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小資作為一個單獨的範疇，然後討論他們在「文革」中的命運，追蹤這個群體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思想發展的軌跡，仔細研究他們的言論和著述的文化政治內涵，我想會非常有意思，一定能對中國小資增加很多新的認識；何況，如果回顧一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當「新啟蒙」和「思想解放」這兩個既有關聯又根本區別的運動糾葛在一起，並且以各自的思想建設為中國的「改革」鋪路搭橋的時候，我們也不難發現肖凌們的身影——那麼，他們當時又都做了些什麼？那種在「自我放逐」掩護下的虛無主義是不是也分別在兩個運動里或明或暗地膨脹、涌動，悄悄地在「改革」的歷史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如果深入琢磨這些問題，也許我們能構想並且勾畫出一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小資精神發展史，不過，那會離題太遠。在這裡我更感興趣的問題是，「文革」已經過去幾十年了，今天讀《波動》，肖凌是不是只有放在文學的小資人物畫廊里，只有把她看作當代小資們的某類歷史前輩，才能引起今天讀者的興趣？才能在閱讀中獲得某種意義？我以為不是，相反，這個小資形象完全可以放在當代社會生活里給予審視，並且獲得新的讀解空間。
我這麼想有一個重要理由：由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改革」被一步一步地深化，「小資」這個概念，以及和這個概念相關的社會現實，也已經被深刻地「改革」，認為那不過是由於在生活的「品位」和「格調」上有某些特殊追求，並由此形成的一個具有一定文化歸屬感的特殊群體，這已經不符合當今的現實。我以為，今天說小資，說小資產階級，我們不能離開「改革」所創造的一個重要的社會變動，那就是「中產階級」的興起。這是一個新的社會現實，正是這個新的現實構成了我們今天認識、討論「小資」的新環境和新語境。
「中產階級」或「中產階層」，雖然是一個近年才流行紅火起來的舶來詞，但是它卻負載了中國人太多太多的想像、願望和夢想，被賦予太多它可能承擔和不可能承擔的意義，幾乎被當成了一個能夠化解一切危機，解決一切問題的金鑰匙。但什麼是中產階級？究竟哪些人算中產階級？被認定為是「中產階級」的標準是什麼？這樣的追問，每每都會給學者們和媒體們帶來很多的困擾，似乎誰都說不準。為什麼會這樣？一個在政治層面、社會層面和理論層面都如此重要的概念，為什麼總顯得含含混混，讓人捉摸不定？特別是，無論國內國外，研究討論這個問題的相關著述和論說數量不少，其中有些以「中產階層」和「中間階級」做專題的研究，不但方法越來越細密，甚至試圖用一定的量化分析作支持，可它的身份卻依然曖昧，越說越說不清。這到底為什麼？如若細究，其中恐怕隱藏著很深的政治無意識或深刻的政治謀略，可能牽涉著一些有意無意劃定的禁區，一些不能觸動的秘密乳酪。用俗話說，就是水很深。為此，與其繼續在學理上較真，我認為不妨這樣提出問題：既然西方社會的輿論普遍認為，二戰後的「新中產階級」基本上是由工薪階層構成，同時，中國今天也形成了一個共識，認為中產階級的主要標識是「有房有車」，而有房有車的工薪階層大多是僱傭或半僱傭的勞動者，那麼，為什麼不能直接就把他們看作當代社會中的小資產階級？在過去有關的很多論述中，特別是那些經典階級理論中，說起小資產階級，往往都是首先指向小業主、小商人，或者指向汪洋大海一般的廣大農民，但是既然二戰以後在西方崛起的「新中產階級」，還有今天在中國改革中新鮮出爐的更加青春的「中產階層」，都已經是公認的新現實，那麼，是不是有必要對當代小資產階級有新的論述？是不是可以把與當代城市發展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中產階級，看作是今天小資產階級的主體？看成是一種新興的小資產階級？是不是有必要把所謂中產階級社會直接、乾脆地看作全球化過程催生出來的新的小資產階級社會？當然，如此看待今天的小資產階級，有一個很大的麻煩：這必然會與以往那些有關中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論述有尖銳的抵牾，但是，我以為應該更尊重現實，理論畢竟是灰色的。
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小資」這個說法的出現和流行，今天看來不是偶然的，它不但是中國新一代小資產階級的最早的自我意識，而且，是一個新型的小資產階級社會正在形成的最早徵兆。
