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那天晚上，我跟你談了泰奧朵拉·卡茨，我以為是泰奧朵拉·卡茨的那個女人，依然活著的她，但在戰後，戰爭結束後的那一年。我告訴你她住的旅館在瑞士，泰奧朵拉·卡茨去世前最後住的正是河谷旅館。在納粹集中營里找到的奄奄一息的孩子們遣返後，也被送進了這家瑞士旅館——一座帶水池和浴女雕像的方形建築物。這些來歷不明的孩子整天大呼小叫，又吃又笑，使這家旅館，這個倖存孩子們待的地方簡直沒法住。不過，似乎泰奧朵拉·卡茨正是在河谷旅館真正感到了幸福。
你帶著我未曾見過的溫柔問道：
「是些孤兒？」
我無法回答你。你呢，你又問：
「猶太人？」
我說恐怕是。我還說再也不該以偏概全，永遠不該。不過我仍然哭了，因為我總和猶太孩子們在一起。我說：是的，猶太人。
我跟你講，在這家瑞士旅館裡，孩子們，他們偷食物、麵包、點心，並且藏起來。他們什麼都藏。他們脫得一絲不掛，往水裡扎。水，他們喜歡得要命。人們望著他們。在旅館裡無其他事可干。他們在這個水泥池子里把自己弄傷，但他們快樂無比，沒有覺得受傷。有時水池的水被他們的血染成粉紅色，於是便換水。人們無法禁止他們做任何事。任何事。
我們想摸摸他們的臉時，他們就搔我們，朝我們吐口水。
他們當中有很多人忘記了自己的母語、名字、姓氏、父母。他們發出各種不同的叫聲，但彼此能夠理解。據這家旅館的人說，那個時期，他們都來自波蘭，如一個地區般龐大的維爾納 猶太人大聚集區。
「因為這些孩子，泰奧朵拉從這家旅館逃走，以便能繼續活下去。」
我曾說過，她逃離這家旅館是可能的，但是我，我不相信。
我說泰奧朵拉取決於我。我一認識她，她便取決於我，即便我很少寫她。
我說我覺得這也取決於時刻。夜裡我相信已經見過她，泰奧朵拉。有些日子我以為是戰前在巴黎與她結識的。早上我什麼都不知道了。早上我相信我從來沒有見過泰奧朵拉·卡茨。無論何時何地。
「泰奧朵拉這個名字是你杜撰的。」
「是的。這個年輕女子的一切都是我杜撰的：眼睛的綠顏色、體態的美、她的嗓音，因為我知道她中過毒氣。有人對我第一次說出這個名字時我便認出了它。它只能是我杜撰的。我杜撰了名字，或許是為了得以談論被德國人謀殺的猶太人。一個軀體沒有任何名字，這毫無用處。」
你說：
「應該說：納粹。」
我說我從來不用納粹來指德國人。我將繼續這樣說：德國人。我相信某些德國人永遠擺脫不了他們的屠殺，他們的毒氣室，他們弄死的所有猶太新生兒，他們在猶太青少年身上進行的外科實驗。永遠擺脫不了。
她住在大學街或附近的一個小房間里……她十分孤單。面容嬌艷如花。她也是貝蒂·費爾南代斯的朋友，德國人一到，後者便把這間房借給了她。
我記憶猶新的是泰奧朵拉·卡茨發瘋似的想學習法語，直至能用這種語言寫作。
我哭了。我們停止交談。夜將盡。談完孩子後我們躲到了床上，我在床上哭。你說：
「別哭了。」
我說我根本止不住這些淚水。哭泣變成了我的一項義務，生活中的一種需要。我，我可以用我整個的身體、我全部的生命來哭，我知道，這是我的運氣。對我而言，寫和哭是一樣的。不成體統才寫得出快樂的書。喪事應該辦得彷彿它本身便是一種文明，對死亡的全部記憶的文明，這死亡是人宣判的，不論性質如何，是受懲罰而死，抑或因戰爭而死。
你問我：
「應該如何處置法國的納粹呢？」
「跟你一樣，我不知道。把他們殺了。聽我說，如果聽任法國人和德國納粹一樣隨便殺人，法國人也會變成殺人兇手。讓那些人活著是法國的恥辱。沒有大開殺戒，我們至今仍耿耿於懷。」
我投入你的懷抱，兩個人一起哭。有時候笑笑，為哭泣感到不好意思。接著淚水又往下淌，我們又笑自己對此無能為力。
你說：
「你沒見過泰奧朵拉。」
「我見過，但如同見過街頭走過的大美人，或者女電影演員、女話劇演員，所有這一類的女子。出名的女子，不論美不美，但名氣大，招人議論。是的，她獨自移民到各地。有很多年，人們處處見到她，泰奧朵拉·卡茨。」
「有個人知道她……」
