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爾罕·帕慕克於1952年出生在伊斯坦布爾，現仍生活在這裡。在土耳其共和國早期，他的家族因修建鐵路致富。帕慕克上過羅伯特大學，伊斯坦布爾的特權精英階層都把子女送往這裡接受世俗、西方教育。早期，他對視覺藝術非常熱愛，但在進入大學學習建筑後，決定要從事寫作。他現在是土耳其擁有讀者最多的作家。
他的第一部小說《傑夫代特先生》發表於1982年，隨後又發表了《寂靜的房子》（1983），《白色城堡》（1985/1991年出版英文版），《黑書》（1990/1994），《新人生》（1994/1997）。2003年帕慕克因《我的名字叫紅》獲得IMPAC都柏林文學獎。這部有關兇殺的神秘小說以16世紀的伊斯坦布爾為背景，由多重聲音來完成敘述。該小說探討的主題是他所有小說都關注的中心問題：一個地跨東西方國家的複雜身份，兄弟手足相殘，雙重性的存在，美與創意的價值，令人不安的文化影響。《雪》（2000/2004）集中表現宗教和政治激進主義，是他第一部針對當代土耳其政治極端主義的小說。這部作品確立了他在國外的地位，但是國內的反響卻意見不一。帕慕克最近的作品是《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2003/2005）。這本書是對他自己的雙重描繪——童年和青年時的樣子——還寫到了他的家鄉。
這次採訪奧爾罕·帕慕克，一是通過在倫敦的兩次會談，再就是通過信件往來。第一次談話在2004年5月，正值《雪》在英國出版之際。當時為談話準備的房間十分特別，那是一間在酒店地下室拼湊出來的場所，燈光明亮、空調不時會發出噪音。帕慕克來了，淺藍色的襯衫上套著一件黑色燈芯絨夾克，下身穿著條深色的寬鬆褲子。他說道：「就算我們死在這裡，別人都找不到我們！」於是，我們挪到酒店大廳一個安靜舒適的角落，在那裡談了三個小時。其間，我們只停下來喝了點咖啡，吃了些雞肉三明治。
2005年4月，帕慕克因《伊斯坦布爾》的出版事宜回到倫敦。我們又在那家酒店大廳的同一個角落坐下來談了兩個小時。剛開始，他顯得相當緊張、過於理智。兩個月前，他在接受瑞士報紙《每日導報》（Der Tages-Anzeiger）的採訪，談到土耳其時，曾這樣說：「三萬庫爾德人和一百萬亞美尼亞人在這個國家被殺害，除了我，沒有人敢談論這件事。」這句評論在土耳其民族主義新聞界掀起了一場沒完沒了的反對帕慕克的運動。畢竟，土耳其政府堅持否認其曾在1915年對土耳其的亞美尼亞人進行了有計畫的滅種屠殺，並強制施行法律，嚴厲制止談論仍然存在的庫爾德人衝突。帕慕克在談論這個有爭議的問題時，拒絕把他的話留作公眾記錄，因為他希望這個問題能很快淡化。但是，到了8月份，帕慕克仍然因為他曾在瑞士報紙上所做的評論受到了起訴，依據土耳其刑事法典301法案，帕慕克被訴「公開詆毀」土耳其身份——這一罪行最高可對他實施三年監禁。儘管國際新聞界大肆報道他的案件，儘管歐洲議會以及國際筆會對土耳其政府進行了強烈抗議，但當這期雜誌在11月中旬出版時，帕慕克還是於2005年12月16日按預定時間接受了審判。
——安琪兒·古利拉-奎塔納
採訪者
要接受採訪，你的感覺怎樣？
奧爾罕·帕慕克
我有時會覺得緊張，因為對有些沒意義的問題，我常會給出愚蠢的回答。用土耳其語、英語回答都會出現這種情況。我的土耳其語講得糟糕，總會說些愚蠢的句子。在土耳其，我因為採訪受到的攻擊，比因為我的作品受到的還多。那裡的政治辯論家和專欄作家們不讀小說。
採訪者
總的來說，你的作品在歐洲和美國得到了積極的反響。土耳其的批評界對你怎樣看？
帕慕克
美好的時光已經結束了。當我在出版最早的幾部作品時，老一代的作家正在衰退。我受到歡迎是因為我是個新作家。
採訪者
你在說「老一代」作家時，想到的是哪些人？
帕慕克
