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所知道的藝術家貝利尼（Bellini），一共有三位。第一位是賈柯坡·貝利尼（Jacopo Bellini），今天，與其說他是作為畫家被人們懷念，還不如說是因為他給世界帶來了兩位更著名的貝利尼。他的長子，詹蒂利·貝利尼（Gentile Bellini，1429—1507），終其一生，都是威尼斯最為有名的藝術家。今天，人們能記住這位畫家，主要是因為他的「東方之旅」及其相關藝術作品，特別是他為征服者穆罕默德所作的肖像畫。他的弟弟喬凡尼·貝利尼（Giovanni Bellini），被今天的藝術史家們推舉為他那個時代最偉大的畫家。眾所周知，他的色彩感對威尼斯文藝復興產生了極大影響，並因此改變了西方藝術的進程。當貢布里希在《藝術與人文科學》（Art and Scholarship）中談及這一情況時說，「沒有貝利尼和喬爾喬內（Giione），就不會有提香（Titian）。」他指的是年輕的弟弟，喬凡尼·貝利尼。但「貝利尼和東方」展所要頌揚的，則是他的哥哥，詹蒂利。
1453年，二十一歲的穆罕默德二世征服伊斯坦布爾後，其首要任務就是將奧斯曼帝國中央集權化，但同時仍繼續入侵歐洲，最終成為世界的統治者。所有這些戰爭、勝利與和平談判，每一位土耳其中學生都能滿懷激情地曆數其名。它們將波斯尼亞、阿爾巴尼亞和希臘的大片領土都納入奧斯曼統治。穆罕默德二世的權力，也因這些勝利而得到了極大增強。愛琴海諸島以及地中海各重要港口歷經了近二十年的戰爭、掠奪和搶劫，最終，穆罕默德二世得償心愿——奧斯曼與威尼斯在1479年舉行了和平談判。談判特使往來於威尼斯與伊斯坦布爾，進行斡旋。穆罕默德二世則向威尼斯人提出要求，希望給他派送一位「優秀藝術家」。威尼斯議院（儘管意味著要放棄眾多港口和大片土地，仍對此次和平談判欣喜不已）決定派遣詹蒂利·貝利尼，當時他正全力投入巨幅作品的繪製，以便用它們來裝飾總督府宏偉的議會大廳牆體。
於是，詹蒂利·貝利尼的「東方之旅」，以及他作為文化大使在伊斯坦布爾度過的十八個月生活，就成了倫敦國家美術館此次小而精的展出主題。展出內容除了貝利尼及其工作室的許多畫作外，還有很多反映了當時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勳章和紀念章。當然，其中心展品則是詹蒂利·貝利尼為征服者穆罕默德所畫的肖像畫。此畫被大量複製、衍變、改版，由其複製而來的圖片成為教科書及許多其他書籍的封面，並進駐報紙、招貼畫、銀行票據、郵票、教育明信片以及漫畫書。因此，一個受過教育的土耳其人看過這幅畫的次數，即使沒有數千次，至少也有幾百次。在奧斯曼帝國的黃金時代，再沒有其他蘇丹能擁有這樣一幅肖像畫了，即使是偉大的蘇萊曼大帝也不例外。這幅畫的寫實手法、簡單的構圖以及陰影完美的拱門，賦予了穆罕默德征服者的光環。乃至於後來，它不僅被看做是穆罕默德二世的肖像畫，更成為代表所有奧斯曼蘇丹的聖像，就像那張著名的切·格瓦拉招貼畫變成革命聖像一樣。同時，那些精心描繪的細節——上唇標誌性的突出，低垂的眼帘，優美陰柔的眉毛，還有，最重要的，就是那消瘦、纖長的鉤鼻——雖然都獨具特色，但也與今天人們能夠在人潮熙攘的伊斯坦布爾街頭看到的普通人，沒有太大分別。那奧斯曼式的鼻子，是最有名、最獨特的地方，它成為非貴族血統的王朝的標誌。2003年，為了紀念「奧斯曼征服」550周年，亞皮·克拉迪銀行把這幅畫從倫敦請到伊斯坦布爾，在該市最繁華區域之一的貝尤魯展出；公車載著成批的中學生前來參觀。更有成千上萬的人排成長龍，懷著只有傳奇才能激發的迷戀心情，渴望瞻仰這幅肖像。
伊斯蘭傳統反對繪畫，特別是懼怕肖像畫，且對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肖像畫發展一無所知。這一切，意味著奧斯曼藝術家不會也不能為蘇丹描繪出同樣逼真的肖像。這種對人類獨特特徵的謹小慎微，不只體現在藝術領域。編寫軍事、政治編年史的奧斯曼歷史學家，儘管宗教條例從無言語描述的禁令，他們也不願意去想像或是描述蘇丹的容貌、特性或是內心的複雜。1923年，現代土耳其共和國建立後，西化運動正在進行中，曾在巴黎生活數年的民族詩人雅哈亞·凱末爾一方面對法國藝術和文學極其熟稔，一方面對本民族文學和文化遺產的懷疑又讓他備受壓抑。他曾非常哀傷地說道：「如果我們有繪畫和散文，我們就會成為另一個國家！」