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客楓城，竟然也有一個半月了。秋色如焚，照亮了近處人家白漆的三角牆和遠處的森林。日暖雲輕的星期日上午，十月的尾巴曬得懶洋洋的，垂下來，成為人家廊上貪睡的花貓。小陽春的北美，尤其是伊利諾伊毗連艾奧瓦的大平原上，所謂秋老虎，並不可怕，因為它斑斕而且柔順，更近乎一隻向陽的花貓。雖說不可怕，柔馴的晌午到了傍晚，也會伸出漸利的貓爪，凌晨的霜齒也會深深陷進喬木，將枯葉咬出斑斑的血跡。秋色之來，莫之能御。紅得剖心滴血的是鹽膚木，赤中帶黑的，是擎天拔地的巨橡，金黃爽脆日色慾透的，則是滿街的楓樹了。說到楓樹，中年的讀者當會憶起大陸的紅葉，唐詩的讀者當會吟起「紅葉晚蕭蕭，長亭酒一瓢」的名句。美國中西部的楓樹，卻是黃葉。風起時，楓城楓落，落無邊無際的楓葉，下一季的黃雨。人行秋色之中，腳下踩的，發上戴的，肩上似有意似無意飄墜的，莫非明艷的金黃與黃金。秋色之來，充塞乎天地之間。中秋節後，萬聖節前，秋色一層濃似一層。到萬聖節秋已可憐，不久女巫的掃帚，將打盡遍地的落楓，聖誕老人的白髯，遂遮暗一九六四的冬陽了。
而此際，秋色猶深，從大西洋到太平洋，從紐約到西雅圖，縱你以七十英里的時速在超級公路上疾駛而去，也突不破重重的秋色了。楓城當然不叫楓城。伊利諾伊州的第二大城，皮奧里亞是密西西比支流伊利諾伊河畔一個古老而繁榮的城市。說它古老，是因為它建基於一六七三年，開鎮史上，數伊州第一。說它繁榮，是因為世界聞名的毛蟲（Caterpillar）履帶開路機，總廠在此。然而這些與我無關。與我有關的，是楓城的一些人物，一些可能出現在馬斯特斯的《匙河集》（Spoon River Anthology）中的人物。
在「亞洲教授計畫」之下，我於中秋之夕，飛來楓城，成為此地布萊德利大學（Bradley Uy）的所謂客座教授。這是三四年級的一年選修課，總名「東亞研究」，在我之後，還有尼泊爾、印度和韓國的客座教授各一，各任半學期的講授。我的部分自然是中國文學。班上一共有三十八個同學。由於選課異常自由，各系的同學都有，系別差異，從英國文學到歷史，從家政到新聞，從數學到政治地理俱全。本來聽說——聽別人警告說——美國的大學生最好發問，且勇於和老師辯論。我的經驗稍有不同。大致上，班上的學生都很注意聽講，有問必答，可是並不緊緊追詰。也許由於缺乏東方歷史和語文的背景，談到中國的問題，他們反而有些羞愧之色。最能引起普遍的興趣的，恐怕是中國的文字，尤其是六書的象形和書法的篆隸行草。從中國的文字開始，我將他們的興趣帶向《詩經》、《楚辭》、漢賦、樂府和唐詩。每讀一首詩，我都為他們準備一篇頗饒英詩意趣甚且合乎英詩格律的所謂「意譯」，一篇逐字逐句追摹原文的所謂「直譯」，最後還有一篇羅馬拼音的音譯。這樣繞著原文打轉，自然比僅讀粗枝大葉的「意譯」較近真相。最令他們好奇而又困惑的，是四聲平仄之類。無論如何努力，他們總不能把四聲讀准，尤其是陽平和上聲。儘管如此，他們最感興趣的，卻是古典詩的朗吟。
講解每一首詩，我必用現代的（我的江南）國語讀一遍，然後用老派名士的腔調朗吟一遍。雖然我的吟法，父親聽了，會說非閩非粵，死去的舅舅聽了，會皺起長眉說念走了腔，而我的四川國文老師（科舉時的拔貢）會放下嘴邊的旱煙筒直搖頭，我自吟自聽，倒覺得蠻過癮的，大有「余亦能高詠」之概。至少安格爾教授聽了，說過marvellous之類的字眼，布萊德利班上的同學們，似乎也有同感。因為千言萬語，苦口婆心，曾不能使他們進入詩的意境，而朗吟的節奏與音色，卻是超意境且直接訴諸聽覺的。
可是面對滿座的金髮與碧瞳，面對瑪麗亞和維納斯的兒女們，吟起「人人盡說江南好，遊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那又是怎樣的滋味？伊利諾伊的大平原上，偶爾也見垂楊，但美國的垂楊不知六朝，也未聞台城，美國的楓樹更不解何為吳江。「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眼前這些美國的小兒女，更不解長安的意義了。