如何看待和評價這樣一代新小資產階級出現的意義？這需要把當代小資和當代社會/國家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層面的變革聯繫起來，然後做深入的觀察和研究，既要有材料的實證，又要有理論的務虛，那是一個很大的工程，遠超出我的能力之外。但是，即使我們只把眼光縮小到很具體也很有限的範圍，我覺得還是可以清晰地看到新小資對今天社會的重大影響。這突出表現於當代文化。大概任何人都會同意，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化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即使說瞬息萬變也絕不過分，但是如果我們追問，誰是這急劇變化的真正推手？在具體地重新繪製中國當代文化地圖的時候，誰是具體的繪圖員？還有，種種文化上的新觀念、新規則、新做法，誰又是最早的創導者和實行者？面對這樣的追問，我想凡是熟悉近年文化的變動和變遷，並且對幕前和幕後都有一定觀察的人，答案恐怕是一樣的—這些推手、繪圖員和創導者、實行者，不是別人，正是當代的新小資們，特別是新小資中的精英們。中國的「改革」不但養出來一批富豪、富商和富官，而且還養出了一批小資精英，他們佔領了文化領域各個層面的領導位置，諸如刊物和報紙的編輯，商業電影和流行歌曲的製作人，各類廣告和視頻的直接或間接的生產者，網路世界裡各個板塊的操盤手，形形色色文化企業和產業中的策劃人、執行人，新媒體所催生出來的各類新寫作空間中的做文字買賣的各類寫手，還有在學校、學院和五花八門的准教育機構中握有「育人」權的老師、學者—一句話，身居要路津，小資精英們佔據了文化領域的所有高地，所有咽喉要道。這個情況帶來了一個非常奇特的形勢：儘管國家和資本非常強大，在中國當代文化的生產中頗為自信地扮演著主導者的角色，並且也都試圖以政策和金錢的直接調控力或間接影響力，按照各自的需要試圖控制文化之河的流向，但是，實際上，由於上游下游所有環節都在小資精英的控制之下，不管國家和資本情願不情願，承認不承認，在今天，文化領導權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轉移新興小資產階級的手中。這個文化領導權的轉移當然帶來很多嚴重的後果，可以預料，這些後果將對中國的今天和未來的改革產生深遠的影響。不過，我這裡只想強調其中的一個後果，就是中國當代文化的小資特徵越來越鮮明，越來越濃厚，如果我們還不能斷定這種文化已經是一種成熟的新型的小資產階級的文化，那麼，它起碼也是一個正在迅速成長中的小資產階級文化。更讓人驚異的是，它一點不保守，不自製，還主動向其他各種文化趨勢和思想傾向發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勢，以攻為守地擴大自己的影響，鞏固自己的陣地，充滿自信。
從這樣一個視角觀察中國當代文化，我本來可以在這裡描繪出一個與平日人們印象很不相同的圖景，但那需要很多筆墨，何況，我還是要回到肖凌，特別是肖凌的虛無主義這個話題上來—以上對中國文化領導權的轉移的描述，實際上還是為了換過一個背景之後，重新再提起這個話題—我畢竟是在為《波動》寫一篇序。
為什麼一定要回到並且再說這個話題？難道肖凌的虛無主義，和當下文化領導權的轉移有什麼關係？回答這個疑問，我以為只要把肖凌和她的虛無主義當作一個分析試劑，滴放到今天新小資文化的長河裡，就不難發現這樣一個事實：原來在這條生氣勃勃的河道里暗藏著一股股虛無主義的激流，以至我們有理由相信，虛無主義的肖凌並不是一個孤獨的後繼無人的先行者。當然，世事無常，今天小資們的虛無思想遠比他們的前輩豐富和複雜，他們已經不是簡單地拒絕社會，不是硬邦邦地說不，也不簡單地說意義本身就沒有意義這種幼稚話。相反，今天的新小資文化有一個顯著特徵，就是把意義遊戲化、趣味化、消費化：小資精英們不僅把意義變成一種可以用來「搞笑」，用來取樂，使生活中一切可能的意義，都在符號層面上變質和貶值，變成某種能夠在日常生活里輕鬆取樂的好玩的東西，而且，他們還非常精明地把這種經過變質和貶值的符號轉化為某種文化產品來大量生產—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小資精英們經常能夠得到資本的寵愛，同時有意無意地和資本結成某種「戰略夥伴」關係。
在這方面，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網路遊戲和它背後的產業。這個產業是小資精英和資本的一種完美的結盟，有人出錢，有人出力，於是它的流水線能夠夜以繼日地大規模批量生產，無論是規模，無論是利潤，絕對都讓傳統「製造業」一邊驚訝，一邊垂涎。而在這些遊戲產品里，無論是最美好的愛情，還是最殘酷的戰爭，不僅都被無情地以圖像方式符號化，而且還被無情地遊戲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