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1986年
朋友開車到肯尼迪機場接我。在去布魯克林的高速公路上，我們感到很迷惘：貧窮的街區，倉庫，磚屋，破落的加油站，沒有靈魂的公寓……事實上，透過這些房屋，我們不時能看到其後曼哈頓高聳入雲的輪廓線，但這不是我夢想中的紐約。於是，我輕易得出了結論，布魯克林不是紐約。我把包留在一位布魯克林朋友的褐砂石屋裡。我們一起喝茶，抽煙。在公寓周圍漫步時，我心裡仍然在想，這裡不是紐約。我真正要去的地方——我的夢想所在——在那邊，在河對岸。
一小時後，太陽就要下山了，是它將一天拖得如此漫長。我們越過布魯克林橋，來到曼哈頓。所有的城市看起來都差不多，但如果有哪個城市的輪廓人們不會弄錯的話，那就是我現在看到的紐約。在伊斯坦布爾，我剛剛寫完一本新小說，其他的事情接踵而來；我感到很疲憊。此刻，儘管有四十個小時沒有合眼，我還是把眼睛睜得大大的，彷彿覺得在這些巨型輪廓的某處陰影中，我不僅能找到解決地球上任何事情的要訣，而且還能發現我多年夢想的緣由。也許所有的大城市都會讓人產生這種幻想。
在曼哈頓縱橫交錯的街道上驅車而行時，我試圖把眼前所見和心中的形象作個比較。街道擁擠不堪，人行道上的人群像沉浸在寧靜的夢境中似的緩慢移動著，還有晚上常見的燈火。但真正吸引我的，並不是這些東西。當朋友已厭煩了在街上來回開車逡巡之際，我卻明白了：我的眼睛在不停地搜索，因為它們尚未找到這些風景背後的奧秘，尚未發現所有夢想者希望有朝一日能揭示的真相。我決心要謙虛一點：我必須堅韌不拔、逆來順受，從街道的風景中找到這個奧秘——從平常的路面，街上的小店，還有那街燈令人熟悉的光亮中去尋找。如果我在夢中曾瞥見的偉大真理確實存在，那它也絕不會在那些摩天大樓的陰影中顯現，它需要我用自己的耐心和細微的探索去察看。
接下來的幾個小時里，我正是以這種心情觀看周圍的景色。我看到了水管是色彩豐富的，注意到油泵上印著數字；看到城市路面上，當汽車停下來時，一些黑人小孩拿著臟抹布飛跑過來，要把車窗「擦拭乾凈」；看到穿著短褲和跑鞋的男人，以及淺藍色、泛著金屬光澤的電話亭；我看到牆壁、磚瓦、大塊的玻璃、樹木、狗、黃色計程車、熟食店……我彷彿在觀看平鋪在大地上的一幅完美精緻的風景畫。在畫中，消防龍頭、垃圾桶、磚牆和啤酒罐不厭其煩地一再出現。每條街道，每個街區，甚至我們坐下來喝啤酒或咖啡的地方，都好像在印證同樣的夢想。
我感到這裡的人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一個少年穿著皮夾克，剃光了部分頭髮，頭頂扎著小小的紫色馬尾。有個女孩和一個胖得出奇的女人走在一起。一位穿套裝的男人飛快地從我身邊跑過。一個黑人路過我身旁，手裡的晶體管收音機碩大無比。還有臉色蒼白的長腿女人們，她們戴著耳機和寵物狗一道從我身邊跑過，那些狗彷彿和主人目的相同。在人行道上，這些人和我們擦肩而過。
天色已晚，朋友的妻子下班後，我們一起去了家油酥點心店，這家店外的人行道上也擴出地方賣咖啡，我們在擁擠的店裡找了張桌子坐下。他們問了我幾個有關土耳其的問題，我咕噥著回答了幾句。隨後又是些問題，我又作了回答。如此這般，我試圖說服自己，我已經進入了這個城市的生活。現在，這個城市不單單是喧囂和躁動的夏夜，幽靈般地回應著它所營造出來的虛構世界，它更像個獨特的地方，一個真實的世界，徹頭徹尾都是真人真事。我注視著這些街道，看著後來我無比熟悉的燈光和景象慢慢地從夢境變成眼前的瀝青柏油路。誰能分辨出，哪個世界才是真正的紐約？
不過，還是有幾個夢幻般的景象我永遠不會忘掉。那張白色福米加塑料桌面的桌子支在人行道上，上面擺放著帶點綠色的啤酒瓶和奶油色咖啡杯。我們前面的桌子那裡，坐著一位穿綠色套頭毛衣的女人，她的寬大背影甚至讓我們難以看到路上的人群。路邊石屋的正面在夜色中變得模糊，窗里透出淡淡的橘黃色燈光，正慢慢變成紫色。因為街道狹窄，路這邊大樹的枝葉，遮住了對面的一盞路燈。幾輛大轎車安靜地停在路邊。我不時看到，那盞街燈的白色燈光在轎車上舞動。
