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建立的10周年，我本想藉此機會總結一下我對社會學這門學科的看法，但沒有時間準備，所以只能即席講一講我目前在思考的問題，談談自己的活思想。
10天前我剛從山東考察回來。在山東考察了沂蒙山區，了解山區發展的情況是我此行的目的。另外附帶還參觀了曲阜的孔廟、孔府和孔林，又到泰安登泰山，靠纜車上了南天門，遙望十八盤，自嘆年高難攀，衰老由不得人。我想了很多，從登山我想到了建設中國現代化的艱巨性，也想到了建設一門學科的艱巨性，哪裡談得到從心所欲。
10年前重建中國社會學的時候，我就給自己規定了個任務，就是跟上中國農村變革和中國社會發展的步子，認識它，認識這種變革和發展，並將它們記錄下來。應該說，這10年是我一生中最好的10年。我利用一切給我的機會，每年都出去跑，出去看。現在除了西藏和台灣沒有去外，其他省、區幾乎都跑遍了。西藏是醫生不讓去，怕我身體吃不消，台灣是時機還不成熟。10年來，我馬不停蹄地跑，越跑越覺得自己跟不上時代變革的步伐。
1989年我在《四年思路回顧》中對珠江三角洲城鄉發展模式曾做了初步分析，現在看來已經很不夠，太簡單了。於是今年3月初，我又抽出10天時間，到這地區的順德縣（今順德市）做重點訪問。返程中順便還在東莞和番禺停留了一下。對珠江模式有了一些新的認識，並寫了《珠江模式的再認識》。
4月下旬，我又到了浦東。龍是中國的象徵。「龍的傳人」已經進入歌曲。中國怎樣才能真正變成一條龍？我看只有把經濟全面發展起來，才能成為個名副其實的大國。這需要一個總體戰略設想。這條經濟上和文化上的大龍得有個龍頭、龍身和龍尾。我看形勢，或者可以說龍頭就是上海。長江是一條可以帶動整個內地發展的脊梁骨。龍尾有兩端，長得很。一端在西南，以攀枝花和西昌為中心的南方絲綢之路；一端在西北，以蘭州為中心，西出陽關的亞歐大陸橋。這是一個中華大龍的總格局。只能有了一個總格局，才能講各地區的發展怎樣配合，才能講一個個中國人應當怎麼辦，才能講每個人自己的位置和出路在哪裡。
前兩年許多外國朋友為了慶祝我80歲生日，在東京舉行了一次研討會，討論我對中國社會的研究。我在會上宣讀了一篇文章叫《人的研究在中國》，主要講我一生研究中國農村中應用的比較方法，發表在《讀書》雜誌1990年第8期上。至於人的研究，內容很廣，可以從人們的身體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我所接觸到的只是其中極小的一部分，說不到有多大分量。
這次到了孔廟我才更深刻地認識到中國文化中對人的研究早已有很悠久的歷史。孔子講「仁」就是講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講人與人之間如何相處。孔子的家族現在已經到了76代了，這說明中國文化具有多麼長的持續性！「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要破壞孔廟，群眾不讓，被保護了下來。為什麼老百姓要保護它？說明它代表著一個東西，代表著中國人最寶貴的東西，這就是中國人關心人與人如何共處的問題。
海灣戰爭之後人們已注意到戰爭造成了環境污染，認識到了人與地球的關係。這是生態問題。地球上是否還能養活這麼多人，現在已經成了大家不能不關心的問題了。這是人與地的生態關係，但最終還是要牽連到人與人的關係上來，反映在人與人之間怎樣相處，國與國之間怎樣相處的問題。這才是第一位的問題。這個問題現在還沒有很好地提出來研究，看來人類在這個問題上還沒有足夠的覺醒。
到泰安之前，我去了鄒平縣。鄒平是梁漱溟先生當年搞鄉村建設的基地。我去給梁先生的墓上墳，明年是梁先生100歲紀念。梁先生的墓建在半山上，視曠眺遠，樸實如其人。這說明鄒平的老百姓尊敬他。他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會永遠紀念他。梁先生在鄒平7年，從事鄉村建設實踐，大力開展鄉村教育、推廣科學技術，改良農村經濟，取得了一定成效。梁先生的主要觀點之一是強調中國文化有它自己的特點，他把世界文化分成三種模式，西方文化、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這三種文化造就了三種人生態度：西方人注重物質外界，力圖改變環境，滿足生活的物質需要；中國人不尚爭鬥，力謀人與人之間友愛共處，遂生樂業；印度人則糾纏在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之間永遠調協不了的矛盾里。西方人講了科學，促進了生產，發展了生產力。這是好的，但還有一面就是這種態度既可活人又可殺人。他們忽略了人與人之間應當怎樣相處。