他的話，或許表達了他對那個繪畫和文學所記錄的失落時代的美的追懷。嚴格來說，即便事實並非如此——比如說，當他站在貝利尼的偉大征服者穆罕默德的「現實主義」肖像面前——他還是極為難過地認為，繪製出這張肖像的手，缺乏民族主義動機。這些話，可能引人深深的不快，即一個穆斯林作家對自身文化的深度不滿。同樣，他也相信，很多人都抱有一種幻想，以為去適應一個完全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的藝術品，是一件毫不費力的事。他認為，不管怎樣，人們可以實現這種幻想，而且自己的靈魂不會因之改變。
在「貝利尼和東方」展及其隨贈的目錄中，有許多例子體現了這種幼稚的幻想。其中一幅，是選自托普卡帕宮畫冊里的水彩畫。它被認為出自奧斯曼藝術家思南·貝格之手，且明顯受到了貝利尼肖像畫的啟發。這幅名為「嗅玫瑰的穆罕默德二世」的水彩畫，既非文藝復興威尼斯風格的肖像畫，也不是波斯—奧斯曼的古典細密畫，它總是令觀賞者無所適從。另一位土耳其畫家舍可爾·艾哈邁德帕夏，他的繪畫糅合了東方（奧斯曼—波斯細密畫）和西方（歐洲風景畫，特別是庫爾貝［Courbet］的風景畫）兩種傳統。約翰·伯格（John Berger）在一篇關於艾哈邁德帕夏的文章中，談到了同樣令人無所適從的感覺。儘管他感到，這不安來自於協調兩種不同技法的諸多困難，例如對透視法和沒影點的使用。但同時，他也體會到，世界觀的協調統一才是根本的問題。在這類受貝利尼影響的奧斯曼肖像畫里，惟一用以彌補拙劣手法的事物，是穆罕默德二世正在聞的那枝玫瑰花。但這令蘇丹更不自在。真正讓玫瑰及其芬芳達到其表現效果的因素，與其說是它的色澤，還不如說是穆罕默德二世那隻醒目的奧斯曼式鼻子。如果我們知道畫這幅水彩畫的藝術家，事實上是生活在奧斯曼人當中的法蘭克人，或者確切地說，極可能是一個義大利人，那麼我們就會再次想到，文化影響是雙向的，它的複雜性難以估量。
另一幅畫的確是貝利尼的作品，它以超乎尋常的優雅隱喻了富有人情味的東西方故事。這在政治上是否可行，引發了學術界的爭論和關注。這幅異常質樸的水彩畫，和細密畫差不多大小，描繪的是一名盤腿而坐的年輕男子。畫中戴耳環的男子，手握鋼筆，低頭書寫，但紙上卻空無一字，因此我們無法確定他是一名畫家還是抄寫員。但從他那面部的表情，專註的目光及嘴唇的形狀，甚至從其左手自信地護著膝蓋上的紙張的模樣，我可以立即看出，他正全神貫注地沉浸在工作之中。他將全部心神傾注在這張空白的紙上，完全忘掉了自己，這令我敬佩不已。我覺得他是那種能將工作（不論是繪畫，或是文字）的美妙和完美置於一切之上的人。他是一位只有完全投入工作，才能夠體會到極致快樂的藝術家。畫家很明顯對他所描繪的對象抱有同情之心，我很欣賞這點，這也讓我越發欣賞這位年輕侍從的白皙面容之美，他還沒有長出鬍鬚來呢。征服者穆罕默德喜歡年輕貌美的男子，為了他們不惜冒政治風險，還命人為他們做畫。第一個發現這一事實的人，是伊姆羅茲的半官方歷史學家克瑞托沃勒斯，後來又有許多西方基督教編年史學家發現了這一點。從那時起，良好的容貌就是入選奧斯曼宮殿當侍從的重要因素。年輕畫家的美貌，以及他專註於自己所繪事物之美的樣子，再與地面及其身後牆體的簡樸相結合。這一切，都賦予畫面一種神秘的氛圍，我每次觀賞時都會有這種感覺。當然，這種神秘氛圍，很大程度上也與年輕人正專心凝視的那張白紙有關。這位俊美的畫家，能以如此專註之心來思索他將要描繪之物，這就意味著，那幅圖像對他來說早已是成竹在胸。從他的畫筆觸及畫紙的方式，從他的坐姿，從他嚴肅的表情來看，我們就知道，年輕人非常清楚他要做什麼。他周圍空無一物——沒有靜物、繪畫課本、素描草圖、石膏像、人體模型或者景緻，來顯示他心中想畫之物究竟是什麼。我們覺得，似乎五百二十五年前凝滯的這一刻就要結束，就在下一刻，畫家就會移動畫筆，他俊美的臉龐就會快樂無比地揚起，彷彿看著另外一人的畫筆，在紙面遊走。
一個世紀之前，1905年，這幅畫還在伊斯坦布爾。如今它已屬於波士頓伊莎貝拉·斯圖爾特·加德納博物館。多年前，我流連於這座博物館的提香和約翰·辛格·薩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的作品。在頂樓一個角落裡的陳列桌上，我發現了那位年輕的畫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