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第二版的修訂本中，我試圖總結最近16年來的所有主要經驗和教訓。這些經驗和教訓是不可忽視的。把它們吸收進去，全書的主題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就得到了修正（關於這一點我在下面還將詳細論述），因此，儘管我只重寫了部分內容，我也仍然認為這是一次實質性的擴充的修訂。
本書的初版誕生於1954年。當時，它實質上是試圖在已有的傳統心理學派的基礎上有所發展，並未想要摒棄這些學派或者建立另一個與之抗衡的心理學流派。它試圖通過深入探索人性的「高級」層次，來擴展我們對於人格的理解（我最初想給本書起的書名就是《人性的高境界》）。如果我必須把本書的主題濃縮為一句話，那麼我就會這樣說，在當時的各種心理學派對人性所做的描述之外，人還有一種更高級的本性，它的性質是類本能 的，是人的本質的一部分。如果我還可以再多說一句，那我要強調人性深刻的整體論的性質，而這種性質與行為主義心理學和弗洛伊德心理學的解析的、分解的、原子論的、牛頓式的理解是衝突的。
也可以換一種方式說，我當然接受並且依賴於實驗心理學和心理分析學的現成資料，贊成實驗心理學的經驗主義和實驗精神，贊成心理分析學的深度探索和對真實面目的揭露，但我卻拒絕接受它們製造出來的人的形象。也就是說，本書代表著一種不同的人性哲學、一種人的嶄新形象。
我當時認為，這只不過是心理學內部的一場爭論。後來的事實證明，情況恰恰相反。這原來是一種新的時代精神的局部表現，這種時代精神是一種新型的、普遍的、全面的人生觀。這種新型的「人本主義的」世界觀，似乎是在用一種全新的、遠遠更有希望的、令人振奮的方式來構思人類知識的全部領域（包括經濟學、社會學、生物學等）、全部行業（包括法律界、政界、醫學界等）和全部社會職能機構（包括家庭、教育、宗教等）。在修訂本書時，我本著這種信念，在本書所提出的心理學理論中寫進了下述看法：這是一種視野更廣的世界觀和更具有包容性的人生哲學的一個側面，它已經初步成形，已經可以自圓其說，因此，必須予以認真對待。
令人興奮的是，這是一場實實在在的革命，它關係到人、社會、自然、科學、終極價值、哲學等的新的形象，但它卻幾乎被知識界的大部分人完全忽略，特別是被控制著傳播媒介、從而能影響有文化的大眾和青年的那部分人所完全忽略（由於這一原因，我已經習慣於將它稱為「不被關注的革命」）。
這一社會中有不少人提出了一種以極度的絕望和憤世嫉俗為特徵的觀點，這種極度的絕望和玩世不恭有時甚至倒退為具有腐蝕性的怨恨和冷酷。事實上，他們否認改善人性以及社會的可能性，否認能夠發現人的內在價值，否認能夠對生活產生一種普遍的熱愛。
他們懷疑誠實、仁慈、慷慨、柔情等的真實存在，在與被他們譏笑為笨蛋、「童子軍」、死腦筋、白痴、空想家或盲目樂觀者打交道時，他們越過了合理的懷疑主義和批評態度，產生出一種實際上的敵意。這種實際的攻擊、敵視和傷害遠遠超出了輕蔑。有時候，他們似乎是在進行一種義憤填膺的反擊，針對他們認為是一些愚弄、阻礙和嘲笑他們的傷害性的企圖。我想，對於心理分析學家，他們可以在其中看到一種由於過去的失望和幻滅而產生的發泄、報復的動力。
這種絕望的子文化，這種「比你更損」（more corrosive than thou）的態度，這種只相信弱肉強食、不相信善意的反道德的悲觀失望，受到了人本心理學的迎頭反擊，也受到了本書以及本書書目中許多論著所初步提供的資料的迎頭反擊。儘管仍需要對肯定人性中「善」的前提十分謹慎（見本書第七章、第九章、第十一章和第十六章），但現在已經有可能堅決地反駁認為人性在根本上是墮落和邪惡的那種絕望的觀點。這樣一種觀點已經不再單純是個人感受和偏好的問題了。要想繼續堅持這種觀點，則必須死抱著盲目和愚味的態度不放，必須拒不考慮事實。因此，必須將其看做一種個人觀念的問題，而不是一種理性的哲學或科學態度。
在本書的頭兩章以及附錄乙 中，闡述了人本主義和整體論的科學觀，這種科學觀得到了過去十幾年中多項發展的有力確證，特別是得到了邁克爾·波蘭尼（Michael Polanyi）的巨著《個人的知識》（Personal Knowledge）的有力佐證。拙著《科學心理學》（The Psychology of Sce）也闡發了與此類似的主題。這些著作同仍在廣為流傳的古典、傳統的科學哲學分歧極大，它們為與人有關的科學研究提供了一個完善得多的科學哲學替代物。
