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接到香港中文大學一位朋友寄來的一張賀年卡片，片後附著一段話：
「最近在日本發行的《輔仁學志》請我就Arkush所作先生的傳記作一書評，但不知如何著手。先生有何高見否？」
這是他要看我如何看人看我。躊躇良久，想到我今年春末曾給那本傳記的作者去過一封信，後來接到他郵寄來的這本書後，就抄在該書的扉頁後面。我把它複製了一份寄給香港的朋友。現在我把這信抄在下面：
阿古什教授：
謝謝你3月30日來信。
最近我去日本訪問，住在國際文化會館。有朋友從該會館的圖書館裡借到你所寫的那本關於我的傳記給我看。我就在旅途中把這本書讀了一遍，得益匪淺。一個人很少有機會對自己的一生做一次全面的回顧，你給了我這樣的機會，不能不向你表示感謝。長得不那麼好看的人，不大願意常常照鏡子；但照照鏡子究竟是必要的，不然怎樣能知道旁人為什麼對我有這樣那樣的看法呢？
你當然不會忘記，兩年前，你特地從Iowa開了半天車到Chicago 來看我。我當時怎麼會不明白你的心情，但是你卻可能還不一定能理解我為什麼不願意答覆你提出的有關這本書里的許多問題。我記得很清楚，我曾對你說：「我將以一個歷史學者來對待你和尊重你，不把你看成一個新聞記者。」我對一個歷史學者的要求是要他靠自己的本領去找材料，並斷定材料的真偽和取捨。一個歷史學者要對一個還活著的人作傳必須避開那個研究對象的本人，否則就成了報紙或雜誌上的「訪問記」了。那是新聞記者所做的事。我也考慮到，如果我替你校核書中的記事是否確定，那就會滲入我對我自己的看法，而且會使你處於相當窘的地位，那就是，如果我說了一些和別人所說的不同的話，你相信我說的呢，還是相信別人說的？再進一步，你寫的傳又怎樣和我可能寫的自傳相區別呢？所以最好還是採取我當時所採取的態度，我曾把我和你在Chicago見面的事告訴了Wilma，她認為我這樣做是對的。
我也告訴她我對你這項研究工作的評價，我祝賀John 培養出像你這樣的一個學者。他們可能已經把我的話告訴過你。今天你這本書已經出版，我可以直接告訴你了。你這幾年刻苦用功，認真為學，收到了很好的成果，你達到了我認為一個歷史學者應具的水平，而且我明白這是得來匪易的。你能讀懂我所寫的書和文章，一個外國學者能做到這一點，不下多年的功夫不成。你儘力收集到了在國外能收集到的有關我的資料，當然我明白你在書中所寫下的許多事是從哪處和從哪人得來的，因之我能夠說，你對這項工作是十分認真的，具備一個學者應有的精神。我雖則沒有把現在出版的這本書和前幾年得到的你的初稿核對過，但只憑我的記憶說，你對原稿又進行了一番琢磨，許多地方是見功夫的。
我不應當對你所寫下的對我這個人的評價再作評論。我必須尊重每一個認真研究過我的學者對我評論的權利，而且應當從中取得教益。如果容許我說一句表達我內心感受的話，我想說，不少地方你對我是過譽了。「過譽」是說，你對我的評價比我對自己的評價偏高了一些。這也好，我還活著，把過譽的部分作為對我的鼓勵，在今後的日子裡補足就是了。你對我的批評，所指出的缺點，我認為是恰當的。
我這一生所處的時代是個偉大的時代，對每個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又給人很苛刻的條件，像一個嚴格的老師在考驗一個學生。我到目前為止，取得的分數是不高的，當然我還有不太多的時間，可以爭取再增加幾分。看來這也是你對我的希望，希望我不辜負你的好意。
費孝通
1982年4月26日
這封信有些地方要加一點說明。
「阿古什」是英文R.David Arkush的譯名，他是美國人，哈佛大學博士，現在Iowa大學任副教授。上述傳記的初稿是他的博士論文。他的導師是費正清，即信中提到的John，費的夫人是Wilma，和我相熟。
1972年我結束了幹校生活，返京後不久，費正清夫婦來華訪問，約我見面。當時中央民族學院領導叮囑我不得用英語交談，來客也就領會了我當時的處境，交談中沒有提到阿古什寫我的傳記的事。不久我聽到傳說，哈佛有人為我「樹碑立傳」。杯弓蛇影，令人心悸，隨後，民院領導叫人交來了一個從美國寄來的郵包，面上並沒有我的名字。打開一看就是這本傳記初稿打字本。當時我的心情凡是受過和我相同經歷的人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樹碑立傳」，罪惡滔天，何況又是出於洋人之筆，其禍大矣。我提心弔膽地過了一陣，沒有人來追究，總算混了過去，直到粉碎「四人幫」後才敢示人。
