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這棟有九十五年歷史的老建築面前，我滿懷敬意：如同那個時代的很多建築，它沒有刷塗料，斑駁灰坑隨處可見。那陰暗污穢的外表就像得了某種嚇人的皮膚病。歲月、荒蕪、衰敗的殘痕是這棟建築留給我的最初印象。但當我看到那小小的中楣、設計精巧的葉片和樹木圖案，以及左右不對稱的藝術裝飾時，我就立刻忘掉了它那慘淡的外貌。我想到的是這棟建築曾有的快樂和閑適的時光。這棟樓的排水管、護牆板、中楣和屋檐之上已經滿是裂縫和破洞。仔細打量了幾個樓層，其中包括底層的商鋪，我發現，一如大部分百年樓房，它最初也是四層建築，現在頂部的兩層是二十年前加上去的。這兩層樓的各扇窗戶上都沒有中楣、也沒有厚厚的護牆板，正面也沒有精緻的手工雕飾。它們甚至與下面的樓層高度不等，窗戶的排列也不盡相同。通常這些樓層都是草草添加上去的，人們借口家庭人口增多，或者鑽法律的空子，而貪污腐敗的市長往往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或許乍一看，它們相較毗鄰的那些一個世紀前的樓體還要顯得時尚、乾淨很多，但二十年後，內部就會比下面的舊樓層破舊、衰敗得多。
抬頭看看那些小凸窗——這是伊斯坦布爾傳統建築師的標誌性簽名，凸窗向外伸出三英尺，懸在街道上空——我往往會看到一個花瓶，或者某個正在盯著我看的小孩。我會下意識地去計算，這棟樓大約建立在八百五十平方英尺的地面上，它的可用空間究竟有多少呢，它是否符合我的需要。我來看樓房其實並不是為了安家；我為了一個奇怪的目的來尋找伊斯坦布爾最老的街區——那些兩百年前的街道：加拉塔、貝尤魯、奇哈格的后街，希臘人和美國人曾經居住在那裡，在他們之前還有熱那亞人。我是把它當做一本書或一個博物館來尋找的。
我從街對面望著這棟樓的時候，身後商店的雜貨商走出來，和我談起這棟樓——它的狀況如何，有多少年歷史，樓主是誰——並清楚地告訴我，樓主托他代為管理，於是他就成了樓主的耳目。
「我能進去看看嗎？」我有些急切地問道，我不想沒有得到住戶的允許，就走進一棟陌生的屋子。
「直接進去吧，兄弟，直接進去看吧，別擔心！」那位老於世故的雜貨商大聲說道。
儘管那是一個炎熱的夏天，寬敞的門廳卻格外陰涼（後來人們再也不修建這麼高大的穿堂廳了，即使富人區的樓房也是如此），我再也聽不到外面破舊街道上孩子們的哭喊，還有對麵塑料製品和器具店的噪音，它們距離這裡只有幾步之遙。所有這些都使我意識到，這一地區的房子都是依據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理念建造的。我爬到二層、三層，並在身後那位好奇的雜貨商的慫恿下，把喜歡的房子，挨家挨戶地看了個遍。住在這裡的人，或許不是同一家族的，但他們都來自安納托利亞同一個村落，家家戶戶的門都沒有上鎖。我在這些公寓之間走走看看，貪婪地記下了看到的一切，就像用相機在拍攝一部無聲的電影。
在通向穿堂大廳的一間公寓外，我看見一位婦女在靠牆的一張舊床上打盹兒。在她沒來得及從昏沉中清醒過來、近距離看清我之前，我已經邁進了鄰屋（它們之間沒有走廊），房間內有四個五到八歲的孩子，正擠在小沙發上看電視。沒有人抬頭看我；擱在沙發上的光光的腳趾頭，正隨著他們觀看的冒險電影有節奏地抖動著。
這擁擠的房子猶如炎熱的正午一樣寂靜，我走到下一個房間，看到一個女人，她讓我立刻想起我以前不得不常常彙報姓名、階層、身份證號的那段日子。她手裡拎著個大茶壺，皺著眉問道：「你是誰？」身後的雜貨商替我解釋的當兒，我留意到，這位婦女忙碌的屋子其實並不適宜做廚房；這個狹窄的空間只有一個入口，要到這兒來，必須穿過另一個房間。一個上了年紀的男子穿著內褲在那個房間休息。當然，我非常清楚，這種構造顯然不是樓體的最初設計。我試圖想像這樓層過去的樣子，卻對那個穿著內褲的男人所在房間的整體模樣有了認識；我觀察到那些牆面像這座樓的所有其他房間一樣（雜貨店的牆面除外），油漆和石灰已經剝落，到處破敗不堪。
