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小學裡讀書時，有一門我最感到興趣的課程，名目叫「鄉土志」。我喜歡這門功課是因為老師所講的話，親切易懂，都是些日常看得到的東西。譬如我們縣裡有個「鱸鄉亭」，在放學之後，我們常去玩，老師就講給我們聽這是誰造的，他還寫了一首詩，其中有一句「吳江鱸魚肥」，到現在還記得。當我們吃鱸魚時，我就想起了這位老師，這個亭子，和這句詩。我別的功課都考不好，但是「鄉土志」卻總是考得很好。一直到現在，雖然已經有幾十年離開了故鄉，但一閉眼，那魚米之鄉的情調，還是常引起我的遐想。也許因為這位老師，我們稱他沈先生的，很早就灌輸了我對於鄉土的興趣，所以後來，我會想到再去故鄉細細考察，寫成我的第一本著作：《江村經濟》。飲水思源，還是在這一門「鄉土志」，和這位大約現在已作古了的沈先生。
現在想起來，那時的小學校似乎比現在的自由得多，不然也不會有這門從來沒有在國定課程中見過的「鄉土志」。而就是這門課程，會這樣深入於小學生的腦子裡，竟會這樣強烈影響了我後來的學術興趣。
近來我又時常想起這一門早已不存在的小學課程來，因為上一個暑假裡，我回家鄉去了一次，傍晚納涼的時候，常和多年沒有見過的老父閑談。我發現了我們這兩代對於鄉土的關係上有很重要的區別。我的父親在他和我差不多年齡時，從日本留學回來，第一件事業是在本鄉辦一個中學，這中學就在鱸鄉亭。接著是組織縣議會，而且曾為爭取縣議會的權力，到北京來請願，企圖組織全國縣議會聯合會。後來又因為見到我們本鄉人多地少，主張一方面向太湖淤塞地帶開拓耕地，一方面用這新得土地的價值，疏通水利。他一貫的事業中心是在本鄉，在地方上，教育、政治、經濟。我的母親也在我出生前後，開辦了一個當時稱為「蒙養院」的幼稚院——到現在除了那個中學外，一切都沒有了影子，這30多年，一個想為地方基層的鄉土服務的人，失望而老了。他期望於他的下一代。而他的下一代呢？除了我的姊姊還繼續著為本鄉絲業的改良，得到相當收穫外，我們兄弟四個全飛出了家鄉，不再回去了。
吳景超先生曾以我並不回鄉的事實做例子說都市化是一個自然的趨勢，我是完全承認的。過去30年中長成的一代是在向都市集中。我們這個小縣城裡，在一個小學校里出來的學生中，在抗戰前考取公費留學歐美的，依我所知道的，至少有七個。在全國各縣的比例上說，即使不算是首屈一指，也夠算是難得的了。但是這七個人沒有一個回到本鄉去，為本鄉教育、政治、經濟服務，是一件事實。都不回去了，而且也沒有人想回去的了。
吳景超先生認為這是無可避免的現象，過去的事實確是可以做他的論據。但是這趨勢對於中國是好不好的呢？這裡牽涉到各人的看法了。我並不反對都市化，但是如果都市化會引起鄉土的貧乏，不論是物質或人才的，我總覺得並不是一個健全的趨勢。而目前的中國確正在表現出這種城鄉隔離的惡劣現象。在這裡我並不將分析中國都市發達怎樣引起鄉村的凋疲和衰落，也不打算討論政治上中央集權所引起的地方自治的僵化，而想提到一般知識分子桑梓情誼的淡薄。
桑梓情誼是一個人對於培育他的鄉土社區的感情。一個人做事必須是「有所為」的。我們常可以問人家，問自己：「為什麼做這事呢？」這是人的行為的動機，也是授予一項行為的「意義」的張本。我們說人是社會的動物，在一種意思上，就是說推動個人行為的是團體，人們都是為了別人而做事的。一個劬勞不息的母親忙忙碌碌是為了兒女。說起來好像人都是為了別人而活的，其實只有在主觀上覺得是為了別人而工作，結果，大家加起來，大家才能得到生活，構成一個社會。個人和他服務對象之間必須有一種感情的聯繫——和鄉土的聯繫，就是桑梓情誼。
中國是一個鄉土性的社會，以往是如此，現在還是如此，在最近的將來，兩三代里，也將是如此。90%的人口是住在鄉鎮里的，75%以上是靠農業過活的，所以中國是鄉土性的。鄉土社會裡的人民有著兩套基本的生活團體，一套是家族親屬團體，一套是村鎮地方團體。和這兩套團體有著兩套情誼相聯。桑梓情誼就是其中的一種。
