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小說大家狄更斯的名著《雙城記》，以法國大革命的動蕩時代為背景，敘述在倫敦與巴黎之間發生的一個悲壯故事。卷首的一段名言，道盡一個偉大時代的希望與絕望，矛盾之中別有天機，歷來不斷有人引述。其實雙城的現象不但見於時勢與國運，即使在個人的生命里，也常成為地理的甚至心理的格局。不過雙城的格局也應具相當的條件。例如相距不可太遠，否則相互的消長激蕩不夠迅疾，也欠明顯。同時雙方必須勢均力敵，才成其為犄角之勢，而顯得緊張有趣，否則以小事大或以大吞小，就難謂其雙了。另一方面，距離也不能太小，格調也不能太近，否則缺少變化，沒有對照，就有點像複製品了。
這麼說來，《安娜·卡列尼娜》中的莫斯科與聖彼得堡也算得是雙城。長安與洛陽先後成為西漢與東漢的京都，當然也是雙城。其實長安的故址鎬京與洛陽，先後也是西周與東周建都所在。民初作家筆下並稱的京滬，旗鼓相當，確有雙城之勢，但是對我並非如此，只因我久居南京而少去上海。抗戰時代，我在重慶七年，卻無緣一游成都。後來在廈門大學讀了一學期，也從未去過福州。我的生命之中出現雙城的形勢，是從台北和香港之間開始，那時，七十年代已近中葉了。
其實對我說來，七十年代是從丹佛啟幕的。在落基大山皚皚雪峰的冷視下，我在那高旱的山城住了兩年，詩文的收穫不豐，卻帶回來熱烈的美國民謠和搖滾樂，甚至宣稱：在踏入地獄之前，如果容我選擇，則我要帶的不一定是詩，而且一定不是西洋現代詩。
一九七一年夏天我回到台北，滿懷鼓吹美國搖滾樂的熱情，第一件事情便是在《人間》副刊發表我翻譯的一篇長文，奈德·羅倫（Ned Rorem）所撰的《披頭的音樂》，頗令一般文友感到意外。那時的台灣，經濟正趨繁榮，「外交」卻遭重挫，政治氣氛相當低迷。主編王鼎鈞拿到我的稿子，同樣覺得意外，並且有點政治敏感，顯得沉吟不決，但終於還是刊出了。不久我去各校演講，常以美國的搖滾樂為題，聽眾很多。我對朋友自嘲說，我大概是台灣最老的搖滾樂迷了，同時我為《皇冠》雜誌寫一個專欄，總名《聽，那一窩夜鶯》，原擬介紹十二位女歌手，包括瓊娓·米巧和阿麗莎·富蘭克林，結果只刊了瓊·拜絲和久迪·柯玲絲兩位便停筆了，十分可惜。
自己的創作也受到歌謠的影響。其實早從丹佛時代的《江湖上》起，這影響已經開始。在詩集《白玉苦瓜》里，這種民謠風的作品至少有十首：日後的《兩相惜》《小木屐》等作仍是沿此詩風歌韻。當時寫這些格律小品，興到神來，揮筆而就，無須終夕苦吟，卻未料到他日流傳之廣，入樂之頻，遠遠超過深婉曲折的長篇。像《鄉愁》《民歌》《鄉愁四韻》這幾首，大陸讀者來信，就經常提起。詩，比人先回鄉，該是詩人最大的安慰。
這當然是後來的事了。但是早在七十年代初期，這些詩在受歌謠啟示之餘，已經倒過來誘發了台灣當時所謂的現代民謠。楊弦把我的八首詩譜成了新曲，有的用西洋搖滾的節奏，像《搖搖民謠》；有的伴以二胡低回而溫婉的鄉音，像《鄉愁》。不過楊弦統稱之為現代民歌，而且在一九七五年六月六日的雨夜，領著一群歌手與琴手，演唱給中山堂的兩千聽眾。這時，七十年代剛到半途。
後來現代民歌漸成氣候，年輕的作曲者和歌手紛紛興起，又成了校園歌曲，歷七十年代而不衰。但自八十年代以來，這一股清新的支流漸被吸入流行歌曲的滔滔洪流，涇渭難分，下落不明。除了像羅大佑那樣仍能保持鮮明的反叛風格者之外，多半都已陷入商業主義，不但內容淺薄，歌詞尤其鄙陋。
在六十年代的文壇，期刊雜誌曾經是為嚴肅文學證道甚至殉道的重鎮。除了同人詩刊之外，《文星》《現代文學》《文學季刊》《幼獅文藝》《純文學》等雜誌，前前後後，撐持了大半個文壇。若要追尋六十年代的腳印，多在此中，因為那時報紙的副刊，除了林海音、王鼎鈞少數主編者之外，都不很同情現代文學，所以「前衛作家」之類不得不轉入地下，成為「半下流社會」。
但是到了七十年代，情況卻有了逆轉，副刊漸執文壇牛耳，文學雜誌卻靠邊站了。令人印象最深的，乃是崛起《人間》的「高信疆現象」。……在文壇上，當時寫實主義與鄉土意識乃應運而生。高信疆適時出現，英勇而靈巧地推進了當年的文運，影響至為深遠。方其盛時，簡直可以「挾繆斯以召作家」，左右文壇甚至文化界的氣候。他的精力旺，反應快，腳步勤，點子也多，很有早年蕭孟能、朱橋的遺風，卻比前人多了大報的銷路、頻率、財力可供驅遣。從專題策划到美工升級，從專訪、座談、演講、論戰到大型文學獎的評審，副刊在高信疆的運轉之下，發揮了前所未有的魅力與影響。