「是的。貝蒂·費爾南代斯聽說過。一九四二年，有人每天早上在德國的一個車站見到她，一個運送猶太人的編組站。在那兒發現了一些很美的畫，和泰奧朵拉這個人。她被送到這個車站一定是送錯了，被流放的猶太人從來不在這兒上車去奧斯威辛。聽說她一個人和站長在一起。還聽說泰奧朵拉下火車時也許自己下錯了站。也許有個德國人看她面龐如此溫柔美麗，看她青春年少，便告訴她應該在此下車，這樣或許可以救她一命。她拿起手提箱下了車，沒提任何問題。她一定非常堅決地要乘坐這列火車，身著那件潔白的連衣裙，她那樣美，那樣優雅，因此沒有任何人，任何鐵路職員向她要票。炭筆畫畫的總是同一個年輕女子，總穿著同樣的白色衣裳，坐在花園一角同一棵樹下，一張始終面對編組站的白色扶手椅里。這些畫沒有存放在火車站的同一個地點。院子的地上有。到處都有。聽說：地上尤其多。人們猜想戰後有人住在火車站，他們遭到了搶劫。總是同樣的畫，畫中人酷似泰奧朵拉·卡茨：她總穿白衣裳，一身英國女子的打扮，著白衣，戴帽子，化淡妝，戴一頂草帽，坐在同一棵樹下的帆布椅里，面對一盤普通的早餐。她久久地待在那兒，泰奧朵拉。她起得早，總在同一時間淋浴，穿好衣服，去花園用早餐，以便隨後乘這列火車，它總有一次會把她帶離那兒，帶離德國。火車站守衛每天給她送來美味的食物。他說每天他也在等這趟火車，他們從來沒有耽誤過。每天，每個早上，他們等著同一列火車，猶太人的火車。每天，每一列火車經過後，她都說現在那趟車一定過去了，不可能等到了。對這列定時駛過的火車，我思考了很久。我相信也想過，對泰奧朵拉·卡茨而言，這列火車是她的希望之車，斷頭而死之車，以活生生的血肉供養奧斯威辛之車。
她一輩子很少講話，泰奧朵拉，像某些英國女子，她覺得話語喧鬧，騙人，她呢，她選擇了寫作的寂靜。
你問火車站位於德國哪個地區。她，她相信在克拉科夫以南，朝南邊國界的方向。在那些被詛咒的地區。她原籍英國，但在比利時長大。她不熟悉歐洲地理，跟許多英國人一樣，只喜歡倫敦、巴黎和海灣國家。
你問我那個守衛火車站的人是否在她睡著時去造訪她。我相信我寫過這件事，是的，在她睡著的時候。我不能肯定此人就是戰爭期間她住了兩年的那個火車站的站長。為什麼不是呢？或許他們相愛了，這點我想過，甚至想過後來她正是為情而死的。
我說我沒有想方設法去打聽，關於泰奧朵拉，我沒有問過任何這樣的問題，但我相信他們成為情人並非不可能。
你問我作何感想。我對你說，我從未問過那男人的姓名，也從未問過畫上那位年輕白衣女子的姓名。我說我一聽到這個故事，就講出泰奧朵拉·卡茨這個自然聽見過的名字。臨了，幾年後，我身邊的人都這樣稱呼那位迷失在死亡歐洲的白衣女子了。
我對你說，我知道自己見過泰奧朵拉，但我只記得貝蒂·費爾南代斯，我對她十分熟悉，我告訴過你，她是年輕的泰奧朵拉·卡茨的朋友。我知道貝蒂·費爾南代斯非常愛她，並且欣賞她。
我從未忘記這個名字，這個時期，這衣裙的白色，這天真的對死亡列車或愛的列車——人們當時不清楚，也一直沒搞清楚——的等待。
你說即便我不認識泰奧朵拉，從未接近過她，也應該告訴你我以為她可能有的遭遇。
我相信，依我的想法，她在戰爭結束前回到了英國。她先就職於倫敦一家很有名的文學雜誌社，隨後嫁給了英國作家G.O.。她不快活。我對她的了解，主要在她與作家G.O.結婚之後，這位英國作家享譽全球，我對他極為欽佩。她呢，她從未深愛過他，無論作為作家，還是作為男人。
你問我泰奧朵拉在倫敦什麼樣。我說她長胖了。她不再與丈夫做愛，她再也不願意做，絕不，她說：寧可死。
你說：
「這個倫敦女子，是德國火車站的那個女子嗎？」
「我從未求證過。我能說的就這些。不過，我認為這並非不可能。她總算是個人物，即便死了，也會有個歸宿，被英國或其他地方的一個家庭討回去。可是不。沒人討要泰奧朵拉·卡茨的遺體。」
「可有一次她從這個火車站走了。」
「是的。除非在納粹德國失敗後，有些人在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