人喜歡這態度。
再說他的退休，這在英國歷史上也是少有的，並非由於在國會裡失了信任，也不是因為衰老難持，而是為了實行傳統fair play的精神。愛德華的婚事為難了這負有管束皇家責任的首相。一個離過婚的美國平民婦女，如果被擁為萬民之母的皇后，真太使保守的紳士們難堪了。但是固執的皇儲卻不願為這傳統犧牲他私人的幸福，於是被鮑爾溫逼得自動讓位。鮑氏這樣做，固然衛護了皇室的「清白」，但是逼宮之舉，未免太違反人情，太對不起愛德華，於是事成之後，悄然引退。這種「公平交易」在別國人看來可以是無聊，多餘和沒有意義，但是英國人民卻在靜默中賞識了他的「無私」。
鮑爾溫和丘吉爾性格上則相反，如果沒有戰爭，丘吉爾也許終身不會在英國掌執政權的，因為英國人並不喜歡丘老那樣叱吒風雲的豪放，鮑爾溫才合英國的標準。以他們兩人的文章說也夠看得出他們的分別了。丘老是屬於陽剛的一路，講聲調，重色彩，多重複，富刺激；氣魄浩瀚，熱情充沛；用的字怪僻而複音，用的句子排列而對稱。鮑氏卻一切反是，他善於用單音字，短句子，通俗而平易，淡如水，清如漣，絮絮如老嫗話家常，親切而近人；簡潔，明白，淳樸，坦蕩，是屬於陰柔的一路。英國的性格如它的景色，陰柔勝於陽剛：曠野草原，凹凸起伏而不成山岡，雖不能極目萬里，但寬放舒暢，也不會起局促之感。霧雨迷濛，更隱蔽了明確的線條；陽光稀少，又培養出晦澀含蓄的畫面。在政治上相配的是鮑爾溫和艾德禮，不是丘吉爾和克利浦斯。我並不是說克倫威爾、庇得、丘吉爾、克利浦斯不能在英國政治上奇葩怒發，但是這些究屬風雲豪傑，是變局而不是常態。
陰沉並非苟且，鮑爾溫是多謀的。他守衛這已將被時代所揚棄的傳統，真煞費苦心。這樣一個人才擔負起這樣一件與歷史無益的任務是值得惋惜的。我們對曾國藩的遺恨正不妨借用來憑弔鮑氏的際遇。他們只拖延了無可挽回的趨勢，寂寞的歸結於無情的灰飛煙滅，如果不在英國，還無從得人寬宥，而免於後世的指責。
第一次大戰之後的英國實在已到了清算帝國的時機，資本主義所導引出來人間的殘殺已空前地演出了一幕，人類如果有智慧的話，這教訓應當已經足夠。當時英國並非沒有人感覺到窮通變革的需要。戰時首相勞合喬治已開始從溫和的立法過程去迎合勞工的要求，但是雄厚的保守勢力還沒有死心，他們挑選出這個忠實的階級公僕，鮑爾溫開始向進步勢力反攻了。他著名的「卡爾登總會」的演說，在1922年擊破了英國自由主義的堡壘，勞合·喬治下台，自由黨從此一蹶不振。中間政黨的垮台使勞資陣線短兵相接。他知道這一個硬仗絕難倖免。1925年礦工罷工的巨浪以壓倒的優勢襲擊資方。他付了2200萬鎊工資津貼的代價緩和了這攻勢，爭取了九個月的時間；他並不利用這休戰去想法解決礦業里的糾紛，而在準備他的反攻。他組織了一個「資源維持機構」，以備罷工時應戰。等他準備就緒，1926年大罷工終於降臨。他審時量力知道勞工陣線有隙可乘，逼住工會下不了台，當調解已屬可能時，他走了。罷工對於國家經濟的損失，他不關心；罷工所引起社會的混亂，勞工的窮困，他熟視無睹；勞工要求的合理，他更不考慮；他拖延著這個於勞工不利的局面，他心目中只有一件事，要一勞永逸的徹底把勞工的新興勢力壓制下去，使這世界成為資產階級的溫床。他肯付代價，有耐心等待。到勞工陣線混亂，到一般輿論厭惡罷工時，他還手了。1927年，他在國會裡通過了限制罷工的法案，用一面重枷壓上勞工的肩頭，一直到20年後，才被現任的工黨政府所取消。
鮑爾溫想為資產階級建設的溫床並沒有因之穩固，1929年，工黨又在大選中抬了頭，但是鮑氏卻鎮靜應付，他所代表的勢力還是雄厚，最初是金融勢力逼著工黨內閣開放政權；他握有民營的英倫銀行在手掌里，麥克唐納跳不出他的圈套。聯合政府成立，麥氏出賣了工黨。1931年工黨在大選里一落千丈，保守黨獲得了一次空前的勝利，他們的政權一直維持到這次大戰的結束。忽視鮑氏的政治手腕是自欺，他至少延遲了工黨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