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表面上來看，基本需要（動機、衝動、驅力）並不是邪惡或有罪的。一個人需要食物、安全、歸屬、愛、社會認可、自我認可和自我實現，這是無可厚非的。事實上，絕大多數文化中的絕大多數人都認為——雖然具體觀點隨地域而有所不同——這些是他們渴望得到滿足的、值得讚頌的願望。即使採取最謹慎的科學態度，我們也必須說，這些願望是中性的而不是邪惡的。這種情況也同樣適用於我們所知道的絕大多數甚或全部的人類能力（進行抽象活動的能力、使用合乎語法的語言的能力、創立哲學的能力，等等），適用於人在素質上的差異（主動性或被動性、天生的體質的強弱、精力充沛與否，等等）。至於渴求卓越、真、美、公正、質樸之美的那些超越性需要，在我們的文化中，在我們所了解的大多數文化中，把它們說成本質上是壞的、邪惡的或有罪的，這實際上根本就不可能。
因此，人性和人類種族的那些原始特性本身並不能解釋在我們的世界中、在人類的歷史上和在我們自己的個人性格中顯而易見的大量邪惡。誠然，我們有足夠的事實把大量所謂的邪惡歸咎於身體上的疾病和人格上的缺陷，歸咎於人的無知和愚蠢，歸咎於人的不成熟，歸咎於糟糕的社會和社會組織機制。但是我們卻沒有足夠的事實來肯定到底有多少邪惡可以歸因到這些因素上去。我們知道，邪惡可以通過健康和治療、知識和智慧、年齡上和心理上的成熟、良好的政治與經濟以及其他健全的社會習俗和體制而逐步減少。但到底減少了多少呢？這些措施能把邪惡減少到零嗎？現在我們確實可以保證，我們有足夠的知識拒絕這樣一種看法，即認為人的本性就其本質而言，在生物學的意義上主要地和根本上是邪惡、有罪、刻毒、殘忍、暴虐、兇殘的。但我們卻不敢聲稱在人的本性中沒有一絲一毫趨向邪惡行為的類本能傾向。很清楚，我們對各種情況仍然知之甚少，無法做出這樣的斷言，我們手頭至少有些證據是與這種斷言互相抵觸的。但無論如何，是完全有可能獲得這種知識的，而且這些問題也完全能夠由一種經過適當擴充的人本主義科學來加以解答（Maslow，1966；Polanyi，1958）。
本章試圖用經驗的方法來討論這一所謂善與惡的領域中的一個關鍵問題。雖然我們並不想給出一個定論，但我們想提醒人們注意，我們對於破壞性的認識雖然還沒有給出最終的結論性答案，但卻有了很大的進展。
首先，那種看上去像原發性的進攻性確實可以在一些動物種類那裡見到。雖然並不是在所有動物身上，甚至也不是在很多動物身上，但確實在某些動物身上可以看到這種進攻性。有些動物顯然是為了殺戮而殺戮，它們好像並不是出於某種明顯可見的外在原因而表現出進攻性的。一隻狐狸跑到雞窩裡會大開殺戒，它所殺死的雞是它完全吃不了的；貓戲弄老鼠更是盡人皆知的；牡鹿和其他處於發情期的有蹄動物會主動尋釁鬥毆，為此有時甚至不惜拋棄自己追求的母鹿。許多動物，甚至一些高等動物，一旦步入老年，明顯地出於體質方面的原因，會變得更具惡意，以前比較溫順的動物這時會具有挑釁性。在許多不同的動物那裡，殺戮都並不僅僅是為了獲取食物。
一個著名的對實驗用老鼠所做的研究顯示，在老鼠身上完全有可能培養起野性、攻擊性和殘暴性，正如人們可以在它們身上培養起解剖學特徵一樣。至少在老鼠這一物種身上（可能也可以在其他物種身上），暴虐的傾向可能是決定了動物行為的一個主要遺傳因素。人們還發現，野蠻殘暴的老鼠與溫和馴服的老鼠比較起來，其腎上腺顯然要大得多，這一發現使以上現象顯得更為真實可信。當然，遺傳學家們也可以朝著相反的方向馴化其他種類的動物，在它們身上培養起溫和馴服的性情，使它們一點也不殘暴。正是這樣一些例子和觀察使我們能夠向前一步，接受在所有可能的解釋中那種最為簡單的一個，即我們在此所討論的行為都來自於特定的動機，而這一特定的行為對應著一個來自於遺傳的驅動力。
但是動物中其他許多明顯是原發性的兇殘，如果進行更加細緻的分析的話，並不完全是它們所表現出來的那樣。在動物身上，如同在人身上一樣，攻擊行為能夠通過多種方式，由許多情境激發起來。例如，有一個因素稱為領地行為（Ardrey，1966），我們可以以在地上築巢的鳥兒為例來對這一因素進行一番描述。我們可以看到，當一群鳥為自己選擇好了繁殖的處所之後，別的鳥兒只要進入這片領地範圍就會遭到進攻。但是，這群鳥僅僅進攻那些貿然闖入的不速之客，而不會進攻別的鳥。它們並非不分青紅皂白地攻擊所有的鳥，它們僅僅進攻那些領地侵犯者。有些種類會進攻任何其他的動物，甚至連它們的同類也不例外，只要這些動物沒有它們這一特定群體或族類的氣味和外表。例如，吼猴常常組成一個封閉的群體，任何別的吼猴如果想要加入這一群體，就會遭到聲色俱厲的攻擊，被毫不留情地驅逐出去。但是如果這隻猴子能夠逗留足夠長的時間，它最終就會成為這一群體中的一員，並且轉而去攻擊其他闖入這一領地中的入侵者。
