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十三年前遷居香港以來，和梁實秋先生就很少見面了。屈指可數的幾次，都是在頒獎的場合，最近的一次，卻是從梁先生溫厚的掌中接受《時報文學》的推薦獎。這一幕頗有象徵的意義，因為我這一生的努力，無論是文壇或學府，要是當初沒有這隻手的提掖，只怕難有今天。
所謂「當初」，已經是三十六年以前了。那時我剛從廈門大學轉學來台，在台大讀外文系三年級，同班同學蔡紹班把我的一沓詩稿拿去給梁先生評閱。不久他竟轉來梁先生的一封信，對我的習作鼓勵有加，卻指出師承囿於浪漫主義，不妨拓寬視野，多讀一點現代詩，例如哈代、豪斯曼、葉芝等人的作品。梁先生的摯友徐志摩雖然是浪漫詩人，他自己的文學思想卻深受哈佛老師白璧德之教，主張古典的清明理性。他在信中所說的「現代」自然還未及現代主義，卻也指點了我用功的方向，否則我在雪萊的西風裡還會漂泊得更久。
直到今天我還記得，梁先生的這封信是用鋼筆寫在八行紙上，字大而圓，遇到英文人名，則橫而書之，滿滿地寫足兩張。文藝青年捧在手裡，驚喜自不待言。過了幾天，在紹班的安排之下，我隨他去德惠街一號梁先生的寓所登門拜訪。德惠街在城北，在中山北路三段橫交，至則巷靜人稀，梁寓雅潔清幽，正是當時常見的日式獨棟平房。梁師母引我們在小客廳坐定後，心儀已久的梁實秋很快就出現了。
那時梁先生正是知命之年，前半生的大風大雨，在大陸上已見過了……早已進入也無風雨也無晴的境界。他的談吐，風趣中不失仁藹，諧謔中自有分寸，十足中國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機智，近於他散文的風格。他就坐在那裡，悠閑而從容地和我們談笑。我一面應對，一面仔細地打量主人。眼前這位文章巨公，用英文來說，體形「在胖的那一邊」，予人厚重之感。由於發岸線（hairline）有早退之象，他的前額顯得十分寬坦，整個面相不愧天庭飽滿，地閣方圓，加以長牙隆準，看來很是雍容。這一切，加上他白皙無斑的膚色，給我的印象頗為特殊。後來我在反省之餘，才斷定那是祥瑞之相，令人想起一頭白象。
當時我才二十三歲，十足一個躁進的文藝青年，並不很懂觀象，卻頗熱衷獵獅（lion-hunting）。這位文苑之獅，學府之師，被我糾纏不過，答應為我的第一本詩集寫序。序言寫好，原來是一首三段的格律詩，屬於新月風格。不知天高地厚的躁進青年，竟然把詩拿回去，對梁先生抱怨說：「您的序，似乎沒有特別針對我的集子而寫。」
假設當日的寫序人是今日的我，大概獅子一聲怒吼，便把狂妄的青年逐出師門去了。但是梁先生眉頭一抬，只淡淡地一笑，徐徐說道：「那就別用得了……書出之後，再跟你寫評吧。」
量大而重諾的梁先生，在《舟子的悲歌》出版後不久，果然為我寫了一篇書評，文長一千多字，刊於一九五二年四月十六日的一家刊物。那本詩集分為兩輯，上輯的主題不一，下輯則盡為情詩。書評認為上輯優於下輯，跟評者反浪漫的主張也許有關。梁先生尤其欣賞《老牛》與《暴風雨》等幾首，他甚至這麼說：「最出色的要算是《暴風雨》一首，用文字把暴風雨的那種排山倒海的氣勢都描寫出來了，真可說是筆挾風雷。」在書評的結論里有這樣的句子：
作者是一位年輕人，他的藝術並不年輕，短短的《後記》透露出一點點寫作的經過。他有舊詩的根柢，然後得到英詩的啟發。這是很值得我們思考的一條發展路線。我們寫新詩，用的是中國文字，舊詩的技巧是一份必不可少的文學遺產，同時新詩是一個突然出生的東西，無依無靠，沒有軌跡可循，外國詩正是一個最好的借鏡。
在那麼古早的歲月，我的青澀詩藝，根柢之淺，啟發之微，可想而知。梁先生溢美之詞固然是出於鼓勵，但他所提示的上承傳統旁汲西洋，卻是我日後遵循的綜合路線。
朝拜繆斯的長征，起步不久，就能得到前輩如此的獎掖，使我的信心大為堅定。同時，在梁府的座上，不期而遇，也結識了不少像陳之藩、何欣這樣同輩的朋友，聲應氣求，更鼓動了創作的豪情壯志。詩人夏菁也就這麼邂逅於梁府，而成了莫逆。不久我們就慣於一同去訪梁公，有時也約王敬羲同行。不知為何，記憶里好像夏天的晚上去得最頻。梁先生怕熱，想是體胖的關係；有時他索性只穿短袖汗衫接見我們，一面笑談，一面還要不時揮扇。我總覺得，梁先生雖然出身外文，氣質卻在儒道之間，進可為儒，退可為道。可以想見，好不容易把我們這些恭謹的晚輩打發走了之後，東窗也好，東床也罷，他是如何地袒腹自放。我說袒腹，因為他那時有點發福，腰圍可觀，縱然不到福爾斯塔夫的規模，也總有約翰遜或紀曉嵐的分量，足證果然腹笥深廣。據說，因此梁先生買腰帶總嫌尺碼不足，有一次，他索性走進中華路一家皮箱店，買下一隻大皮箱，抽出皮帶，留下箱子，揚長而去。這倒有點《世說新語》的味道了，是否謠言，卻未向梁先生當面求證。
