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談談知識分子，談談我所熟悉的一些在高等學校里教書的老朋友們的心情。所談的無非是一隅之見，一時之感；寫出來還是雜文之類的東西而已。
出門半年，回家不久，接到一個通知，是勞動幹部學校邀我去參加一個座談會，討論陳達先生的一篇有關人口問題論文的提綱。陳先生是我的一位老師。提起他，很多朋友是熟悉的；他是個幾十年如一日的學者，社會學的老前輩，桃李滿門牆的灰發教授。解放以來，一直還是手不釋卷，但是報紙雜誌上卻很少見他的名字，書店裡也已經找不到他所寫的書，同行老朋友見面時常會互相打聽陳先生近來怎樣了。這個通知是一個喜訊。他老人家的科學研究工作又活躍起來了。
還有，到家剛逢春節，次日在《人民日報》上看到了李景漢先生寫的《北京郊區鄉村家庭生活的今昔》。這篇文章連載了三天。李先生又是一位同行的老前輩，30年前出版的《北平郊外之鄉村家庭》一書的作者。我記得大概一年多前，在一個民盟召集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座談會上，李先生曾說起過他自從院系調整後，三年多來已準備過三門不同的而都沒有上堂機會的新功課。儘管他用了極為幽默的口吻，很輕鬆地道來，在座的朋友卻半晌接不上話頭。那時誰也想不到，他今年春節會獻出這份珍貴的禮物。在我看來，他不僅報了鄉村家庭生活改善的喜訊，同時也報了知識分子政策勝利的喜訊。
春到人間，老樹也竟然茁出了新枝。
這個感覺並不是回到了北京才有的。去年暑假，我初到昆明，曾會見過不久前為了箋注杜詩特地到成都草堂去採訪回來的劉文典老先生。去年年底，張文淵先生邀我去吃小館子送行，大談他正在設計中的排字機器。這半年多來，知識分子的變化可真不小。士隔三日怎能不刮目而視？
這自是情理之中的事。幾年來，經過了狂風暴雨般的運動，受到了多次社會主義勝利高潮的感染，加上日積月累的學習，知識分子原來已起了變化。去年1月，周總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像春雷般起了驚蟄作用，接著百家爭鳴的和風一吹，知識分子的積極因素應時而動了起來。但是對一般老知識分子來說，現在好像還是早春天氣。他們的生氣正在冒頭，但還有一點靦腆，自信力不那麼強，顧慮似乎不少。早春天氣，未免乍寒乍暖，這原是最難將息的時節。逼近一看，問題還是不少的。當然，問題總是有的，但當前的問題畢竟和過去的不同了。
前年年底，我曾到南京、蘇州、杭州去走過一趟。一路上也會到不少老朋友。在他們談吐之間，令人感覺到有一種寂寞之感：當一個人碰到一樁心愛的事而自己卻又覺得沒有份的時候，心裡油然而生的那種無可奈何的意味。這些老知識分子當他們搞清楚了社會主義是什麼的時候，他們是傾心嚮往的。但是未免發覺得遲了一步，似乎前進的隊伍里已沒有他們的地位，心上怎能不浮起了牆外行人的「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的感嘆。
去年下半年，我一直在西南一帶東跑西走，在朋友中聽到的這種感嘆是不多了。周總理的報告對於那些心懷寂寞的朋友們所起的鼓舞作用是難以言喻的，甚至有人用了「再度解放」來形容自己的心情。知識分子在新社會裡的地位是肯定了，心跟著落了窠，安了。心安了，眼睛會向前看，要看出自己的前途，因此，對自己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有的敢於申請入黨了，有的私下計議，有餘錢要買些大部頭書，搞點基本建設。這種長期打算的念頭正反映那些老知識分子心情的轉變。不說別人，連我自己都把「二十四史」搬上了書架，最近還買了一部《資治通鑒》。
知識分子這種心情是可喜的，這是積極因素，孕育著進步的要求，也提出了新的問題。
這些知識分子當前主要的要求是什麼呢？
要概括地答覆這個問題是有困難的。我只能就比較熟悉的一部分朋友們這個範圍里來捉摸捉摸。新年裡報紙上曾發表過一些知識分子的新年願望。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先生說得很乾脆：要做一個專任教授或專任研究員。做了教授之後要什麼呢？在成都工學院的一次座談會上康振黃教授總結了在座許多朋友們的心愿：「一間房，兩本書」，意思是要能靜靜地做做功課。
要體會這些要求，得說個由來。一年多前知識分子苦惱的是有力使不上，一年來這個問題基本解決了，現在感覺到自己力量不足，要求提高。