可是美國的青年，也有很可愛的。大致上，我班上的學生都很用功，且認真閱讀指定的參考書。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南喜（Nann Kelley），因為她總是考第一，而且讀完了《紅樓夢》。伶俐而且嬌小，頗有一點拉丁女娃的風味，綰得高高的棕色長發，垂得低低的眼睫，應該上雷諾阿或是莫迪里阿尼的畫面。她的答案總是清晰而中肯，顯示她認真地了解那些問題。她將賈誼的《鳥賦》和坡的《大鴉》對比，分析得非常得體。在「校友回校」期間，她曾參加Homeing Queen的競選，結果雖然落選，卻贏得不少注意。
某日秋霧瀰漫，方進早膳，發現班上的施路哈（Adam Szluha）端了咖啡過來同坐。感覺他的英語有些異樣，追問下，始吐露他是匈牙利人。和他談起李斯特和巴爾托克的音樂，眉宇間漸展喜色，說兩人的作曲多受匈牙利民歌的影響。最後他才告訴我，離開匈牙利已經八年了。……經不起旅途的折磨和鄉愁的呼喚，許多同伴只到了巴黎，便紛紛回去匈牙利。只有施路哈和他的弟弟橫渡大西洋，到了美國。可是在美國，施路哈說，兩兄弟並不能經常見面。忙於生活，他們總是在不同的城市工作。最近施路哈的父母將從匈牙利來美國，看兩個久別的男孩子。說到這裡，施路哈的眼眶都紅了。
班上另一個男孩，也曾有類似的經驗。那是巴爾納比（Stephen Barnabee）。瘦長而秀逸，尖尖的鼻子，靈活而湛藍的眼眸，披一頭漂亮的棕發。有一次小考，他最後交卷，說那天是他的生日，我竟然送他——指著試題——這樣棘手的禮物。當天中午，我請他在學生中心的自助餐廳吃炸雞。那天巴爾納比剛滿二十一歲，算是成人了，一團高興。原來美國的小夥子有兩個大生日，值得大慶特慶。那是十六歲生日和二十一歲生日——十六歲是可以開車的年齡；而二十一歲是成年，到這一天，你可以去投票選高華德或是詹森，更重要的是，你可以堂然步入酒肆，向酒保大呼：「一杯威士忌！」那天我當然沒請巴爾納比喝酒，可是在可口可樂與炸雞之間，巴爾納比告訴我他在西德做鋼鐵鋸工的生活，說他怎麼喜歡慕尼黑，怎麼從西柏林乘火車去東德，看東德無歡的市民和冷落的街道，看東德的警察手持衝鋒槍戒備的情況。
高大、英挺、整齊的平頭，濃黑的眉下閃動著熱切的眼睛和微笑的齒光，那是克尼爾（William Kneer），我叫他比爾。他是新聞系二年級的學生，皮奧里亞本地人。我來了沒多久，比爾便代表校刊《布萊德利偵探》（The Bradley Scout）來採訪，之後便在十月一日的那一期發表了一篇訪問記。不久，當地日銷十萬份的《皮奧里亞星報》（The Peoria Journal Star）派了一個記者叫菲利普的，來訪問我，指明要我談中國大陸的文學問題。我即就魯迅和胡風的悲劇解析文學和宣傳的不能相容，並闡明我在台灣從事現代中國文學的立場。這篇訪問記長兩千多字，曾在十月二十二日晚刊和二十三日的晨刊上連載兩天。正是美國大選的前夕，兩黨競選的熱潮，衝擊著大學的紅樓。……
我的講課，原不囿於中國的古典詩。接著唐詩，我講到中國的散文——先秦諸子的散文、史記的散文、六朝的駢文和韓愈的古文運動。之後便是中國的小說，限於時間，只能以《紅樓夢》為中心。最後的兩個禮拜，我便集中在現代文學，談到梁啟超的新文體，王國維的文學批評，林琴南的翻譯小說，談到胡適和陳獨秀的文學革命……最後談到台灣現代文藝的運動，現代詩和抽象畫的高度發展，並且放映七十多幅抽象畫與二百多幅古典畫的彩色幻燈片。此外，我更應邀在當地美以美教會概述中國的宗教，在宗教系的班上談中國的文字，並在英文系的班上誦讀中國的古典詩與現代詩。居停主人，美以美教會的牧師杜倫夫婦（Rev.&Mrs.F.Roy Doland），待我異常親切，使我遠適域外，仍得分享家庭樂趣。由於他們的嚮導，我有機會瞻仰到民主巨人林肯在新薩倫（New Salem）的遺迹，和他在斯普林菲爾德（Springfield）的紀念碑與故居。那是十月下旬，響朗朗的一個晴日下午，小陽春的天氣，宛若回光一瞥，欲去還留。方向盤在杜倫先生闊厚的掌中，指揮一九六四的雪翡瑙瓦，饕餮多少英里的秋色。高速的觀覽中，成熟的風景慷慨地展現她的多姿，地平線和縱游之目在天地難解處捉迷藏，反正伊利諾伊州有足夠的平原，讓你馳車，馳目，馳騁幻想。沒有什麼比春秋佳日坐在疾行的車中更能放縱幻想的了。七十英里，七十五英里，八十五英里，速度快得似乎可以逸出悲哀的常軌，而不知名的國度似乎即在面前湧起。畢竟秋季已經成長到飽和，橡葉已經紅得發焦，楓葉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