梁先生好客兼好吃，去梁府串門子，總有點心招待，想必是師母的手藝吧。他不但好吃，而且懂吃，兩者孰因孰果，不得而知。只知他下筆論起珍饈名菜來，頭頭是道。就連既不好吃也不懂吃的我，也不禁食指欲動，饞腸若蠕。在糖尿病發之前，梁先生的口福委實也飫足了。有時乘興，他也會請我們淺酌一杯。我若推說不解飲酒，他就會作態佯怒，說什麼「不煙不酒，所為何來？」引得我和夏菁發笑。有一次，他斟了白蘭地饗客，夏菁勉強相陪。我那時真是不行，梁先生說「有了」，便向櫥頂取來一瓶法國紅葡萄酒，強調那是一八四二年產，朋友所贈。我總算喝了半盅，飄飄然回到家裡，寫下《飲一八四二年葡萄酒》一首。梁先生讀而樂之，拿去刊在一家刊物上，一時引人矚目。其實這首詩學濟慈而不類，空餘浪漫的遐想；換了我中年來寫，自然會聯想到鴉片戰爭。
梁先生在台北搬過好幾次家。我印象最深的兩處梁宅，一在雲和街，一在安東街。我初入師大（那時還是省立師範學院）教大一英文，一年將滿，又偕夏菁去雲和街看梁先生。談笑及半，他忽然問我：「送你去美國讀一趟書，你去嗎？」那年我已三十，一半書呆，一半詩迷，幾乎尚未閱世，更不論乘飛機出國。對此一問，我真是驚多喜少。回家和我存討論，她是驚少而喜多，馬上說：「當然去！」這一來，裡應外合勢成。加上社會壓力日增，父親在晚餐桌上總是有意無意地報道：「某伯伯家的老三也出國了！」我知道偏安之日已經不久。果然三個月後，我便文化充軍，去了秋色滿地的艾奧瓦城。
從美國回來，我便專任師大講師。不久，梁先生從英語系主任變成了我們的文學院長，但是我和夏菁去看他，仍然稱他梁先生。這時他又遷到安東街，住進自己蓋的新屋。稍後夏菁的新居在安東街落成，他便做了令我羨慕的梁府近鄰，也從此，我去安東街，便成了福有雙至，一舉兩得。安東街的梁宅，屋舍嚴整，客廳尤其寬敞舒適，屋前有一片頗大的院子，花木修護得可稱多姿，常見兩老在花畦樹徑之間流連。比起德惠街與雲和街的舊屋，這新居自然優越了許多，更不提廣州的平山堂和北碚的雅舍了。可以感受得到，這新居的主人住在「家外之家」，懷鄉之餘，該是何等地快慰。
六十五歲那年，梁先生在師大提前退休，歡送的場面十分盛大。翌年，他的「終身大事」，《莎士比亞戲劇全集》之中譯完成，朝野大設酒會慶祝盛舉，並有一女中的學生列隊頌歌：想莎翁生前也沒有這般殊榮。師大英語系的晚輩同事也設席祝賀，並贈他一座銀盾，上面刻著我擬的兩句讚詞：「文豪述詩豪，梁翁傳莎翁。」莎翁退休之年是四十七歲，逝世之年也才五十二歲，其實還不能算翁。同時莎翁生前只出版了十八個劇本，梁翁卻能把三十七本莎劇全部中譯成書。對比之下，梁翁是有福多了。聽了我這意見，梁翁不禁莞爾。
這已經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後來夏菁擔任聯合國農業專家，遠去了牙買加。梁先生一度旅居西雅圖。我自己先則旅美二年，繼而去了香港，十一年後才回台灣。高雄與台北之間雖然只是四小時的車程，畢竟不比廈門街到安東街那麼方便了。青年時代夜訪梁府的一幕一幕，皆已成為溫馨的回憶，只能在深心重溫，不能在眼前重演。其實不僅梁先生，就連晚他一輩的許多台北故人，也都已相見日稀。四小時的車程就可以回到台北，卻無法回到我的台北時代。台北，已變成我的回聲谷。那許多巷弄，每轉一個彎，都會看見自己的背影。不能，我不能住在背影巷與回聲谷里。每次回去台北，都有一番近鄉情怯，怕捲入回聲谷里那千重魔幻的旋渦。
在香港結交的舊友之中，有一人焉，竟能逆流而入那回聲的旋渦，就是梁錫華。他是徐志摩專家，研究兼及聞一多，又是抒情與雜感兼擅的散文家，就憑這幾點，已經可以躋列梁門，何況他對梁先生更已敬仰有素。一九八〇年七月，法國人在巴黎舉辦抗戰文學研討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