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明白中國的傳統文化，就得到鄉下去看看那些大地的兒女們是怎樣生活的。文化本來就是人群的生活方式，在什麼環境里得到的生活，就會形成什麼方式，決定了這人群文化的性質。中國人的生活是靠土地，傳統的中國文化是土地里長出來的。
「知足常樂」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這和現代資本主義文化里的精神——「貪得無厭」剛剛相反。知足常樂是在剋制一己的慾望來遷就外在的有限資源；貪得無厭是在不斷利用自然的過程中獲得滿足。這兩種精神，兩種人與物的關係，發生在兩個不同的環境里。從土地里生長出來的是知足常樂。
種田的人明白土地能供給人的出產是有限度的。一塊土地上，儘管你加多少肥料，用多少人工，到了一個程度，出產是不會繼續增加的（即經濟學上的土地報酬遞減率）。向土地求生活的人，假若他要不斷地提高收入，增加享受，他只有一個法子，那就是不斷地增加耕地面積。有荒地時，固然可以開墾，但是荒地是要開盡的，而且有很多的地太貧瘠，不值得開墾。人口一代一代的增加，土地還是這一點。如果大家還是打算增加享受，貪得無厭，他們還是想擴充耕地，那只有兼并了。把旁人趕走，奪取他們的土地；但爭奪之上建築不起安定的社會秩序。如人們還得和平地活下去，在這土地生產力的封鎖線下，只有在慾望方面下克己功夫了。知足常樂不但成了個道德標準，也是個處世要訣。因為在人口擁擠的土地上謀生活，若不知足，立刻會侵犯別人的生存，引起反抗，受到打擊，不但煩惱多事，甚而會連生命都保不住。
西洋在農業的中古時代何嘗不如此？《聖經》上的教訓是要人「積財寶在天上」，「富人進天堂比駱駝穿過針眼還困難」。勤儉是這時代普遍的美德，是生存的保障。但是科學衝破了土地的經濟封鎖，情形完全改變了。蒸汽力、電力、內燃力，一直到原子力，一一地發明了利用的方法，使人實在看不到了在經濟上人類還會有不可發展的限界。這是人類的大解放。機會，機會，到處有機會，只要人肯去開發。在這機會豐富的世界裡，妒忌成為不必需了。種田的怕別人發跡，因為別人發了跡會來兼并他的土地。在現代工業里，各門各業是互相提攜，互相促成的。鐵礦開得好，鐵器製造業跟著有辦法；鐵制的機器發達，其他製造業也得到繁榮。這時代，自然已不像土地一般吝嗇，它把人的慾望解放了。享受、舒適，甚至浪費、揮霍，都不成為貶責的對象；相反的，生產力的提高必須和消費量的提高相配合。二者之間有一點齟齬，整個經濟機構會脫節麻痹。於是以前所看不見的「廣告」也成了經濟活動的重要部門。廣告是在刺激慾望，聯結生產和消費，甚至是提倡揮霍，讚美享受。回想起在鄉下被人賤視的「賣膏藥」的走江湖，真不免為他們抱屈了。同是廣告，而在人們眼中的價值竟相差得這樣遠。時代的距離！
知足安分是傳統的美德，但是即在農業社會裡也並不能完全應付人類的經濟問題。知足有個生理上的限度。飢餓襲來時，很少人能用克己功夫來解決的。有限的土地上，人口不斷地增加，每個人分得到的土地面積，一代小一代，總有一天他們會碰著這被生理決定的飢餓線。土地既已盡了它的力，擠也擠不出更多的糧食來。喂不飽的人，不能不自私一點，為自己的胃打算要緊。貧乏的物資下，為了生存，掠奪和搶劫，成了唯一的出路。掠奪和搶劫要力量，這力量卻因為無法用來向土地去爭物資，只有用來去剝削別人了。這是人類的悲劇，在這悲劇里不事生產的力量發生了生存和享受的決定作用。有了匪徒，保鏢也來了，這樣把剝削的特性注入了權力。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合法非法，原是一套。暴力也好，權力也好，都成了非生產力量獲取別人生產結果的憑藉。「從權力到財富」——那是桑巴特給中世紀經濟的公式。
貪污是這時代的經常官務。被剝削的人民恨官吏，但是他們並不恨貪污，恨的是為什麼別人有此機會而自己沒有。他們所企求的是有一天可以「取而代之」。在這種文化里誰詛咒過貪污本身？草台戲開場是「跳加官」，接著是「抬元寶」，連城隍爺都喜歡這種連結。權力和財富是不能分的，這是土地封鎖線內的邏輯。
官吏變成公僕，衙門變成政府，是中古變成現代，農業變成工業的契機。西洋的歷史寫得很明白，工業開了一條從生產事業積累財富的大道，形成了一個擁有財力的資產階級。這個階級是現代化的前鋒，他們拿錢出來逐步贖回握在權力階級手裡的特權。他們的口號：「沒有投票，不付租稅。」這樣財富控制了權力，產生了現代政治。
中國一身還是埋在土地里，只透出了一雙眼睛和一張嘴。你看國家的收入還不是靠田賦？民間的收入還不是靠農產？即使有人不直接拖泥帶水的下田勞作，但有多少人不直接或間接靠土地生活？我們還在土地的封鎖線內徘徊。
眼睛是透出了地面，看見了人生是可以享受的；眼紅了。他覺得知足常樂是多可笑和土氣？他露在地面上的嘴學會了現代社會的口味和名詞。口味是摩登的，名詞是時髦的。可是從肩到腳卻還埋在土裡！
若是我說：「把頭也埋下去罷」，這是不可能的。可是生活和文化是一套一套的，生活在土裡，文化就該土氣。土氣的文化確是令人不順眼，但是你得全身從土裡拔出來啊。現在這種半身入土的情形是會拖死人的。享受、浪費、揮霍視為應當了，而自己並不能生產給自己享受、浪費、揮霍的物資。於是「從權力去得到財富」的需要更加重了。傳統文化中對貪污既沒有道德的制裁，於是在享受的引誘下，升官發財怎會不變本加厲？從這官僚機構集中得來的財富，無底地向物資的來源運送。這個貧血的國家哪裡還有資本去打破土地的封鎖線，建立現代工業呢？齊肩的軀體深深地陷在土裡，拔出來的希望也愈來愈少。
自拔，新文化的建立，似乎是件困難的事；但是除了自拔，只有死亡。我們現在正在向死亡的路上跑，那是事實。
1946年6月20日於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