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十年來，人們越來越多地注意到了「官方」科學的缺陷和罪過。但是，除了林德的卓越分析以外（Lynd，1939），人們幾乎一直忽視了對導致這些過失的根源的討論。這一章試圖說明，傳統科學，特別是心理學的許多缺陷的根源，在於以方法中心（meaering）或者技術中心的態度來解釋科學。
我用方法中心一詞指代這樣一種傾向：認為科學的本質在於它的儀器、技術、程序、設備以及方法，而並非它的疑問、問題、功能或者目的。在其簡單的形式上，方法中心將科學家混同於工程師、內科醫生、牙科醫生、試驗室技師、吹玻璃工人、尿液分析家、機器操作工等。在思考的最高層次上，方法中心體現為將科學與科學方法混而一談。
一味地強調優美、完善，強調技術和設備，常常造成這樣的後果：在總體上減弱了重要性和深遠價值，減弱了問題的意義和創造性的意義。幾乎每一個攻讀心理學博士學位的學生都會懂得這在實踐中意味著什麼。無論一個實驗實際上多麼無足輕重，只要在方法上令人滿意，它就很少受到批評。而一個大膽的、開創性的問題，由於可能會遭到「失敗」，常常尚未開始被檢驗就被批評所扼殺。的確，科學文獻中的批評似乎通常只是對方法、技術、邏輯性等的批評。在我熟悉的文獻中，我想不起曾看到過哪一篇論文批評另一篇論文無關緊要、過分瑣碎或者意義不大。
因此，逐漸增強的傾向是，學位論文的課題本身無關緊要，只要表達得好即可。一句話，論文無須再是對人類知識的新貢獻。只要求博士研究生了解其研究領域內的技術手段以及現成的積累資料，對於好的研究計畫的重要性通常並不予以強調。結果就是，顯然是完全沒有創造力的人也可能會成為「科學家」。
在較低的層次上——在高中和大學的理科教學中——也能看到類似的結果。學生被鼓勵去把科學等同於直接地操縱裝置，而且是按照從操作手冊中學來的死板程序來進行的——一句話，遵循他人的指導，重複他人的發現。從來沒有人告訴學生說科學家是不同於技術員或者科學書籍讀者的。
這些論點是很容易被誤解的，我無意貶低方法；我只是想指出，甚至在科學中，手段也很可能與目的相混淆。使科學獲得尊敬和有效性的只能是科學本身的目標或目的。有作為的科學家當然必須關心自己的方法，但這僅僅是因為它們能夠幫助他達到自己合理的目的，即解決重要的問題。如果忘記這個，他就成了弗洛伊德所說的那種整天擦眼鏡但不使用眼鏡的人。
方法中心論往往將技師、「設備操縱者」而不是「提問者」和解決問題的人推至科學的統帥地位。即使不想製造一個極端和不真實的分裂，也仍然可能指出只知道怎樣做的人和除此之外還知道為什麼而做的人之間的區別。前者人數眾多，不可避免地傾向於成為學術界中的一個術士階層（class of priests），以及儀式、程序方面的權威。這種人在過去一直不過就是令人討厭的角色，但現在，由於科學事關國家和國際政策，他們就可能成為一個有作用的危險因素。由於外行理解操作者比理解創造者和理論家要更容易，這就使上述傾向加倍危險。
方法中心的一個強烈傾向就是不分青紅皂白地過高看重數量關係，並且將它視為目的本身。這是因為，以方法為中心的科學過於強調錶達的方式，而不是表達的內容。於是，形式的優美和精確便與內容的中肯和豐富對立起來。
持方法中心論的科學家往往不由自主地使自己的問題適合於自己的技術而不是相反。他們往往這樣發問：用我現在掌握的技術和設備可以攻克哪些課題呢？而不是像通常應該的那樣向自己提問：我可以為之奉獻精力的最關鍵、最緊迫的問題是什麼？如果不是如此又怎樣來解釋下面的現象呢：大多數平庸的科學家將畢生精力耗費在一個狹小的區域內，這個區域的疆界不是由關於世界的一個根本性問題來劃定，而是由一件設備或者一種技術的局限性來劃定的。在心理學中，很少有人會體會到「動物心理學家」或者「統計心理學家」這些概念的幽默。它指的是那些只要能夠分別使用自己的動物資料或者統計資料就不在乎它們是否能解決任何問題的人。這最終會使我們想起那個有名的醉漢，他不是在錢包丟失的地方，而是在路燈下尋找錢包，理由是，「那兒光線好」。或者，使我們想起這樣一個醫生，他使自己的所有病人都大為光火，因為他只知道一種治病的方法，用唯一的藥方對付所有的疾病。
