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及身見到自己孕育、保養、栽培、提攜的理想長大、成年、發華、結實的人物是歷史上所罕有的，而英國費邊社會主義的首創者，工黨之父，錫德蘭·韋柏先生〔（Sidney James Webb ）即柏斯斐德男爵（Lord Passfield）〕卻是罕有者之中的一個。他以89歲的高齡，在工黨政府調整陣容，以壯健的自信迎接英國近代最艱難的第三屆國會的前夕，與此深深刻上他思想烙印的祖國，與此正徘徊在和平歧路，受著左右思潮激蕩，已近迷惑的世界，長辭永訣了。如果還有人對這已為人間服務了超過半個世紀的記錄覺得不足，真未免貪婪；我們只有抱怨上天對英國的偏心，竟這樣地不吝嗇人傑，讓這蕞爾島國上，在過去百年中，聚集著這樣多不世出的才智，而且，怎能使人不妒忌，又給他們這樣長的壽命？至今還有蕭翁碩果獨存；以經驗，講歷史。就是這些老而不舊，歷久而不頑固的人物，支持著英國社會興替的秩序，變遷得這樣深，這樣快，而依然有條不紊，從容有度；革命不需流血的光榮成就。
可是，韋柏先生的逝世還是使人感覺到一種無可補償的損失，好像壽命給他這種人的限制是不公道的。讀他書的人從不會想到他的年紀，他的思想永遠不過時，只要是他還活著。78歲的時候，他還會寫出1200頁的巨著，而且這巨著卻又是對蘇聯社會最公平的介紹和批評。年齡竟成了複利的母金。誰會不私下猜想：「當他過百歲生日時會給我們什麼寶貴的紀念品了？」他永逝的消息帶來的怎能不是失望，一種似乎不應當有，但又是免不了的私怨，放走了一個缺不得但又留不住的客人一般的悵惘，一種寂寞，一種空虛。
這時我又想起了斯賓塞（Spencer），那一個彙集英國個人主義時代的大成的哲人，彌留時，韋柏夫人向他說的話了。她說：「當我們喪失你的時候，我們會覺得你是不能缺的。」和空氣一樣：有時，太自然了，不希奇的；沒有時，那才是不得了。我們實在不應讓上帝把韋柏先生召回天國，我們人間還不能缺他。這是他：緩衝了現代工業所帶來的階級爭鬥；這是他：築下了個人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橋樑；這是他：豁免了英國，可能是全世界，一次左右壁壘分裂所會引起的流血悲劇。如果我們沒有沙迷了眼睛，怎能說：這已是他功德完成的日子？
——但是，這是我們過分的奢望。也許，我們應當讓他安息了。他已指出了這條維持人類文明的道路，走不走應是我們自己的選擇。
韋柏先生的傳記是平淡的：沒有馬克思的流亡，沒有拿破崙的長征，甚至連羅斯福的小兒麻痹症都沒有。他不像穆勒一般7歲能文，他也不像小彼得一般弱冠執政——他雖則沒有這些，但是對時代的貢獻卻不下於任何一人。
他這平淡的一生開始在一個平常的家庭里，像20世紀中葉英國中層階級的其他家庭一般的平常，平常得不時夾著些惱人的貧窘。但是不時的貧窘並沒有剝奪他受教育的機會。16歲結束了他的學校生活，在一個經紀人的寫字間里當個小書記。這工作並沒有阻礙他求學的生活。三年的自修使他能通過文官考試進入公務職位。按部就班地連續應試，22歲升到了最高級的書記官的地位。公務又限制不了他的學業，公餘他在法律學院上學，經過10年，使他能辭去公務，執律師業。
33歲起，開始他提倡社會主義的政治生涯。他那時被選入了倫敦地方議會。他的從政卻和別人不同。多年公務員生活和他善於思索，不懈觀察的性格，使他對於政治，尤其是行政制度，發生研究的興趣。他參加政治的動機並不在個人事業的發展，而是想從實地經驗中去了解英國政治制度的情況。從那時起，他開始寫他那七大巨冊的《英國地方政治制度史》，在他平生的著作中，還只是極小的一部。
他平淡的傳記中唯一略具色彩的節目是他的婚姻（假如他遲生半個世紀，他這種婚姻也並不能說有任何別緻之處）。他的夫人裴屈萊斯·波特（Beatrice Potter）是倫敦有名的望族九姊妹之一（另一個姊妹就是現任經濟部長的克利浦斯的母親），自幼跟從父友斯賓塞學習，眼看這獨身的哲學家怎樣一頁一頁地寫成他的名著綜合哲學，可是她卻在個人主義的淵源里蛻化出了社會主義的根苗。從社會地位講，這一宗婚事，在當時看來，是相當「非常」的。也許從性格上看去，也不易使人能預料到他們的結合。韋柏先生平穩的性格一如他平穩的身世，是個不易激動，理勝於情，胸無城府，坦白易近的人，而他的夫人卻是個感應極銳利，悟性極敏捷，而且又是富於清教徒的道德觀念的人。可是這許多距離卻阻擋不住這兩人的結合，共同的興趣給合了他們，他們的結合又產生了共同的事業。自從結合之後，他們的事業實在是「共同」的：寫的書是共同的，不但一同搜集材料，一同討論，連寫出來的文字，都分不出是誰起的草。Sidney arice Webb像是一個作家的筆名。沒有人能想像假如錫德蘭不加上裴屈萊斯英國文壇會有怎樣的損失；損失是一定的，自從1943年裴屈萊斯死後，錫德蘭從沒有再出版過一本書。這四年的寂寞生活可能是韋柏先生成年之後貢獻最少的四年。