這本傳記稿本我曾偷偷地讀過幾遍，它主要是寫我的學術思想，正是被搞臭了十多年的「毒草」。所以出版時這書的全名是《費孝通和在革命的中國的社會學》，書面右角印上中文《費孝通傳》。我從30年代初進入了社會學的領域，由於性喜寫作，發表的文章實在不少，在人生道上一路留下了收不回的腳印。我自己悶頭悶腦地向前趕路，從來沒有回頭看看這些腳印畫出了一條怎樣的軌跡，想不到，這些腳印卻引起了異國歷史學者的興趣，阿古什是其中的一個。不用去捉摸他寫我這個人的傳記的動機。在他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我是否尚在人間在美國還是個疑案。我也根本沒有想過會有人為我寫傳這種事情發生。這個稿本引起我的興趣的倒是在別人筆下看到的「自己」，看到了人家怎樣在看我，經歷了多年的「批判」，讀到此稿，真是另有一番滋味。什麼滋味呢？我明白了為什麼兒童們喜歡花了錢去「大世界」照哈哈鏡。我後來曾把這種滋味寫信告訴一位蟄居多年比我年長的老朋友。他在複信里引了李白的一首詩：「眾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閑。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鳥會飛，雲會去，一生的事迹，卻和敬亭山一樣是客觀存在的，醜惡的抹不了，秀麗的也搞不臭。童叟相加，境界始全。
1979年我重訪美國，沒有見到阿古什。1980年又去美國，他預先聽到了我的行蹤，特地約我在芝加哥相見。Iowa 在芝加哥之北，高速公路上駕車趕來也要半天。他準時趕到我的寓所，手裡提著一大包資料，除了他那本有1英寸厚的原稿外，還有我外祖父早年出版的著作。我們初次見面，各懷不同的心情。他方坐定，就說他有一系列問題要請我解答。我這個人對他來說應當是他最熟悉的人物了，多少年就在研究我，為了要知道我是怎樣的一個人走遍了世界各地，訪問了多少認識我的親戚朋友。但是他顯然沒有料想到我對他所提的要求會做出出於他意外的反應。有關他所寫那本傳記內容的真偽問題我一概沒有置答。我很誠懇地向他說了我在上引信中的話：我將以一個歷史學者而不是以一個新聞記者接待他。
也許我應當對這句話說明一下。我並不是重視歷史學者而輕視新聞記者。在我看來，這兩種人任務不同，方法有別。歷史學者的任務是在反映客觀存在的歷史事物，他用種種方法去搜集資料，如書本上的記載，地下發掘出來的文物，被訪問者的談話等，他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審核這些資料在什麼程度上真正反映了實際。史學的訓練首先是在培養辨別真偽的能力。顧頡剛先生之所以為史學家所推崇，就由於他在《古史辨》里所表現的才能。阿古什在考證真偽上是有所表現的。比如說，他認認真真考證了一個日本學者（Muramatst）提出的我是否出生於吳江的大地主家庭的問題，他並不是經過實地調查而用其材料證明了那個大地主雖則也姓費，但並不是我家裡的人。說到這裡不妨順便提到一事，不久前我在《讀書》發表的《英倫雜感》一文里說在倫敦有位畫家是我的表弟，有位讀者也認識這位畫家，知道他姓費。所以說我應改表弟為堂弟，而事實上他恰好不是我同族的人，而是我姨母的兒子。我在十年內亂期間，由於我這個姓而受到外調的通供更不勝枚舉了。從這樣一個小問題上也可以說明史學中考據的艱難和重要了。
阿古什在這方面也還是有尚未到家之處。比如說，他一再說我姊姊是基督教的虔誠信徒，這是和事實不合的。現在我姊姊還健在，她的許多熟人也能為她作證，她並不是個基督徒。阿古什這樣說，並不是他無中生有，而是輕信了我一位當時還活著又在國外居住的姨母。我那位虔信基督教的姨母可能確是相信我的姊姊是個基督徒的。阿古什究竟是外國人，要明白中國人親屬之間那樣的複雜關係，還得下更深的功夫。
上面兩個例子可以說明，我不替阿古什校核稿本中的史實，正是要保存他作為歷史學者的真正面貌。他的造詣，如我對費正清所表示的，是夠格的，夠格的意思就是達到了取得美國博士學位的資格。如果我動筆替他修改，他的一部分弱點固然可以得到掩蓋，而他真正的水平也就顯不出來了。
如果阿古什在決定寫這本傳記時估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