在過去30年中，中國確在發生十分深刻的變化。因為變化深刻，在和團體配合的情誼上已經改觀。一方面自可以說是因為原有的團體在解體，所以影響了心理上的聯繫；另一方面也可以說因為心理上的改變，使原有團體加速解體。國家這團體的逐漸重要，在事實上是很清楚的，但是和國家這團體相配的情誼卻還待長成。我說還待長成包含還沒有長成的意思。這在傳統體系里是不存的，忠君並不是愛國。可是因為桑梓情誼和親屬情誼的發達，維持著中國傳統社會的秩序。在過去這一代里，對國家這團體的情誼還沒有確立之時，原來維持社會的心理聯繫卻在退化，在消失。於是發生了一種現在已經有人注意到的道德基礎的動搖，甚至崩潰了。很多人會覺得自己所做的事並不是為了任何人。一樣是在辦學校，而不覺得自己是在為社會培植人才；一樣是在做官，而不覺得是在為人民服務。意識里所缺的一點東西卻正是所做的事的意義。為了自己，於是做出損人利己的事來；為了當前的自己，連「來日」都無所圖，於是今日有酒，今日醉，恣意地求一時的痛快和享受，精神和物質的片刻性的滿足。在這種荒地上，道德的苗是長不出來的，因為道德本是社會性的，在推己及人時，在社會意識上才能發生。
社會意識並不是憑空產生的，必須有著團體來支持，在「國家」這團體沒有在人民生活上發生積極的作用時，保障安全、自由和生活時，國家意識並不能堅固。這不是口頭上的空話，更不是標語上的宣傳，必須是著實的感情。我相信目前官吏的腐化和社會上一般人民的自私打算足以證實我所謂國家團體尚待長成的說法。而同時，在另一方面，卻是一般知識分子脫離了鄉土團體，桑梓情誼的淡薄是一種表現。
或者有人可以認為從鄉土結構進入國家結構的過程中，目前這種方生未死的過渡現象是必然的。那也就是說，除非鄉土結構里把人解放出來了才能發生國家結構。二者是互相對立的。
在我看來，國家團體和地方團體有些方面固然是相對立的，而同時我們也得承認，尤其是在當前的局面里，二者基本上是銜接的，國家是地方的綜合。這在聯邦制的美國和蘇聯，以及自治領的大英帝國，表現得都十分清楚。世界上絕沒有一個能建立在衰落和腐敗的地方基礎上的健全國家。而我們過去的半個世紀卻一貫地在破壞地方團體，破壞的力量來自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多方面。雖則口頭上說是在建造現代國家，事實上，積極方面，國家團體的形成，因為阻力多成就也少；消極方面，地方團體的解體，卻一放難收。在這一個局面里，產生了社會生活質的變化，也就是Durkheim（迪爾凱姆）所謂團結力或社會凝固性的損蝕，使人和人間只有利害，而沒有了道義。利害關係是出於相似目的的結合，道義關係是出於共同目的的結合。利害關係所結合出來的是「社區」，一堆在一個地方上經濟相關的人群；道義關係所結合出來的是「社會」，一個痛癢相通的團體。時下所謂道德墮落，依我看來，就是這共同目的相結合，以道義相期待，痛癢相通的團體生活的消失所致。這結果影響到每個人做人做事的態度，一種無所為，無計畫，得過且過，有酒且醉，追求刺激，沉湎聲色以應付日子的態度。在這態度上任何團體都組織不起來的。團體徒有其名，實際只是達到自私目的的手段；所結合的，還是在「相似目的」，大家各為其利的基礎上，所以就這「團體」說，沒有了紀律，沒有了士氣，有的是貪污和無能。
國家這團體是廣泛而複雜的，聚集了這麼一批深中了社會解體過程之毒的人，想組織成一個現代國家是不可能的。
我曾問過英國牛津大學某女學院前任院長M.Fry女士：「英國人為什麼能這樣團結一致應付危局，士氣這樣高？」她為我解釋了一個黃昏。她告訴我：英國人最懂得團體生活的，從小就參加各色各樣的團體。因之他養成了一種團體精神，群己界限的觀念在英國最發達，人權保障這一類事最早是在英國發生，也就說明了團體生活的深入於個人。一面他們講究團體不應侵犯個人權利，而另一方面，不常說出來的，但是更基本的，就是個人對於團體的感情聯繫。很多人覺得奇怪，為什麼在英國，社會變遷可以不必有嚴重的流血革命。依拉斯基教授說，那是因為英國特權階級在最後常常知道怎樣讓步，而達到同意的變革。為什麼能讓步，能同意呢？那是因為相爭的雙方還有「共同目的」存在，他們是在同一個團體里。了解團體生活的人民，容易去尋找和感覺到相爭對方的「共同目的」，所以可以用讓步、協商、和解等辦法來解決衝突。Fry女士和我說：民主國家必須有無數各種各色的健全團體作基礎。沒有這個基礎，國家只能由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