我們中國人講人與人的相處講了3000年了，忽略了人和物的關係，經濟落後了，但是從全世界看人與人相處的問題卻越來越重要了。人類應當及早有所自覺，既要充分認識人與環境的關係，更要明白人與人之間怎樣相處才能共同生存下去，現在南北關係是很不合理的。第三世界中的中國，人口就佔全世界人口的1/5。而發達國家在世界上同樣佔1/5的人口卻佔用了4/5的資源。這樣的世界上人與人怎麼能和平相處下去呢？21世紀是一個危險的世紀！這一點應當引起重視，如何進一步研究它，也值得考慮。
我從30年代開始研究的是如何充分利用農村的勞動力來解決中國的貧困問題。物質資源的利用和分配還屬於人同地的關係，我稱之為生態的層次。勞動力對於財富的佔有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了。我個人的研究到今天為止，還沒有跨出這個層次。現在走到小康的路是已經清楚了，但是我已認識到必須及時多想想小康之後我們的路子應當怎樣走下去。小康之後人與自然的關係的變化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人與人的關係的變化，進到人與人之間怎樣相處的問題。這個層次應當是高於生態關係。在這裡我想提出一個新的名詞，稱之為人的心態關係。心態研究必然會跟著生態研究提到我們的日程上來了。
生態和心態有什麼區別呢？我們常說共存共榮，共存是生態，共榮是心態。共存不一定共榮，因為共存固然是共榮的條件，但不等於共榮。
人們心態正在發生著變化，心態的關係及其變化由誰來研究？目前，文藝界正在接觸這個問題，作家們用小說的體裁來表現人們的心態，但還沒有上升到科學化的程度。怎樣上升到科學化？弗洛伊德做出了嘗試，但他卻從「病態」來研究人的心態，這是從反面來探索的路子。我們需要從正面來研究，誰來研究？過去是孔夫子，他從正面入手研究心態，落入了封建人倫關係而拔不出來，從實際出發而沒有能超越現實。他的背景是春秋戰國時代，那是中國古代的戰國時代。現在世界正在進入一個全球性的戰國時代，是一個更大規模的戰國時代，這個時代在呼喚著新的孔子，一個比孔子心懷更開闊的大手筆。
我們這個時代，衝突倍出。海灣戰爭背後有宗教、民族的衝突；東歐和原蘇聯都在發生民族鬥爭，炮火不斷。這是當前的歷史事實，在我看來這不只是個生態失調，而已暴露出嚴重的心態矛盾。我在孔林里反覆地思考，看來當前人類正需要一個新時代的孔子了。新的孔子必須是不僅懂得本民族的人，同時又懂得其他民族、宗教的人。他要從高一層的心態關係去理解民族與民族、宗教與宗教和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目前導致大混亂的民族和宗教衝突充分反映了一個心態失調的局面。我們需要一種新的自覺。考慮到世界上不同文化、不同歷史、不同心態的人今後必須和平共處，在這個地球上，我們不能不為已不能再關門自掃門前雪的人們，找出一條共同生活下去的出路。這使我急切盼望新時代的孔子的早日出現。看來我自己是見不到這個新的孔子了。但是我希望在新的未來的一代人中能出生一個這樣的孔子，他將通過科學，聯繫實際，為全人類共同生存下去尋找一個辦法。
這個孔子需要培養，我們應當學會培養孔子。要創造一個環境、一種氣氛。這個時代在思想上理論上必然會有很大的爭論，在爭論中才能篩洗出人類能共同接受的認識。在這種共識的形成過程中中國人應當有一份。各國都應當有自己的思想家。中國人口這麼多，應當在世界的思想之林有所表現。我在宜興的新聞發布會上曾說過：中國是了不起的，中國的土地養育了50個世紀的人，50個世紀一共養活了多少人？現在活著的有11億，還要盼望它再養活50個世紀的人。這不是值得研究的奇蹟么？我們不要忘記了歷史，這麼長的時間裡，我們中國人沒有停止過創造和發展；有實踐，有經驗，我們應當好好地去總結，去認識幾百代中國人的經歷，為21世紀做出貢獻。
這些都是我坐在車上穿行孔林時的飄忽的片片思緒。我想到我對人的研究花費一生的歲月，現在才認識到對人的研究看來已從生態的層次進入了心態的層次了。但在這方面，我還能做出什麼成就呢？泰山十八盤，我只能望而興嘆了。
剛才社會學系的同志在發言中談到社會學的發展要理論聯繫實際，教育與實際相結合。這都很對，但要落實，必須具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