這情形，直到一九七八年瘂弦從威斯康星學成歸國，才有改觀。瘂弦是一位傑出詩人，且有多年主編《幼獅文藝》的經驗，文壇的淵源深廣，接手《聯副》之後，自然成為另一重鎮。於是兩大報副刊爭雄的局面展開，成為文壇新的生態。在七十年代，報禁未開，每天三大張的篇幅中，副刊最具特色，影響十分深遠。作家在大報上只要刊出一篇好作品，就為文壇眾所矚目。反而在解嚴之後，各報大事增張，徒然多了一些言不及義的港式「無厘頭」副刊，模糊了文藝和消遣的區分。在「雞兔同籠」的渾水裡，真正的作家欲求一文驚世，比從前反而要難得多了。
七十年代的文學期刊，只有《中外文學》和《書評書目》等寥寥幾種，影響不如六十年代。兩大報的副刊不但讀者多、稿酬高、言論開放、文章整齊、版面活潑，且多海外作者，視界較寬。兩邊的編輯部有的是人力與財力，而且勤於邀約海外稿件，因為當時台灣的言論與資訊限制仍多，海外學者與作家乃顯得見多識廣，尤以對大陸的情況為然，何況人在海外，也比較不怕政治禁忌。所以夏志清的論評、陳若曦的小說，每刊一篇，常會引起一陣轟動。曾有若干作者，在台灣投稿不刊，去了美國再投回來，就登出來了。這種「遠來僧尼情意結」（因為有不少女作家），引起一句笑話：「到人間的捷徑是經由美國。」
香港，當然也是一條捷徑。早在七十年代，相對於台北的禁閉，香港是兩岸之間地理最逼近、資訊最方便、政治最敏感、言論卻最自由的地區；而在兩岸若離若接的後門，也是觀察家、統戰家、記者、間諜最理想的看台。
……
我去香港中文大學的中文系任教，是在一九七四年的夏末。這決定對我的後半生，影響重大，因為我一去就是十一年，再回頭時，頭已白了。如果我當初留在台北，則我的大陸情結不得發展，而我的香港因緣也無由發生，於是作品的主題必大為改觀，而文學生命也另呈風貌。歷史的棋局把我放在七十年代後期的香港，對我說來，是不能再好的一步。
但是初去香港，卻面臨一大挑戰。英語和粵語並行，西方和東方交匯，左派和右派對立，香港確實是充滿矛盾而又兼容並蓄的地方：兩岸下棋，它觀棋，不但觀棋，還要評棋。
我去香港，正值「文革」末期，……中文大學的學生會，口號是「認祖關社」（認識祖國，關心社會），言論完全追隨新華社，對台灣的一切都予否定。從九龍乘渡輪去香港，中國銀行頂樓垂下的大紅布條，上書「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在波上赫然可見。……
在那種年代，一個敏感的藝術心靈，只要一出松山機場，就勢必承受海外的風雨。香港，中國大陸統戰的後門，在「文革」期間風雨更大。首先，你發現身邊的朋友都變了。於梨華學妹進入大陸的前夕，在香港和我見面，席間的語氣充滿了對「新大陸」……的樂觀。溫健騮，我在政大的高足，準備研究《金光大道》做他的博士論文，並且苦諫落伍的老師，應該認清什麼才是中國文學的大道。唐吉訶德方欲苦戰風車，卻發現桑丘·龐沙，甚至羅西南代都投向了磨坊的一方，心情可想而知。
然後是左報左刊的圍剿，文章或長或短，體裁有文有詩，前後加起來至少有十萬字，罪名不外是「反華」「反人民」「反革命」。有一首長詩火力射向夏志清和我，中間還有這樣義正詞嚴的警句：你精緻的白玉苦瓜，怎禁得起工人的鐵鎚一揮？時間到了，終難逃人民的審判！
上課也有問題。我教的一門「現代文學」，範圍是五四以來的中國新文學，選課的學生少則五六十人，多則逾百。可是坊間的新文學史之類，不外是王瑤、劉綬松所著，意識形態一律偏左，從胡適到沈從文，從梁實秋到錢鍾書，凡非左作家不是否定，便是消音，沒有一本可用。我只好自編史綱，自選教材，從頭備起課來。還記得在講新詩的時候，一位左傾的學生問我，為什麼不選些當代進步的詩人。我正沉吟之際，班上另一位學生卻搶著說：「那些詩多乏味，有什麼讀頭？」問話的男生拗不過答話的女生，就不再提了。那女生，正是黃維樑的妹妹綺瑩。
每學期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