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遊歸來，在眾多的記憶之中幢幢然有一座蒼老的城堡，懸崖一樣斜覆在我的夢上。巴黎的明艷，倫敦的典雅，都不像愛丁堡那樣地祟人難忘。愛丁堡確是有一座堡，危踞在死火山遺下的玄武岩上，好一尊千年不寐的中世紀幽靈，俯臨在那孤城所有的街上。它的故事，北海的風一直說到現在。襯在陰沉沉的天色上，它的輪廓露出城牆粗褐的皮膚，依山而斜，有一種苦澀而悲壯的韻律，莫可奈何地繚繞著全城。
從堡上走下山來，沿著最繁華的王侯街東行，就看到一座高傲的黑塔，唯我獨尊地排開四周不相干的平庸建築，在街的盡頭召你去仰拜。那是一座嶙峋突兀的瘦塔，一簇又一簇鋒芒畢露的小塔尖把主塔簇擁上天，很夠氣派。近前看時，塔樓底下，高高的拱門如龕，供著一尊白瑩瑩的大理石雕像，是一個長發垂眉的人披衣而坐，腳邊踞著一頭愛犬。原來那是蘇格蘭文豪司各特的紀念塔（Sir Walter So）。
司各特死於一八三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蘇格蘭人為了向他們熱愛的文豪致敬，決定在他的出生地愛丁堡建一座堂皇的紀念塔，並在塔下供奉他的石像。建築的經費由大眾合捐，共為一萬六千一百五十四鎊。建塔者先後二人，為康普（Gee Meikle Kemp）與龐納（William Bonnar）。雕像者為史悌爾（Sir John Steel）。一八四〇年八月十五日，也就是司各特六十九歲冥誕的那天，紀念塔舉行奠基典禮，儀式十分隆重，並鳴禮炮七響。六年後的八月十五日，又行落成典禮，各地趕來觀禮的蘇格蘭人，冒著風雨列隊在街頭，看官吏與工程人員遊行而過，並聽市長慷慨致詞頌揚文豪，禮炮隆然九響。
司各特的坐像用名貴的卡拉拉大理石雕成，雕刻家的酬金為兩千英鎊，這在十九世紀中葉是夠豐厚的了。甚至三十噸重的像座也是義大利運來的大理石，因為太重了，在來亨起運時竟掉進海里。紀念塔高達二百英尺又六英寸，四方的底基每一面都寬五十五英尺，這樣的體魄難怪要氣凌全城。塔的本身用林利斯高附近頁岩採石場所出的賓尼石建造，據說這樣的石料含有油質，可以耐久。塔外的迴廊分為三層，攀到頂層要踏二百八十七級石階。塔上高高低低有六十四個龕位，各供雕像一尊，以摹狀司各特小說里繁多的人物。一個民族對自己作家的崇拜一至於此，真可謂仁至義盡了。莎翁在倫敦，雨果在巴黎，還沒有這樣的風光。西敏寺里的壁上也有司各特的一座半身像，卻縮在一隅，半蔽在一個大女像的背後。
司各特不能算怎麼偉大的作家，他的作品，無論是早年的敘事詩或是後期的傳奇小說，都未達到最偉大的作品所蘊含的深度。他的詩可以暢讀，卻不耐細品，所以在浪漫派的詩里終屬二流。他的小說則天地廣闊，人物眾多，文體以氣勢生動見長。以《威夫利》為首的一套小說，縱則探討蘇格蘭的歷史與傳統，橫則刻畫蘇格蘭社會各種階層的人物，其廣度與筆力論者常說差可追擬莎士比亞的歷史劇。司各特熟悉蘇格蘭的民俗，了解蘇格蘭的人物，善用蘇格蘭的方言與歌謠；這些長處，再加上一支流利而詼諧的文筆，使他的這一套小說當日風靡了英國，為浪漫小說開拓出一個新世界，而且流行於歐洲，啟迪了大仲馬和雨果。我們甚至可以說，這類小說是「歷史鄉土」；司各特真正為自己的人民掘土尋根，當然蘇格蘭人要崇奉他為民族的文豪。
司各特後期的小說將時空移到他不太深知的範圍，例如法國與中東，成就便不如寫他本土的《威夫利》系列。不過他博聞強記，加以上下求索，窮尋苦搜，一生的作品十分豐盛。除了《拿破崙傳》之外，他還編了德萊頓與斯威夫特的作品集，為十八世紀的小說家作序，並在《愛丁堡評論》及《評論季刊》上發表文章，足見這位小說大家也有其學者的一面。
在十九世紀，司各特名滿全歐，小說的聲譽不下於拜倫的詩。到二十世紀，文風大變，他的國際聲譽也就盛極而衰。西印度大學的英文教授克勒特威爾（Patrick Cruttwell）說得好：司各特的心靈「幽默而世故，外向而清明」。熟讀亨利·詹姆斯或喬伊斯的現代讀者，大概不會迷上司各特。可是從六十年代以來，也有不少嚴謹的批評家重新肯定他寫蘇格蘭風土的那些小說。戴維在他的《司各特之全盛時代》（Donald Davie：Heyday of Sir Walter Yscott）里，便推崇司各特為真正的浪漫作家，並非徒襲十八世紀新古典的遺風。