周總理報告之後，各地學校在知識分子問題上都做了不少工作，改善了他們的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二者比較起來，生活條件似乎改善得更多一些。比如工資提高了，過去許多隻夠衣食的教師們現在可以買買書了，就是子女多，家屬中有病人的困難戶也大多得到了特殊照顧。生活上的問題總的說來基本上是解決了。知識分子是滿意的，甚至有點受之有愧。而且過去這一段時間裡，很多學校里對高級知識分子照顧得也非常周到。比如為了剪髮、醫療、買菜等排隊費時間，給高級知識分子優先待遇，甚至看戲都可以預定前排座位。高級知識分子對於這些優待自然是領情的，但是這也使他們過分突出，叫別人看來不很舒服，甚至引起了群眾的反感。這些辦法是否妥當還值得考慮。我自己就沒有用過這些優待券，因為拿出來怪不好意思的。
應當說生活條件的改善是基本的，但是現在這已不是重點了。針對知識分子的要求來說，現在主要是要幫助他們。先談談他們的業務情況罷。在教學改革初期，教師們曾經緊張過一陣。那是由於要學習蘇聯，很多教材都要新編，又由於經過思想改造運動，許多教師們把原來學來的一套否定了，而新的體系沒有建立，有些青黃不接。所以突擊俄文，翻譯講義，顯得很忙。這兩年來，是不是學習蘇聯已經學通了呢？是不是新的學術體系已經建立了呢？我想並不都是如此。但是上課的困難似乎是比較少了。那是因為一方面教師已有所提高，另一方面講義也編出了一套，上堂照本宣讀，問題已不大。但是到了去年，卻又發生了新的情況，反教條主義的結果，對教師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培養能獨立思考的學生，老師自己先得要獨立思考一番。過去和教本不同的說法，不論自己信與不信，可以閉口不談，現在講講各家的異同，那免不了要批判批判，如果自己沒有鑽研過，道理也就說不明白。過去可以口頭上複述一些心裡不太同意的理論，現在心口不一致，連自圓其說都有難處了。過去可以根據權威對那些自己連原書都沒有見過的異說，跟著大加駁斥，現在別人一追問就會露馬腳了。總之，現在沒有一點真才實學，教書這個行道是不容易搞了。反教條主義能提高教學質量的道理在此，引起教師們業務上的緊張的道理也在此。
我所接觸到的許多朋友們，對反教條主義是擁護的，對自己提高業務的要求也是積極的，他們要求幫助也是真實的。要「一間房，兩本書」靜靜地做做功課就是指這個。說得具體一些，他們要求開展科學研究，要有機會出席學術性的會議，甚至要脫離生產進修一個時期，和出國留學，等等。這種要求是好的，應當說是可貴的。
現在讓我們看看實際情況，幫助教師們提高業務的科學研究開展得怎樣了呢？有的學校好些，有的學校差些，總的說來，我認為並沒有滿足教師們的要求。
如果研究一下科學研究工作開展得不夠令人滿意的情況，關鍵問題是什麼呢？是不是工作條件不好呢？我看並不如此。教師們工作條件在過去半年中是有很大改善的。首先說過去吵得最凶的時間問題。自從規定5/6的業務時間之後，各地高等學校想了很多辦法來貫徹，效果是不壞的。去年上半年，北京的高等學校里大約已有3/4的教師得到了保證，8月里我到昆明，聽說雲南大學裡只有不到1/5的教師還不能保證業務時間。今年年初我知道有些學校業務時間得不到保證的教師比例已降到1/10以下。這個問題雖則不能說全部解決，而且像李達先生在新年願望中所提到的情況還是存在，這些業務時間得不到保證的人又多是有能力搞科學研究的，但是一般說來時間問題已不是開展科學研究的主要障礙了。其次，圖書、資料、儀器、設備的條件怎樣呢？這些條件各地、各校是不平衡的。過去一年中，各校購置圖書一般都有增加，現在的問題主要不是書少，而是編目慢，流通難，分配還不夠合理。儀器方面在生產、供應、修配、使用上問題還多，特別是內地和邊區的學校困難不少。但過去一年中，我們在這些方面的工作還是做得不少的。除了特別的專題外，一般還沒有發生有人因為這些方面的條件缺乏而不能進行科學研究的。
那麼現在高等學校里的教師們在開展科學研究上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呢？我認為是具體領導不夠。在這半年的旅行中，我看到：凡是加強了對教師們科學研究工作的領導，這些學校里的教師們也就安心工作，業務有提高，學生也滿意。凡是放鬆了這方面領導的，教師們彷徨苦悶，情緒也多。這種區別是可以理解的。教師們當前積極要求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