通過街區人們的閑聊，以及那位雜貨商的熱情指導（他現在已從一名有用的中間人變成了房地產經紀人，同時仍是一位收取傭金的不動產經紀人），我在接下來的一個月，參觀了那個地區的數百座老公寓——所有來自通傑利的庫爾德人居住的街道；加拉塔的羅姆人住區，那裡的女人和孩子們清一色坐在門廊上，看著過往行人；還有小巷子，一些無聊的老女人總愛趴在窗邊向下叫喊，「幹嗎不讓他上來，看看這裡喲？」我在這些地方看到了幾近坍塌的廚房、被隨意一分為二的舊起居室、台階磨損嚴重的樓體，還有那些被地毯遮蓋的裂了地板的房間；我看到過儲藏室、器具店、餐廳，還有很多破舊的豪華公寓——它們的牆體和天花板上有精美的石灰雕飾，現在大多變成了燈飾店；空蕩蕩的建築物在慢慢落敗，要麼是沒有主人，要麼是樓主已經移民，或是陷入了財產糾紛；有些房間擠滿了孩子，就像堆滿物什的碗櫥；陰冷的底層，潮濕的牆體發出霉腐的氣味；地下室里，有人仔細地堆滿了木棒，有的是從樹下撿來的，有的是從垃圾箱或后街拾來的，旁邊還堆著鐵塊和其他垃圾；台階高低不等的樓體；漏水的天花板；電梯、照明燈一概損壞的樓房；當我走在樓梯上經過一些人家，經過一些人們仍在床上睡覺的人家，那些圍著頭巾的婦女總愛從門縫裡打量我；人們用來晾晒衣服的陽台、寫著「禁止亂丟垃圾！」的牆面、孩子們玩耍的花園；還有各家千篇一律的大衣櫃，他們使卧室的其他一切都顯得狹小局促。
如果不是我一間一間地看過這麼多房屋，我決不會如此清晰地發現人們在家裡常做的兩件基本事情：（1）伸展四肢，躺在椅子上、沙發椅上、沙發里、鋪著墊子的長凳上或在床上，然後開始打盹；（2）整日看電視。他們經常同時做這兩件事，一邊還要抽煙或喝茶。在這些基本上有著相同房產價值觀的城區，建築物內給予樓梯的空間就顯得過多了；我發現幾乎沒有房屋能夠擺脫這種設計。有很多房屋被樓梯佔去了大量面積，臨街的房屋僅有十五到二十英尺見方，後面就沒有房屋了。看到這些，我不禁想到，如果忽略城市中這些屋子正面、樓房和街道，而是變魔術似的使這些成百上千的樓梯和樓梯間顯露出來，那會是怎樣的一番景象呢；這麼一想，我看到伊斯坦布爾的房產分割開來竟是密如森林般的秘密樓梯。
看到最後，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儘管樓房正面都是些小而簡樸的居室，它們是由亞美尼亞建築師和承包商在一個世紀前為希臘人、黎凡特人建造的，但它們如今卻被派上了有趣的、截然不同的用場。這是它們的建造者始料未及，甚至無法相信的。多年的建築專業學習使我認識到一件事情：建築體現著建築師和購買人的夢想。在上個世紀初，憑空構想出這些樓房的希臘人、亞美尼亞人和黎凡特人被迫離開之後，這些房子漸漸反映出後來居住者的想像力。這裡，我想說的，不是那種建造了房屋和街道、賦予城市以某種特殊面貌的積極的想像力。我說的是一種被動的想像力，它屬於那些來自遠方的人們，這些人來到這裡，面對著已經呈現出某種面貌的街道和樓房，為了適應這種風貌，於是改變了自己的夢想。
我可以把這種想像力，比做一個孩子在午夜時分上床之前，走在漆黑的房間里，透過牆上的陰影看到的某些幻象。如果他睡在一個陌生、可怖的房間里，他就會把它想成某些熟悉的東西，使它不至於過分可怕。而如果他在一間乾淨、熟悉、令他感到安全的房間里，他就會把幻象比做某個神話中的可怕生靈，來為自己編造一個夢幻世界。在這兩個例子里，他的想像力所依照的，都是身邊這個偶然出現、支離破碎的影像，從而為自己建造一個符合所處場景的夢想世界。因此，對一位想要在空白紙上創造新世界的人來說，想像力是不可靠的，它只對那些渴望適應現存世界的人有用。上個世紀伊斯坦布爾經歷了移民潮，工廠企業從一個地方搬至另一個地方，新一代土耳其中產階級的產生，還有西化的夢想，它促使許多人拋棄這些樓房和敗落的房屋，取而代之的是來自其他地方的移民。在伊斯坦布爾，你隨處可見這種入鄉隨俗的第二想像力。有些人新建了隔間；有人把樓梯間或小凸窗變成了廚房，把門廳變成了儲物間或客廳；有人在某些最意料不到的地方擺張床，擺個衣櫃就能增加生活空間；有人將牆體、窗戶堵上，或在牆面上鑿出新的窗戶和門，或鑽一個穿牆而過的孔洞；有人在樓房裡裝了爐子，管道彎彎曲曲爬滿牆體和天花板，有人藉此將這些地方佔為已有。在一個世紀前建造這些樓房的建築師眼裡，這些人都是徹頭徹尾的外行。
我談到空白紙張並非偶然。我曾在伊斯坦布爾科技大學讀過三年的建築學，但我沒有畢業去成為一名建築師。如今我認為，這和我在那些白紙上塗抹的浮華的現代夢想有很大關係。那時，我知道的就是，我不想成為一名建築師