我一面攀登高峻的紀念塔，一面記起在大學時代念過的《護身符》（Talisman）。在我少年的印象里，司各特是一把金鑰匙，只要一旋，就可以開啟歷史的鐵門，裡面不是杳無人蹤的青苔滿地，而是嗚咽叱吒的動亂時代。他的小說可以說是歷史的戲劇化：歷史像是被人點了穴道，僵在那裡，他一伸手，就都解活了過來。曾幾何時，他自己也已加入了歷史。我從倫敦一路開車北上，探豪斯曼的勒德洛古城，華茲華斯的煙雨湖區，懷古之情已經愈陷愈深。而一進了蘇格蘭的青青牧野，車行一溪獨流的荒谷之間，兩側嫩綠的草坡上綴著點點乳白的羊群，一直點灑到天邊。這裡的隱秘與安靜，和外面世界的劫機新聞不能聯想。於是彭斯的歌韻共溪聲起伏，而路側的亂石背後，會隨時閃出司各特的英雄或者乞丐。一到了愛丁堡，司各特的故鄉，那疑真疑幻的氣氛就更濃了。城中那一座傲立不屈的古堡，司各特生前曾徘徊而憑弔過的，現在，輪到我來憑弔，而司各特自己，立像建塔，也成為他人憑弔的古迹了。
在一條扁石鋪地的迂迴古巷裡，我找到一座似堡非堡的老屋，厚實的牆壁用青白間雜的糙石砌成，古樸重拙之中有親切之感。牆上釘著一方門牌，正是「斯黛兒夫人博物館」（lady Stair''s House）。館中陳列的畫像、雕像、手稿、遺物等等，分屬蘇格蘭的三大作家：彭斯、司各特、史蒂文森。樓下的展覽廳居然有一隻殘舊脫漆的小木馬，據說是司各特兒時所騎。隔著玻璃柜子，我看見他生前常用的手杖，杖頭有節有叉，上面覆蓋著深藍色的便帽，帽頂有一簇亮滑的絲穗。名人的遺物是歷史之門無意間漏開的一條縫，最惹人遐想。一根微彎的手杖篤篤點地而來，剎那間你看見那人手起腳落，牽著愛犬，散步而去的神態。正冥想間，忽然覺得眼角閃來一痕銀白的光。走近了端詳，原來鄰櫃蜷著一綹白髮，彎彎地，有五六英寸長，那偃伏的姿態有若飽經滄桑，不勝疲倦。旁邊的卡片說明，這是司各特重病出國的前夕，某某夫人所剪存。一年之後，他便死了。只留下那一彎銀髮，見證當日在它的覆蓋之下，忙碌的頭顱啊曾經閃動過多少故事，多少江湖風霜，多少歷史性的偉大場面。
司各特的小說令人神往，我卻覺得他的生平更令我感動。他那高貴品格所表現的大仁大勇，不遜於出生入死的英雄。在五十五歲那年，他和朋友合股的印刷廠和出版社因周轉不靈而倒閉，頓時陷他於十一萬七千鎊的債務。那時英鎊值錢，他的重債相當於當日的五十多萬美金。司各特原可宣布破產或接受朋友的援助，卻毅然一肩承擔下來，決意清償自己全部的債務。他說：「我不願拖累朋友，管他是窮是闊；要償債，就用自己的右手。」
他立刻賣掉愛丁堡城裡的房子，搬回郊外三十五英里的別墅阿波慈福（Abbotsford）；本來他連阿波慈福也要拿來抵債，可是債主們不忍心接受。司各特夫人原已有病，遷下鄉後幾星期就死了。在雙重的打擊下，他奮力寫書還債，完成了九卷的巨著《拿破崙傳》。兩年後他竟償還了約值二十萬美金的債，其中一半即為《拿破崙傳》的收入。事變之初，他的身體本已不適，這時更漸漸不支，卻依然努力不懈。事變後四年，正值他五十九歲，他忽然中風。翌年又發了一次。他勉力掙扎，以口述的方式繼續寫作。他的日記上這樣記道：「這打擊只怕已令人麻木，因為我渾似不覺。說來也奇怪，我竟然不怎麼張皇失措，好像有法可施，但是天曉得我是在暗夜中航行，而船已漏水。」
英王威廉四世聽到這件事，更聽說地中海的陽光有益病人，就派了一艘叫「巴倫號」（HMS Barham）的快艦，專程把司各特送去馬爾他島，後來又駛去那波利和羅馬。這樣的照顧雖然比杜甫的「老病有孤舟」要周到得多，司各特的病情卻無起色。他的心仍念著蘇格蘭。這時傳來歌德的死訊，他嘆道：「唉，至少他死在家裡！」在回程的海上，他因腦溢血而癱瘓。回到阿波慈福後，重見蘇格蘭的青山流水，聽到自己家裡的狗叫，他迸出了去國後的第一聲歡呼。幾星期後，他死在自己甘心的阿波慈福，時為一八三二年九月二十一日，他的遺體葬在朱艾波羅寺的族人公墓，和亡妻並卧在一起。
不願損害他人，是為大仁；不惜犧牲自身，是為大勇。這樣的道德勇氣何遜於司各特小說中的英雄豪俠。今日的富商巨賈，一旦事敗，莫不攜款遠飛，哪裡管小民的死活。這種人在司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