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去世前兩年，給了我一個小小的手提箱，裡面裝滿了他寫的文章、一些手稿以及筆記本。他像往常開玩笑那樣，用一種調侃的口吻要我在他走後讀一讀，他所說的走後，是指離開人世。
「就隨便看看吧，」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說，「看看裡面有沒有什麼你能用得上。也許在我走後，你可以挑一些發表。」
我們在我的書房裡，周圍全是書。父親想找個地方把手提箱放下，他在屋內轉來轉去，就像一個急於卸掉痛苦包袱的人。最後，他把箱子悄悄放到一個不起眼的角落。這是一個尷尬的時刻，我們永遠都不會忘記，但等這陣尷尬一過，我們隨即又恢複了常態，輕鬆地面對生活。那好開玩笑、愛嘲諷的自我又再次回來。我們又輕鬆了起來，像往常那樣聊天，並沒有感覺到太多的悲哀。我們開始談談日常瑣事，聊聊土耳其沒完沒了的政治麻煩，還有父親那幾乎完全失敗的商業投資。
我記得，父親離開之後的好幾天內，我曾來來回回經過這個手提箱數次，但卻碰都沒碰它一下。我太熟悉這個小巧的黑色皮質手提箱了，熟悉它的鎖，它的圓形箱角。短途旅行的時候，父親常常帶著它，有時還用它裝著文件去上班。記得我小時候，父親旅行歸來時，我總是會打開這個小手提箱，翻騰他的東西，聞著那古龍香水和異國他鄉的味道。這個箱子對我來說是個老朋友，是件能強烈喚起我童年和過往記憶的紀念品，而現在我甚至不敢碰它。為什麼？毫無疑問，這是因為，它裡面的東西有著神秘的分量。
此刻，我想談談這分量的含義。這是一個人把自己悶在屋裡，坐在書桌前創造出的東西，是躲在角落裡表達他的思緒——而這，正是文學的意義。
有時，我也的確觸碰過這個箱子，但仍沒有勇氣去打開它。對於裡面有些筆記本上寫的是什麼，我再清楚不過。我曾見過父親在這些筆記本上寫過東西。而對於這些東西沉甸甸的分量，我也並非初次覺察。父親曾有一間很大的書房，上個世紀40年代末，他還年輕的時候，曾夢想成為一名伊斯坦布爾詩人，並把瓦萊里的詩譯成土耳其語。但是，他從未真想過那種生活：在一個貧窮的國度里，以寫詩為生，守著寥寥無幾的讀者。我的祖父——父親的父親——是個富有的商人。富有，使父親在幼年和青年時代都過著舒適的生活，他不想為文學，為寫作而忍受艱辛。他熱愛生活中的一切美好——這我理解。
我和父親的手提箱里總是保持著一段距離。這首先是因為，我擔心自己會不喜歡讀到的東西。也許正因為父親早料到了這一點，所以他故意表現出對箱子里的東西並不很在意。在從事了二十五年的寫作之後，看到這點我很難過。但對他沒有足夠認真地對待文學，我並不生氣……我真正擔心的、最不想知道或發現的是，父親可能是一位優秀的作家。惟其如此，我才不敢打開父親的手提箱。更糟糕的是，我甚至拒絕承認這一點。如果真實而偉大的文學從父親的手提箱內噴涌而出，那我就不得不承認，在父親體內存在著一個截然不同的人。這種可能性令人恐懼，因為即使已步入中年，我仍然渴望父親僅只是我的父親而已，並非作家。
作家，意味著耗費經年累月的耐心，去挖掘自己內在的第二自我，去認識塑造了他的那個世界。談到寫作，首先浮現在我腦海的，不是一部小說、一篇詩歌，或者某個文學傳統，而是這樣一個人：他將自己關在房中，坐在桌前，獨自審視自己的內心；他在一片陰暗之中，用語言建構起一個新世界。這個男人，也可能是女人，或許會用打字機，會利用電腦之便，抑或只是用筆在紙上書寫，一如這麼做了三十年的我。寫作的時候，他也許會喝點茶或咖啡，或者抽根煙，還時不時會從桌邊站起，透過窗戶望著街上玩耍的孩子。如果幸運的話，他會看到樹林，看到風景。而運氣不好的話，他就只能看到外面一堵黑漆漆的牆。如我一般，他會寫詩，寫劇本或是小說。等到他坐在桌邊，耐心地凝視內心，一項艱巨的任務就此開始，於是，一切因此變得不同。寫作，就是要將這種凝視內心的眼光化為語言，去探討一個人幽居獨處時所進入的那個世界。而且，他要懷著極大的耐心、執著和愉悅之情來做這一切。一連數日、數月、數年，我坐在桌前，慢慢將新的詞句寫到空白的紙上，我感到自己正在創造一個新世界，正在我內心分娩另一個自我，就像有些人建造橋樑或是穹頂那樣，他也要一塊石頭、一塊石頭地往上砌。而作家使用的石頭，就是詞語。我們將它們放在手心，感知它們彼此銜接的方式：有時，我們站在遠處觀察，有時又恨不能用手指或是筆尖去撫摸它們，掂量它們的分量，改變它們的位置。如此一年到頭，帶著耐心而又滿懷希望，我們就創造出了新的世界。