本書自始至終運用的都是整體論方法，但在附錄乙中則對整體論方法進行了更為深入、也許是更為費力的論述。整體論顯然是正確的——無論如何，宇宙總是一個整體，有著內在的聯繫；每一個社會總是一個整體，有著內在的聯繫；每一個人總是一個整體，有著內在的聯繫，等等——然而，整體論觀點作為一種觀察世界的方法，一旦實施起來，一旦要被正確地運用，卻遠遠不是一帆風順的。近來，我越來越傾向於認為，原子論的思維方式是某種形式的輕微的心理變態，或者至少也是認識不成熟症候群（the syndrome of itive immaturity）的一種癥狀。整體論的觀察和思維方式似乎會自然、自動地為健康的、自我實現的人所接受；對那些不怎麼開化、不怎麼成熟、不怎麼健康的人來說，卻是非常難以接受的。到目前為止，這當然還只不過是一種印象，我也並不想過分地強調。但我覺得有理由將它作為一種假設提出來，以便接受驗證，這一點應該是比較容易辦到的。
本書從第三章到第七章，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本書自始至終，都在闡述動機理論。這種理論有一段有趣的歷史。它於1942年首次向一個心理分析學會提出；當時，它試圖將我在弗洛伊德、阿德勒、榮格、D.M.列維、弗洛姆、霍妮和戈爾茨坦等人的理論中所看到的片面真理納入一個單一的理論體系。我從自己零散的治療經驗中得知，上述每一個論者都有正確的時候，都能對一些患者做出正確的診斷。我要提的問題實際上是臨床方面的，哪一種早期的剝奪造成了神經症？哪一種心理醫學可以治癒神經症？什麼樣的預防措施能夠防止神經症？對各種心理醫學的需要有哪些輕重緩急？哪些是最有效的？哪些是最基本的？
如果說這種理論從臨床的、社會的、人格學的角度來看頗為成功，但從實驗室和實驗的角度來看則不甚成功，那是一點不錯的。它同大多數人的個人經驗極為吻合，並向他們提供了一種有結構的理論，這種理論有助於更好地了解他們自己的內心生活。在大多數人看來，它具有一種直接的、個人化的、主觀的合理性。然而，它卻仍然缺乏實驗的檢驗和證實。我尚未想出適當的辦法在實驗室中對它進行檢驗。
道格拉斯·麥格雷戈將這種動機理論用到了工業環境中，從而部分地解開了這個謎。他不僅發覺這種理論對整理資料和觀察結果極為有用，還發覺這些資料反過來也可以作為確證和驗證這種理論的基礎資料。現在，正是從這一領域，而不是從實驗室中，取得了經驗性的證據（我的著作年表中包括了挑選出來的一部分這類報告）。
我從這裡以及從生活的其他領域所提供的確證中，得到了以下教益：當我們談到人類的需要時，我們所談到的是他們生活的本質。我又怎麼能夠設想可以把這種本質放在某個動物實驗室中或者某種試管式的狀態中進行檢驗呢？顯然，它需要的是完整的人在社會環境中的生活情況。只有從這裡才能得到證實或者否定。
第四章內容來源於臨床治療，這一點從它只重視神經症的致病因素，而不重視不會給心理治療專家惹麻煩的動機上也可以看出來。不會惹麻煩的動機很多，其中有惰性和懶惰，感官享受，對感官刺激和活動的需要，單純的生活熱情或者缺乏生活熱情，易於產生希望或者易於失望，在恐懼、焦慮、匱乏的情況下或多或少地易於退化，等等；更不必提那些同時也是促動因素的人類最崇高的價值：美、真理、卓越、完善、正義、秩序、連貫、和諧等。
這些對於第三、第四章的必要補充在我的下列論著中得到了探討：《存在心理學探索》（Toward a Psychology of Being）的第三、第四、第五章中；在《優心態管理》（Eupsy Ma）中有關低級牢騷、高級牢騷和超級牢騷的章節中；以及在《超越性動機理論：價值生活的生物學基礎》（A Theory of Metamotivation:the Biological Rooting of the Value-Life）的文章中。
如果不考慮人生的最高渴望，便永遠不會理解人生本身。成長、自我實現、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