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八月，香港暴雨成災，我卻在苦旱正長何草不黃的倫敦，作客一旬。對我，倫敦這地方既陌生又親切。陌生，是不消說了，倫敦之大，我認識的人不上一打。鬼呢，倒是認得很多，最多的一群是在西敏寺里。也許認識得太多了，只覺得整個倫敦幢幢儘是鬼影，像一座記憶深遠的古屋。幸好我所認識的那許多鬼，大半都是美麗的靈魂，且已不朽。卡萊爾（Thomas Carlyle，1795—1881）正是這樣的一位。
到倫敦後第四天的早晨，在周榆瑞先生的嚮導下，瞻仰了這位蘇格蘭文豪的故居。屋在倫敦西南齊而西區的沿河地帶，與河堤相距，不到半盞茶的工夫。兩人從地下車站冒了上來，沿著泰晤士河，施施朝西而行。正是夏末秋初，久旱不雨的倫敦，天藍得不留餘地，左首的一排堤樹，綠中帶黃，叢葉已疏，樹外是齊而西河堤僕僕的車塵，再外面，便是緩緩東流的泰晤士河了。向里看，是一排維多利亞式的三層樓屋，紅磚黑柵，白漆窗框，藤蘿依依，雀噪碎細，很有一種巷閭深寂的情調。乾燥的季節，人家院子里的玫瑰卻肆無忌憚地綻著紅艷。
榆瑞停了下來，隔著疏疏的鐵欄，為我指點一座顯經修葺的老屋，門側的牆上掛著一塊白牌。走上前去，才看清上面寫著「喬治·艾略特故居，一八八〇年艾略特在此逝世」。向前再走數戶，又有一家牆上掛著白牌，上書「羅賽蒂與斯溫伯恩舊宅」。
我說：「這條街可不簡單，住過三位大師。」
榆瑞笑起來：「裡面的陳設早就改了。新主人不甘寂寞，掛塊名牌自我炫耀一番，可不像紀念館那樣任人參觀的。」
再往前走了百多碼，背著泰晤士河向右一轉，我們就站在倩尼路（e Row）口了。這是一條僻靜的短街，一眼可以望到街尾。面西的一排樓房，都建於十八世紀初年，格式大致相仿：無非是白石紅磚砌成的三層樓，拱形的門，狹長的窗子，斜起的屋頂下面是閣樓，上面則豎著煙囪和一排排整齊的通風罩子。
臨街的矮鐵欄內，可以窺見半蔽在街面下的地下室，通常是用來做廚房。我們朝北走去，在一座懸著「卡萊爾故居」長方橫牌的屋前停了下來。
眼前這十八世紀的古屋，正是倩尼路二十四號，百年前的舊制則是倩尼路五號。從一八三四年六月十日到一八八一年二月五日，也就是說，從遷入的那一天起到逝世的那一天止，左右維多利亞一代文壇的哲學家、史學家，兼批評大師卡萊爾，就在這屋裡消磨了他後半生的悠悠歲月。
卡萊爾是蘇格蘭人，與濟慈同年誕生，但由於成名頗晚，且又長壽，在文學史上卻被劃入維多利亞時代，成為十九世紀中葉的核心人物。他漫長的一生可以分為兩個階段，而以一八三四年遷入這古屋為其分界。前半生他窮困潦倒，默默無聞，一直埋沒在蘇格蘭的故鄉。遷來倫敦定居的那年，他已經三十九歲，出版過《席勒傳》，譯介過德國浪漫文學，因而受知於歌德，又剛剛發表了他的哲學巨著《裁縫新制》（Sartor Resartus）。儘管如此，英國的文壇仍然不識卡萊爾其人。先是三十一歲那年，卡萊爾和美麗而多才的珍·威爾希結了婚，兩年之後，他們遷去蘇格蘭的克瑞根普塔克，隱居在一個荒僻的農莊上，一住便是六年。據說好客而又聰慧的卡萊爾夫人，在這一段日子裡很不快樂，便慫恿她的丈夫南征倫敦。卡萊爾自己也感到，要為倫敦的刊物撰稿，最好是能和那些編輯經常來往。他們終於告別了故鄉，遷來英國的文化之都；而當時，住在相連的上倩尼街的，正是獎掖後進不遺餘力的名編輯亨特。搬進倩尼路五號的新居之後，卡萊爾不但生活穩定，而且把住了英國文化生命的脈搏，他的文學事業立刻改觀，《法國革命》一出版，他便成名了。
榆瑞按了門鈴。一位衣著樸素笑容可親的中年婦人出來應門，帶我們到臨街的客廳，向我們收了參觀費後，笑說：「樓下樓上，隨意參觀，恕我不奉陪了。」像倩尼路其他的西向樓房一樣，卡萊爾的故居也是三樓一閣，地下另有廚房。偌大的一幢房子，屋後還有一個小小的天井和花園，當年卡萊爾付的租金，卻是每年三十五鎊。卡萊爾和夫人在裡面住了那麼多年，房東數易其人，房租卻始終不變，也可見得維多利亞時代的生活有多安定，比起我在倫敦朋達旅館每天十八鎊的租金，真是隔世之別了。