作家的秘密並非靈感——靈感從何而來並不清楚。作家的秘密是執著，是耐心。在我看來，人們當初創造「以針挖井」這句可愛的土耳其諺語時，他們的腦中所想的，大概就是作家。在一些古老的故事中，我非常欣賞法赫特的耐心。他為了自己的愛情，要將山體鑿通——對此我非常理解。在小說《我的名字叫紅》中，我描寫了一群年邁的波斯細密畫家。他們經年累月以永恆不變的激情去描摹同樣一匹馬，記住每一筆畫，直至閉著眼睛也能再現那匹俊美的馬。我知道這時，我其實是在談論寫作這個職業，在談我自己的生活。如果一個作家想講述自己的故事，那他就得慢慢地講，就彷彿他在講述別人的故事。如果他想感知故事的魔力正自他體內升騰，如果他想要坐到桌前耐心地投入這門藝術，這種技藝之中，那他首先就要心懷希望。靈感的天使有時會定期拜訪某些人，而對另一些人則鮮有光顧。他總是偏愛那些信賴他的人。在作家感到最為孤獨，對自己的努力、夢想和創作價值最為懷疑的時刻，當他覺得自己的故事僅只是自己的故事時，就恰在此時，天使會向他昭顯一些故事、意象和夢想，幫他草繪出渴望建構的世界。假若回顧一下那些我為之獻出了整個生命的作品，我會吃驚地發現，似乎那些令我痴醉狂喜的語句、夢境、篇章，並非源於我自己的想像，而是另一種力量發現了它們，將之慷慨地呈現給我。
我害怕打開父親的手提箱，閱讀他的筆記本，因為我知道他不堪承受我所忍受的苦楚，因為我知道他喜愛的不是孤獨，而是呼朋喚友，聚會調侃，與朋友為伍，有人相伴。但後來我的想法有了轉變。我的想法，這些棄世與忍耐的夢想，都只是從自己的生活以及作家經歷中得來的偏見。許多才華橫溢的作家，都是在呼朋喚友與家庭生活中，在友人陪伴與輕鬆閑聊的氛圍下寫作的。此外，父親在我們年幼時，曾厭倦了單調的家庭生活，拋下我們只身前往巴黎。在那裡，他就像許多作家一樣，坐在旅館裡，在本子上塗寫。我也明白，那些筆記本有些就在這個手提箱里。幾年前，在把箱子交給我之前，父親就對我談起過那個時期的生活，談起過我孩提時代那些年頭的生活。但他從不提及他的弱點、他想成為作家的夢想，或是他在旅店房間里思索著的令他苦惱不堪的身份問題。相反，他總是興高采烈、無比真誠地對我講，他是如何在巴黎的人行道上邂逅薩特，並讀了哪些書，看過什麼電影。他談話的神情，就好像某人正在透露什麼重大新聞。成為作家後，我永遠不會忘記，我之所以如此，一定程度上要感謝這一事實：我有這樣一個父親，他喜歡對我談論許多世界作家，這種興趣遠勝於談論那些高貴的帕夏或是偉大的宗教領袖。因此，我或許應該心存此念來讀讀父親的筆記本，並謹記我是如何受益於他的大藏書室。同時，我也不應太過在意他的文學水準，而是應該時刻銘記，父親在和我們一起生活時，曾如我一般，喜歡獨自沉浸在書本和思緒之中。
然而，當我忐忑不安地注視著父親交給我的手提箱時，我還是感到要打開它是如此之難。父親有時候會躺在沙發里，面前堆著他的書，手裡的書或是雜誌也被丟到一邊。他恍恍惚惚做起夢來，長久地沉浸在遐思之中。這個時候我從他臉上會看到另一種表情，與他開玩笑、調侃、嘮叨家常時完全不同，那時我看到了一種凝視內心的最初徵兆。我此刻總是戰戰兢兢，這種感覺在童年和少年時期尤為強烈，因為我知道他有不滿意的事。現在，許多年過去後，我明白了，這種不滿是使人成為作家的基本特質。要成為作家，只有耐心與勤苦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強迫自己遠離人群的喧鬧，遠離朋友的陪伴，遠離瑣碎的日常生活，而將自己關在房子里。我們渴望有耐心和希望，這樣才可以用寫作來構建一個深刻的世界。而且，我們將自己關在房中的慾望，正是促使我們行動的力量。現代文學發軔期的作家蒙田，無疑是這類特立獨行的作家之先驅。他總是要審閱自己的作品，直至心滿意足。他只傾聽自己良知的聲音，勇於質疑他人的語言。他總是通過與作品交談，來樹立自身的思想，自己的世界。父親經常翻閱蒙田的作品，向我推薦他。我自己也渴望躋身這類作家之列：不論身在何處，東方或是西方，他們都將自己與世界隔開，將自己與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