那些有社會責任感的作家，那些覺得文學應該服務於道德和政治的人。他們是堅決的現實主義者，沒有什麼實驗性。就像許多貧窮國家的作家一樣，他們努力為國家服務，耗盡了才華。我不想和他們一樣，因為我在青少年時期就喜愛福克納、弗吉尼亞·伍爾夫、普魯斯特，我從來不追求以斯坦貝克和高爾基為楷模的社會現實主義作品。60與70年代的文學作品後來變得過時了，因此我是作為新一代的作家受到歡迎的。
90年代中期以後，我的書銷售量之大，是任何土耳其人做夢都無法想像的，而我與土耳其新聞界和知識分子的蜜月期也到此為止了。此後，批評界對我的看法，主要都是針對我受歡迎的程度和作品的銷量做出的反應，而不是關心作品的內容。現在，很不幸，我做的政治評論讓我聲名狼藉。這些評論都是從國際採訪中挑揀出來的，再被一些可恥的民族主義記者加以操縱利用，它們使我顯得比實際情況更為激進、在政治上更為愚蠢。
採訪者
因此可以說，有人對你的廣受歡迎做出了不友好的反應？
帕慕克
我十分相信，這是對我的銷售數字與政治評論的一種懲罰。但是，我不再想談論這些了，因為這聽起來，好像是我在進行自衛。也許我把整個情況都弄錯了。
採訪者
你在哪裡寫作？
帕慕克
我總覺得，睡覺的地方或者與伴侶一起居住的地方應該和寫作的地方分開。家庭習慣和瑣事不知為何總會扼殺想像力。他們會殺死我心中的惡魔。家庭生活平平淡淡的日常習慣，會讓我們對其他世界的渴望逐漸消失，而這渴望正是想像力運轉的源泉。因此，多年來，我總是在辦公室或是家外邊的某個小地方工作。我總是有不同的公寓。
不過，我也曾在美國待了長達半個學期。當時，我的前妻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我們住在給已婚學生居住的套房裡，根本沒有空間。因此，我只好在同一個地方睡覺，寫作。周圍的一切都使我想到家庭生活。這讓我不安。於是，我常常會在每天上午開始寫作時和妻子說再見，就像一個去上班的人那樣。我會離開家裡，繞著幾個街區走一圈。那樣，再回到家中時，我感覺就像到了辦公室一樣。
十年前，我發現一套公寓，它俯視著博斯普魯斯海峽，可以看到古城的美景。可以說，這裡能看到伊斯坦布爾最美的景色。它離我居住的地方步行有二十五分鐘的路程。公寓里裝滿了書，我的書桌對著外面的風景。平均每天，我要在這裡待上大概十個小時。
採訪者
每天十個小時？
帕慕克
是的，我是個努力工作的人。我享受工作。有人說我野心大，也許這話有點道理。但是我熱愛我做的工作。坐在桌邊，我很享受，就像一個在玩玩具的小孩兒。本質上這是工作，但它也是快樂和遊戲。
採訪者
奧爾罕，《雪》中與你同名的敘述者，說他自己是一個職員，每天在同一時間坐下來上班。你寫作也是這樣嗎？
帕慕克
我是在強調小說家的職員本性，並把它和詩人的本性相對比。在土耳其傳統中，詩人有極高的聲望。成為詩人是一件極受歡迎、令人尊敬的事。大多數奧斯曼帝國的蘇丹和政客都是詩人。但不是我們現在意義上的詩人。數百年來，做詩人是確立自己知識分子身份的一種方式。這些人大多數把自己的詩歌收集在手稿里，即所謂的迪萬詩。而事實上，奧斯曼帝國的宮廷詩即被稱做迪萬詩。一半的奧斯曼政客都寫迪萬詩。這是一種複雜、有學識的寫作方式，有很多條條框框。這種詩很傳統，喜歡重複。在西方思想傳入土耳其以後，這種傳統融合了浪漫、現代思想對詩人的看法，即詩人渴望真理。這又給詩人的聲望添加了砝碼。另一方面，從本質上說，小說家是憑藉耐心，像螞蟻一樣緩慢地完成長途跋涉的人。他給我們印象深刻的不是其惡魔似的、浪漫的想像，而是他的耐心。
採訪者
你曾經寫過詩歌嗎？
帕慕克
我經常被問到這個問題。我十八歲時寫過詩，並在土耳其發表過一些，但是接著我就放棄了。我的解釋是：我覺察到，詩人是那種上帝通過他來說話的人。詩歌會讓你像中了邪似的。我試著寫詩，但是一段時間後我認識到，上帝沒在和我說話。我為此感到遺憾，然後努力去想，如果上帝要通過我說話，他會說什麼呢？我開始非常小心、緩慢地寫作，想把這事弄明白。而答案就是寫散文，寫小說。於是，我開始像職員一樣工作。有些別的作家會認為這種表述有點侮辱的味道。但是，我接受這種表述，我工作得像個職員一樣。
採訪者
你是說，時間證明寫散文對你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