方法中心論的另一個強烈傾向是將科學分成等級。這樣做是非常有害的。在這個等級中，物理學被認為比生物更「科學」，生物學又比心理學更「科學」，心理學則又比社會學更「科學」。只有基於技術的完美、成功和精確，才可能設想這樣一個等級。以問題為中心的科學是不會提出這樣的等級的。因為根據它的觀點，沒有誰會認為在某種本質上，失業問題、種族偏見問題、愛的問題不如星體問題、鈉的問題或者腎功能的問題重要。
方法中心論往往過於刻板地劃分科學的各個部門，在它們之間築起高牆，使它們分屬彼此分離的疆域。當有人問J.洛布他究竟是心理學家、化學家、物理學家還是哲學家時，他只回答說：「我解決問題。」較通常的答案的確應當是這樣的，假如科學界中有更多像洛布這樣的人就好了。但是，我們迫切需要的這些特性卻遭到一種哲學上的明確的抵制和干擾：這種哲學要使科學家成為技師或者專家，而不是成為富有冒險精神的追求真理的人，即成為懂得什麼而不是思考什麼的人。
如果科學家們將自己看做是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人而不是專業技術員，那麼人們的注意力就會轉向最新的科學前沿，轉向那些我們了解最少但最需要了解的心理和社會問題。為什麼很少有人涉足這些領域呢？從事心理學問題研究的科學家與從事物理學和化學研究的科學家的人數相差懸殊，這種現象到底是怎樣產生的？讓一千個頭腦敏捷的人專註於生產更先進的炸彈（就算是更好的青黴素吧），或是讓他們去研究和解決民族、心理治療或者剝削的問題，兩者哪個於人類更有利呢？
科學中的方法中心論在科學家與其他尋求真理的人之間，在他們理解問題和尋求真理的各種不同方法之間製造了巨大的分裂。如果我們把科學定義為對真理、頓悟和理解的尋求，那麼要將科學家與詩人、藝術家以及哲學家作個區分一定很困難。 他們關心的可能是同樣的問題。當然，最終還是要承認在它們之間有語義學上的區別，並且必須承認，這種區別一定主要是基於用以預防失誤的方法和技術的不同。然而，假如科學家與詩人、哲學家之間的界限不像當今這樣不可逾越，顯然這將有利於科學的進步。方法中心論僅僅將他們歸於不同領域；問題中心論則將他們考慮為互助的協作者。多數偉大的科學家的個人經歷表明，後一種情況較前一種更接近真實。許多大科學家本身又是藝術家和哲學家，他們從哲學家那裡獲得的幫助，不亞於從自己的科學同行那裡獲得的幫助。
方法中心通常不可避免地產生一種科學上的正統，科學的正統隨後又製造出一種異端。科學上的問題和疑難幾乎不可能用公式來表達，不可能將其分類或者歸入檔案系統。過去的問題不再是問題，而是答案。將來的問題尚未出現。但是用公式表達過去的方法與技術並將它們分類則是可能的。於是，這些公式就被稱作「科學方法的原則」。它們被奉為經典並且罩上傳統、忠實和歷史的光環，因而也往往成為對於今天的束縛（而不是僅僅具有啟發和幫助作用）。在缺乏創造力、墨守成規和膽怯的人的手中，這些「原則」實際上就是要求我們只按照前人解決他們的問題的方法來解決我們現在的問題。
這種態度對於心理學和社會科學來說尤其危險。要做到絕對科學這道命令通常是被解釋為：要使用自然科學和生物科學的技術。這樣，在許多心理學家和社會科學家中間就出現了這樣的傾向：不去發明創造新技術，而是模仿舊的技術。然而，他們的發展程度、研究的問題、他們掌握的資料與自然科學有本質的不同，因此新的技術是必不可少的。在科學中，慣例是個危險的「恩賜」，而忠實則是絕對危險的。
科學正統觀念的一個主要危險是：它傾向於阻止新技術的發展。假如科學方法的原則已經公式化，那麼剩下的事就只是應用它們了。新的方式方法必然是可疑的，它們常常受到敵視，如心理分析、格式塔心理學、羅夏測驗等就是如此。遇到這樣的敵意，也許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於新的心理科學和社會科學所需要的同時並存、相互關聯的邏輯推理和數學尚未發明出來。
一般說來，科學的發展是協作的結果。否則，有局限性的個人怎能做出重要的甚至偉大的發現？一旦沒有了協作，發展易於完全停滯不前，直到出現某個不需要幫助的巨人。正統觀點意味著拒絕幫助異端。既然正統和異端領域中都很少有天才，這意味著，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