「費邊」（Fabian）像是韋柏夫婦的綽號，他們不但是費邊社的開創者中的要角，而且一直是該社的台柱，雖則他們並不是開創者之中最後去世的人物，只差蕭翁一位。費邊本是古羅馬名將，他採用遷延戰術擊敗漢業堡。這字因之用來指緩進主義。韋柏夫婦採用此名來稱他們的學社表示他們所主張的是：慢慢的，用正常的民主政治方式，爭取國會裡的名額，去實現社會主義的立法。這方法比了馬克思所主張革命的方式是緩進的，是遷延的，所以是費邊的。
激進的社會主義認為「費邊」是條盲巷。因為他們認為民主政治只有在對於資本主義下的特權階級有利的時代方能存在，如果這方式會威脅他們的特權時，他們立刻會取消這種方式，不等到你能用這方式去打擊他們時，這方式本身已經不見了。這說法自有相當根據。民主政治是協商的政治，是同意的政治。如果有力者不願協商，不願同意，這種政治自然不能成立。因之，民主政治的最後試驗是在社會上有力分子是否能因大多數人民的意見而放棄他們的權力和特權，不去破壞這政治的方式。激進社會主義認為天下不會有已經執到權力，已經得到特權的人，不想盡一切方法，包括暴力，去維持權力和特權的，所以奪取權力，消滅特權，不可能不用暴力。
費邊社會主義卻說：「讓我們試試看。我們英國人也許可能不需要暴力的。這樣說好不好？只有在不尊重民意，想靠暴力來維持少數人特權的地方，才會發生暴力革命，所以如果我們能說服這少數人，使他們明白在暴力革命喪失特權不如自動的放棄為上算，暴力革命不是就能避免了么？我們相信英國人可以有這一點聰明。」
韋柏先生不但說這是可能的，而且要使這可能性實現。他教育和組織人民，領導他們爭取應得的政治和經濟的權利。他儘力說服對方：辯論，著作，用事實證明他的看法，要求大家以理智和遠見來求公共的幸福——這是他一生的事業。
在教育事業上，他最大的成就是創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校友里包括現在政府領袖艾德禮、唐爾登、諾貝乾等——把社會科學列入大學課程中。他創刊《新政治家》周刊，一直到現在還是英國有力的進步輿論的發言者。他主持費邊社的研究計畫，對英國社會制度的各方面作詳盡的研究，歷史性的和實地調查性的研究報告陸續發行，使英國人民對於自己的社會有充分的了解，了解是理智的開始。
在組織事業上，除了他所主持的費邊社外，他促進了工黨的成立。工黨是費邊主義的實驗。他呼籲勞工階級團結，參加選舉，進入國會，執掌政權，實行社會主義立法。1915年，他自己出任工黨的全國執行委員，主持工黨政策的釐定。1919年他被選入國會。1929年在工黨政府里，他擔任商業局主席，他舉行了一次空前的英國工商業調查，是後來經濟計畫的基礎。這時他已經是70歲的人了。他力求退出實際政治，因為他明白他的貢獻並不應限制在日常的公務上。但是政府不肯放他，他又入過一次閣，一直到1931年才達到這願望。
他所參加的那次工黨政府，並沒有在國會裡把握絕對多數，所以實驗的結果並不能使他滿意。英國的特權階級固然比別國聰明，並不想破壞民主政治來保障自己的特權，因為他們知道這樣做並不能有效的，但是也並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樣肯輕易放棄特權。工黨政府終於垮了台，韋柏先生默默地在思考著這些基本問題。在1923年他已經在《資本主義文明的腐敗》一書中指出了這困難：資本主義並不肯自動地退讓。他於是研究蘇聯的革命，他偕同夫人一起親身到蘇聯去視察，1935年，他那部介紹和批評蘇聯的巨著《蘇維埃共產主義，一個新的文明？》，這是他最後一部巨著。
從那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