夜色已深，沿街桌邊的顧客都已離去，油酥點心店就要打烊。我的朋友打著哈欠，問我是不是已經把手錶調到紐約時間。我告訴他說，我戴了十五年的手錶在飛機上壞了；我把表從手腕上褪下來給他看。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戴過那塊表。
「嘿，夥計們，看看我的新手錶。」一位警察說。
他伸出胳膊。車后座有三個人，我坐在右後窗旁，身邊坐著兩個警察。
「你在哪弄到這麼一塊表？」坐在我旁邊的警察問道。
「在人行道上買的。八美元。」坐在前面的警察說。
「它明天就會壞的。」另一個警察說。
「我已經戴了兩天了。」
我們正在西高速公路上沿著哈德遜河往南行駛，上午我們要趕到法院。一個月前，我遭到了搶劫。搶劫我的黑人青年笨手笨腳，被抓了起來，現在要我去辨認他們的身份。他們對所有的罪行供認不諱，我於是被傳喚去法庭作證。公訴人前一天給我打電話的時候，擔心我對作證並不熱衷，於是為了避免我拒絕作證，她告訴我，早上會有輛警車接我去法庭。坐在我旁邊的兩位白人警察也要去作證。那幾個年輕、笨拙的搶劫犯在搶劫我之後，又在兩個街區之外等待下一個打劫對象，結果被坐在我旁邊的兩位警察抓獲。
進入市區後，交通擁擠，這幾個警察開始討論一部電視劇。從他們的談話中我得知，電視劇里的人物也是紐約警察，他們開著藍白相間的警車四處轉悠，和我們乘坐的車子一模一樣。他們在與同樣的歹徒和毒品販子鬥爭，同樣也感到精疲力竭。這兩個警察在討論電視劇時，把自己想像成劇中的主人公，彷彿劇里描述的就是自己的生活。這讓我想起19世紀那些未經世面的女孩和做著白日夢、心情鬱悶的家庭主婦，她們讀小說時，總是把自己想像成女主人公。這些警察使用的語言和常人不同，很多罵人的話我還是第一次聽說。
過了唐人街，我們到達法院，上了電梯。電梯又往上走了很長一段路程。然後，他們把我帶到了公訴人的辦公室。她不是我想像中的公訴人，而更像是一位溫柔可愛的老同學。她草草地跟我交待了幾件事情，說了句「我馬上就回來」，然後匆匆離開了辦公室。
她的桌子上滿是文件。為了打發時間，我想我不妨看一眼。這是搶劫我的那幾個男孩的供詞。我已經知道他們當時使用的不是真槍，但我還是感到很生氣。他們把我稱為「一個白人佬」。他們用搶了我的二十美元買了可卡因。這時，我意識到我也許不應該翻看這些文件，於是又把它們放回桌上。隨後，我又隨手翻了翻一本擺在桌上的厚書：《公訴人審問手冊》。書里有一部分內容，向我們解釋了為什麼公訴人不能指控某位辯方律師，即使他和謀殺犯串通，拒絕透露屍體埋藏地點。這時候，公訴人回來了。
「你好像並不想做證人。」她說。我們已經離開她的辦公室，走在走廊上。
「我為那些孩子感到難過。」我說。
「哪些孩子？」
「那些搶劫我的孩子。他們會判多少年？」
「但是他們搶了你的二十美元，」她說，「你知道他們拿你的錢買了什麼嗎？」
我們坐電梯下去，法庭就在街對面的摩天大樓里。公訴人把文件抱在胸前，像個大學生。經過其他公訴人時，她向他們打招呼問好，還很友善地跟我說她自己的事情：她是內華達人，在阿肯色州學海洋生物學，只是後來她才找到註定屬於自己的職業。
「什麼職業？」我問。
「法律。」她說。說這個單詞時，她的嘴唇團成圓形。
我們上了另外一輛電梯，又坐了很長時間。沒有人說話，所有人的眼睛都盯著門上方接連閃過的數字。走出電梯時，公訴人在走廊里一條長椅邊停了下來。
「在這兒等著。法官叫你的時候，你就把最後一次和我見面時說的話原樣敘述一遍。」她說。
「我希望這是我最後一次到這來。」我說。
她走了。我沒得到允許進法庭，只好坐在外面的長椅上。過了一會，開車送我來的那兩位警察也到了，也坐在長椅上。但不久，他們又站了起來。我覺得好奇，就走過去問他們發生了什麼事情。
「嫌疑犯到了，但電梯壞了。」一個警察告訴我。
「我很奇怪，他們幹嗎把什麼都招了。」我說。
「因為我們對他們很好，這就是原因。」那個留著淺鬍子的警察回答道。
「但這並不能解釋他們為什麼把其他的罪行也招供了，」我說，「難道這不會加重對他們的量刑嗎？他們會判多少年？」
「每搶劫一次四年，總共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