我和榆瑞從前廳到後廳，又從後廳到毗連後院的瓷器貯藏室，在底層巡禮了一周。客廳相當寬敞，每間有四百多平方英尺，印有花葉的牆紙令四壁在秀雅之中別具溫暖之感，典麗的花氈覆蓋前後客廳的地板，後客廳的長窗外，園中的樹影扶疏可見。當日卡萊爾夫婦搬進來後，雇了三個木匠，在卡萊爾夫人的監督之下，足足擾攘了一個星期，才把這幾層樓的內部刮垢磨光，修整一新，卡萊爾和他的夫人都勤於寫信，且以書簡的文采見稱。他們對新居的滿足之情，在給親友的信上充分流露。卡萊爾在給家人的信中說：「新居真令人驚喜不置：這房子十分寬大，空氣流動，房間整潔，一切都充足有餘。樣式的不合時髦是到了極點，但住來舒服適用，也到了極點……我實在當不起這種福氣。」卡萊爾夫人定居後不久，在信里這樣告訴朋友：「喏，我居然來了倫敦，而且在泰晤士河畔新租的屋裡若無其事地坐著，真是好妙吧？我們找到的新居真正不凡，格式是極為古色古香，很合我們的脾氣；牆上都鑲著壁板，雕著花紋，看起來有點古怪，一切都很寬敞，結實，合用，而壁櫥之多，尤能令藍鬍子之流感到滿足。兩星期前，屋子前面還有一排老樹，卻來了幾個神經病的倫敦佬，把它們連根拔走了。屋後有一個花園（姑美其名而已），零亂不堪，卻也有兩樹葡萄，當令的時候可產葡萄兩串，據云『可食』，更有胡桃一株，我從樹上摘下來的胡桃，幾乎可值六個便士。」
前餐廳頗富歷史的價值。大壁爐前的扶手椅，為卡萊爾夫人所慣坐。亨特來訪，她便從椅上站起，迎吻貴賓。以前在大學裡讀亨特的名句：
珍妮吻我當我們見面，
從椅上她跳起身來吻我。
總以為珍妮是亨特的什麼情人，現在才發現竟是卡萊爾夫人的昵稱。卡萊爾夫人很有才氣，文筆之美雖不能和她丈夫歌嘯跌宕的雄風相侔，卻也有她自己的諧趣、靈氣與真情。這樣美慧的女主人，本身原就有吸引四方才彥與豪俠的魅力，何況男主人更是名滿文壇的大師？於是在夫妻兩人的共同朋友之外，她更吸引了自己特有的一群賓客，其中尤為佼佼者，應推義大利的志士馬志尼和法國革命家賈維尼亞克。兩人都是流亡英國的政治犯，他們那種先憂後樂肩負國難的壯懷熱血，最能贏得倩尼路五號女主人的青睞。另一位國破罔依的傷心人，也曾經來她家做客。那便是蕭邦。據說前餐廳一角的那架鋼琴，便曾經他有名的十指撫弄。
一八六五年，前餐廳改裝，成為卡萊爾晚年的書房。至於後餐廳，則是卡萊爾夫婦沐著晨曦共進早餐的地方。後來書籍累積愈多，兩邊壁上也就倚滿了書架和書櫃。在這間房裡，壁爐邊的榆木靠背椅，桃花心木的便椅，和置放鳥籠的小圓幾，都是她的遺物。前後餐廳的牆上，掛滿了大大小小的畫像、照片和浮雕，共有四十多件。其中卡萊爾自己的畫像和照片當然最多，大致面容清癯，稜角突兀，神情十分嚴肅，不但眉下目光炯炯，而且鷹隼之下嘴唇緊閉，意志顯得非常堅定。卡萊爾早年英俊無須，到了晚年，他便蓄起滿腮滿頦的須來。世人習見的卡萊爾，是美國畫家惠斯勒所繪「卡萊爾像」中的老人。那時卡萊爾已經七十七歲，寂寞鰥居也已六年，圖中的老作家側面而坐，一身黑色大衣，高頂的黑呢帽覆在膝頭，右手拄杖，左手壓在交疊的股上。此時的卡萊爾鬚髮鬅鬙，神色黯淡，顯已垂垂老去。其他人像之中，最引我注意的，是歌德與愛默生。這兩位文豪，一位是卡萊爾的前輩，一位是他的晚輩，和他的關係都很密切。歌德的作品傳入英國，卡萊爾是最早的譯介人之一，卡萊爾的作品傳入美國，則是愛默生的首功。經過這位晚輩的宣揚，卡萊爾早年在美國的聲譽甚至超過國內，作品的銷路也是美國領先。
其實愛默生只比卡萊爾小八歲。他曾經兩訪卡萊爾：第一次是在蘇格蘭那幽僻清冷的農莊上，那時愛默生才三十歲，卡萊爾剛發表了他最傑出的論文《論本色》，最重要的哲學大著《裁縫新制》也甫脫稿，但還不能算已成名。年輕的愛默生卻已慧眼獨具，覷識他行將領袖文壇的潛力。那時華茲華斯和柯爾律治都已逾花甲，在政治上成為保守分子，浪漫派少壯的一輩，拜倫、雪萊、濟慈，均已早夭，而比愛默生更年輕的丁尼生和布朗寧當然還未成氣象；青黃不接的英國文壇，可謂無人。愛默生在卡萊爾對教會、議會、工業社會的猛烈批評里找到了一位先知，感奮之餘，便帶了經濟學家米爾的介紹信，迢迢北征，去蘇格蘭拜訪卡萊爾。做主人的很喜歡這位美國來客，事後在給米爾的複信中說：「你介紹的愛默生，在寂靜的星期天午後，我們正用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