研究的對象越是高等，就會發現攻擊行為更多地相關於支配現象。這些研究十分複雜，我們不可能在此詳加引證，但我們可以說，這種統治地位，以及有時從它那裡發展出來的進攻性，對動物來說確實具有功能的價值或者求生的價值。動物在支配性的階層中的地位部分地取決於它進攻的成功與否，而它在這個階層中的地位又決定了他獲取食物的多寡、它是否能夠獲得配偶，以及其他生物方面的滿足。實際上，在這些動物身上所表現出來的所有兇殘行為，只有當在必須使統治地位合法化，或需要改變統治結構的時候才會發生。這一點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也適用於別的動物種類，我還沒有把握。但是我猜想，領土現象、進攻陌生動物的現象、滿懷嫉妒保護母獸的現象、攻擊病弱者的現象，以及其他常常能用本能的攻擊和兇殘來加以解釋的現象，通常都是由爭奪統治地位而引起的，而不是由那種為進攻而進攻的特殊動機引起的。這種進攻可以是手段性行為而不是目的性行為。
通過研究類人猿，人們發現進攻很少是原發性的，而更多是派生性、反應性和功能性的，是針對一種動機整體、社會力量整體和直接的情境決定因素所做出的合理的、可以理解的反應。在黑猩猩這種在所有動物中與人類關係最近的動物身上，我們一點也沒有發現它的某一行為是為進攻而進攻的，這樣的行為絕不存在。特別是在幼小的時候，這些動物是如此地可愛，如此地富於合作精神，如此地友好，以至於在某些群體中我們幾乎看不到任何形式的、不管是為什麼原因而採取的兇殘的進攻性行為。大猩猩也有類似的地方。
至此，我可以說，這個從動物爭論到人的整個爭論確是值得懷疑的。但假如我們為了論述起見接受這樣的論據的話，如果我們從與人類關係最近的動物出發，開始推理，我們就必須做出如下結論：這些動物的行為與人們通常認為的恰好相反。如果說人有來自動物方面的遺傳因素的話，那多半都是來自類人猿的，而類人猿與其說是富於進攻性的，還不如說是更富於合作精神的。
這一錯誤是一般偽科學思維的一個例證，這種偽科學思維可以十分恰當地被描繪成不合邏輯的動物中心主義。人們犯這種錯誤的步驟通常是這樣的：首先，他們建立一套理論，或者樹立一種偏見，然後再從整個物種進化史中選取那種最能說明這一論點的動物；其次，他們故意對所有不適宜於這一理論的動物行為置若罔聞，例如某人想要證明本能的破壞性，他就千方百計要選取狼，而將兔子置於腦後；最後，他們應當是忘記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如果一個人對從低級到高級的整個等級進行研究，而不是去選取某些他所喜愛的動物種類，那麼他就能夠發現明顯的發展趨勢。例如，動物越是向著高等發展，食慾就變得越來越重要，而純粹的飢餓則變得越來越不重要。而且，動物的可變性也越來越強烈，從受精到成年這段時間也越來越長（當然不排除某些例外），或許更為重要的是，反射、荷爾蒙和本能變成越來越不重要的決定性因素，並且越來越被智力、學習和社會的決定作用所取代。
從動物那裡獲得的證據可以總結如下：第一，從動物到人的討論從來都是一項細緻入微的工作，因此在討論時必須十分地小心謹慎；第二，原發性的和由遺傳得來的趨於破壞性或兇殘進攻的傾向在某些動物種類那裡的確可以見到，但這類動物可能比大多數人所相信的要少一些，在某些動物種類那裡，這種傾向完全不存在；第三，如果我們對動物表現出來的某些特殊的進攻行為進行仔細分析的話，我們就會發現，這些行為更經常地都是對各種刺激物所作的繼發性的和派生性的反應，而不僅僅是某種為攻擊而攻擊的本能的表現；第四，動物越是往高等發展，越接近於人類，它的純粹原發性的攻擊本能就變得越來越微弱，到了猿人那裡，有關於這種本能的證據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